自然与心性的融合

善恶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议题之一，先秦以来孔子、孟子、荀子、杨雄、韩愈等均从观察、归纳和解释经验现象出发，聚焦人性善恶的讨论。及至宋儒，始从理气、阴阳等超经验范畴讨论善恶。朱熹善恶思想集理学之大成，结合了宇宙本体论和心性论，从自然和心性双重视角阐释善恶，突破社会伦理层面，实现了善恶本体意蕴的哲学建构。

理气与善恶的生成

朱熹继承二程“善恶皆天理”的观点，以“气禀说”解释现象世界的善恶差异。他的宇宙生成论赞同周敦颐的太极生阴阳、阴阳生万物之说，又将宇宙的最高本体表述为理，其中产生阴阳二气而化生天地万物。首先，朱熹论善的视角有“纯粹至善”的本源之善与“继之者善”的末流之善。《朱子论太极图》中阐释了周敦颐提出的“五性感动而善恶分”的观点，“天地之性，是理也。才到有阴阳五行处，便有气质之性。于是便有昏明厚薄之殊”。万物在形成过程中所禀之气的不同，导致从本体到现象发显中的善恶差异。其次，恶非生而有之，乃善之亏欠处。造化天理中直接禀得皆为善，有过差不能善的则为恶。朱熹说：“但善是那顺底，恶是反转来底。然以其反而不善，则知那善底自在，故善恶皆理也，然却不可道有恶底理。”禀天理而生本当皆为善，只是出于种种原因不能为善而成了恶。比如淫溺贪欲这些恶，最初也是从恻隐上发出的。天理发于万物之中，若善为主导则可以为善，若发而有差，被恶主导了去，或用之不善而为恶。道理、物事本是一样的，但由于人加之的影响不同，事物显现的善恶结果亦不相同。最后，朱熹以“气禀说”解释现象世界的善恶差异。朱熹说：“性是天赋与人，只一同；气质所禀，却有厚薄。”人性本源是相同的，有人仁厚知礼，有人薄情寡义；有人聪慧，有人愚钝，是各人的气禀不同在起作用。气禀是造成异类差别、同类差异的最主要原因。

善恶同源

善与恶同源是朱熹处理二者关系的大前提。首先，在善恶生成的时间顺序上，朱熹主张善先恶后。《朱子论太极图》中说：“竖起看，皆善，横看，后一截方有恶。”天理之中浑然至善，未尝有恶，恶必是后于善而产生，乃万化流行之时，或有安顿不着，有所偏差或不能成善都成了恶。朱熹在《孟子集注》中说：“发而中节，即无往而不善；发不中节，然后为不善。”其次，在善恶宾主问题上，恶生出后具有独立性，不受善的管制。善恶各自生成后存在于事物中，势均力敌，由此事物得以保持自身相对稳定的状态。理为宇宙本源，但直接生物的却是气。一方面气为理限，气不违理，气之酝酿凝聚受到理的规范和限制；另一方面气强理弱，恶既生出，便由气来主宰。当万物经由气聚而成，理虽寓于其中，但已无法左右事物的善恶。朱熹将理气关系比作父子、君臣之关系：“如父子本是一气，子乃父所生；父贤而子不肖，父也管他不得。又如君臣同心一体，臣乃君所命；上欲行而下沮格，上之人亦不能一一去督责得他。”再次，善恶并非天然的矛盾。朱熹注重物与物之间的相对关系，认为物必有对，如阴阳、动静等，然而在善恶相对问题上却有独到的看法。朱熹说：“本然之性，固浑然至善不与恶对。”在恶产生之后，善与恶自然构成一对矛盾。然而穷至宇宙之本源乃纯然至善，何其有恶？所谓至善无对。钱穆在《朱子新学案》中说道：“谓善无对，指其原始言。有恶与善相对，此善则仍是原始之善，非又别有一善来与恶相对也。”可见，无论穷极本源之善还是末流之善，宇宙之间只有一善，亦如宇宙之间只有一理。朱熹将天道之善与人道之善视作同源一体，则在善之本体意蕴上实现了自然与心性的融合。

天命与气质之性

心性论是朱熹善恶本体思想在社会伦理中的重要体现。天命与气质、道心与人心、天理与人欲等密切相连的辩证关系是心性论的重要论题。第一，朱熹坚定地沿袭二程性气兼论的思想。若只论本然之性是至善的，而不论及气质之性，就无法说明事物的差异性；若只论气质之性，而不围绕事物本原探讨，则虽知气质不齐备是万物各异的原因，但对万物本质同源同善问题上的思考就不能真正深入且透彻。孟子已见得性的本质是善，却没有论及善恶在现象世界不同的原因。自孟子以后，没有人能再如此真切地看到性的本质，直到二程受到周敦颐《太极图说》的启发，提出：“性即理也。理则自尧舜至于涂人一也。”性和理都是对本质的指称，理是泛指人与物所共有的本源，属于人的本质则称为性。第二，心有道心和人心之分，发于义理之公谓之道心，生于形气之私则谓之人心。心是人知觉体验的载体，人依赖心来调节自身的行为，以此应对外界事物。知觉从理上发来，便是仁义礼智之心，显现出来便是道心；若知觉从形气上发来，便易与理相违背，显现出来便是人心。第三，道心和人心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自人心而收之，则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之，便是人心。”圣人也有人心，就如饮食饥渴，凡人也有道心，就如恻隐之心，关键是何者为主宰决定了此心的善恶。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说：“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乃善也。”人心在道心的节制范围内能够通达性命之理，虽还是人心的功用，实际上也是道心的体现。本体的心是天理的显现，流于不善即是人欲。天理人欲在几微之间，朱熹所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并非反对人的正常需求，而是主张将欲望节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使人心更多地为道心所主宰。

人与自然同善

朱熹强调仁在万物生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将仁的涵义提高到宇宙本体论高度，以探究善恶的本源，达到“性善论”的高峰；此外，又将仁的自然涵义引入社会道德意涵中，体现出儒家传统天人合一的观念。朱熹认为，不论是从社会道德角度，还是从宇宙运行规律角度，善恶都具有共同性。朱熹著《仁说》，通过仁架设起沟通宇宙自然和伦理道德的桥梁，寻求人性同宇宙自然之精神本质上的联结点。钱穆曾说朱熹使得“天与人、心与理，皆从此仁字上合一”。一方面，朱熹把北宋儒者注重天地生物的思想加以阐发，吸收并发展了二程“善由生生”的观点，“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谓元者善之长也”。因元能滋生，故有元亨利贞之四德；而仁有生生之效，故有仁义礼智在社会伦理德行上的发用。朱熹说得明白：“仁是个生底意思，如四时之有春。彼其长于夏，逐于秋，成于冬，虽各具气候，然春生之气皆通贯于其中。仁便有个动而善之意。”尊仁为德行之首，就好像春之为春夏秋冬四时之首一般。天地之德透过仁而衍生到各种德行之中，万化之善、万般美德皆由仁之生生而出。另一方面，朱熹从本体论角度来诠释善恶的来源，又将仁的自然涵义引入到社会道德内涵中，认为天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来源，人心中具有的善念和道德原则皆是天赋而来的。朱熹阐释了人性之善恶同节气等自然界现象所具有的融通之处：“日月清明气候和正之时，人生而禀此气，则为清明浑厚之气，须做个好人；若是日月昏暗，寒暑反常，皆是天地之戾气，人若禀此气，则为不好底人。”

朱熹对善恶本体难题的回答，虽然存在“本体一元，现象世界二元”的矛盾，但是他力图建构起自然与心性相融合的完备善恶思想体系则是前人所未发的。从哲学角度阐释恶的来源，较好地解决了前人关于善恶的理论没能解决恶之来源的问题。“气禀说”为儒家教化思想与为学工夫找到了哲学上的有力依据，社会教化与人为学的目的，就是要变化气质，不断恢复善性，追求纯然至善的圣贤之道，以求达到一种自觉地履行道德原则，使人心服从道心，实现人与自然同善的境界。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