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人说话，而是话说人。”福柯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话语对我们个人叙事的异化作用。在尼采那里，上帝死了——尼采要与西方的文化传统彻底决裂，高扬个人主体性存在的大旗，呼吁人们做“超人”。而在福柯这里，“人死了”——主体性被消解了。现代西方文化所赖以展开的基本假设，即关于独立自主的个人意识主体的信念，开始坍塌。按照福柯的观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完全被话语所标示、与话语相交织，一切人间的事物都要被话语所塑造。话语就是指已经被他人说出的话，是关于已有的事物的话语，是对已有的事物或确认或质疑的话语，是已经成形的作为社会基本机制的话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生活的这个历史的文化的世界不可能脱离话语的规范作用，因为话语已经成为、而且还将继续制约着这个世界的基本结构。因此，已经说出的话语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决定以后说出的东西。所以在福柯看来，人实际上是受话语支配的，不是人说话，而是话说人。福柯否定作者是自由的创造主体的观念，而把作者看做是某种话语生产的功能执行者。作者在写作中消亡。剩下的只有文本。
“我们的文化改变了把口头或书面叙述作为抵御死亡手段的观念。写作现在是与牺牲、与牺牲生活本身联系在一起的。它是一种自我的自动泯灭。自我不需要体现在书本中，因为它出现在写作者的日常存在中……另外，写作与死亡的联系还表现为作品彻底抹去作家个人的特征；写作者在自己与他写的文本之间制造的矛盾，抹去了他独特个性的标记。”
作者是话语的功能，即是说作者并不是独立的主体，作者在写作中死亡，作品或者文本中已经很难见到作者个人的印记。因此，福柯终生致力于通过知识系谱学的研究，批判性地揭示文化机制对于个人的身体和情感的压迫与规训。福柯最著名的研究主题包括性经验的历史、监狱、精神病与精神病院等。在这些地方他都发现了现代知识体系作为社会的最基本的控制手段，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时时处处发挥着作用。
分析语言学和解释、接受的语言论目前似乎已经不再是学术论争的中心；后现代主义如今成为“语言转向”后最耀眼的一种“主义”。当然，俄国巴赫金的“语言狂欢”、“多音喧嚣”，以及后弗洛伊德的“镜像”理论和“欲望生产”说的碎片被整合进后现代主义语言理论后，语言转向在中国事实上是转向了后现代主义的语言。这种先锋性批评语言，拒绝将自身意识形态化，而力求保持自己的“平面化”、“反信仰”的立场。它抛弃任何诗化倾向和升华净化之类的浪漫色彩，而向日常生活语言靠拢，一面反抗主流权力话语的束缚，另一方面又力求保持自己的前卫性，同时设法与大众化的流行的“伪艺术”相区别。正因为此，后现代文本并不是作者或批评家思想情感的摹写，也不再是具有内蕴的微言大义。相反，只使人感到语言对自身的层层剥离。不是人说话，而是话说人，让无意识自然本能地流出，直接地呈现在文本中。这样，终于用语言操作消解了意识、深度、所指。甚至，在语言的表征边界泛化以后，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模糊了，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对立、小说与非小说的对立、文学与哲学的对立、文学与其它艺术部类的对立统统消解了。语言不再测量深度，而只在凡俗的表述中以文字写满纸张。
但是这种“平面化了的”语言，并不能表达人类对深度意义的追求。平面化的结果，只能是精神世界的坍塌。在威尔伯看来，现代性对“我”、“我们”和“它”三大领域的分化走向了分裂的恶果。对宇宙三大领域的分化是现代性的重要成就，可惜现代性没有超越并包含这种分化，没有用深度更高的全子来整合三大领域，结果造成了宇宙的坍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回归主义者要回到前现代主义的混沌状态。这是回归主义者忽视了现代性对“我”、“我们”和“它”三大领域的分化，仅仅看到了三大领域割裂的消极结果的产物。回归主义者要回到混沌未分的状态，结果反而往往陷入以某种话语取代其他两种话语的泥潭，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三大领域的争夺和分裂。所以一味地回归实际上是宇宙进化过程中的倒退。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似乎是：在增加广度的同时增加深度。叙事心理治疗目前的思路似乎只在平面上做文章，在深度上的意识自觉和实际努力都远远不够。
叙事的深度
如果说拓展叙事的广度，可以打破中心和边缘的界限，为个人生活故事开拓新的领域和新的可能性。而拓展叙事的深度，则可以对意义的象征性生成过程进行探索，有助于我们寻找个人生活的依据和信心。后现代思潮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打破中心和边缘的界限。在叙事心理治疗当中，这种努力体现为对支配叙事的反叛，以及对本地知识的尊重。从价值观的角度来看，叙事心理治疗认为，本地叙事和支配叙事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应该做自己生活故事的作者，每个人的叙事视角和意义参照框架都是切实有效而且合理合法的。这样一来，有支配作用的主流叙事不再是关于生活真相的唯一合法的叙事，生活叙事成了多元的。于是大大拓展了叙事的广度。广度越大，深度可能越小。所以这种解构在打破主流话语霸权的同时，让本地的叙事显得非常肤浅。叙事心理治疗必须面对个人叙事的合法性问题。这也就是本地叙事的深度问题。
本地叙事的深度，从根本上说就是“超越并且包含”生活体验的能力。按照威尔伯的理论，全子的深度越大，它“超越并包含”其他全子的能力就越强。分子的深度高于原子，所以分子能“超越并包含原子”；细胞的深度又高于分子，所以细胞可以“超越并包含分子”。原子的广度很大，但深度不大；分子的深度大于原子，但在数量上要少于原子。“超越并包含”的关系不是一种替代关系。破坏了原子，分子就不可能存在，因为分子必须由原子组成；破坏了分子，原子还可以存在，但是它的深度就大大降低。如果我们把主流叙事比作细胞，那么个人的本地叙事就是原子。后现代解构了主流话语，就如同破坏了细胞，作为原子的个人叙事当然可以存在，但是它们的深度就大大降低了。所以说，如果后现代主义在打破主流话语的同时不能提供一个可以超越并包含主流话语的深度更高的全子，那么这种批判实际上就成了一种倒退。
建构主义面临的一个根本性挑战，就是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脱离开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参照，每一个单独而孤立的个人叙事就会变成无边大海中一个个精神的孤岛，失去与世界和他人的联系，那么叙事如何可能获得任何一种“人的”意义呢？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