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治型的精神分裂症病患也可能以明显失序的人际关系为主要表现。这些病患除了罹患精神分裂症之外，常常也同时有严重的性格障碍。临床工作者有时候会忘记每位精神分裂症病患也有他们自己的个性，这些性格问题可能会导致不遵从医嘱服药、与家庭成员或周遭其他的支持者疏远、否认患病的事实，以及无法在职场发挥功能。住院病房或日间留院可能是理想的场所，可在此评估这些伴随精神分裂症之性格面向，并了解病患不遵嘱服药的背后原因。
大致上，精神分裂症病患的全日住院或部分住院治疗，同样也依循第六章所说的原则。经由投射认同，病患试着在治疗环境中重建他们的内在客体。治疗成员包容这些投射，并且提供新的关系模式，让病患再内化。此外，在“此时此刻”的治疗情境中，病患出现不良的人际互动模式时，当下立即会被告知。
这章节所提到的许多治疗原则，在下面的例子中有详细的说明：
H 先生，一位二十二岁的单身男性，来自美国东南部，有三年的精神分裂症病史，门诊药物治疗或短期住院的效果不彰，因而在父母的陪同之下，被转介到精神病院住院。当问及他遭受到的困扰时，他如朗诵祷文般地念出一连串的身体症状，几乎全身上下都有问题，但他一概否认有任何精神上的问题。当他得知即将要住进精神医疗机构时，他不愿签署住院同意书。经由院方再三保证说精神评估也包含了完整的身体与神经学检查，他才同意住院。
病患的心思完全沉浸于身体症状，因而妨碍了精神病史的询问，还好他的父母可以填补这些缺少的数据。H 先生是这对高成就父母的第三位小孩，父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公司总裁，而母亲则在学校担任重要的行政职务。他的哥哥毕业于一家有名望的医学院，而他的姊姊则是在商业管理课程表现优异的研究生。病患本身曾短期就读大学，但在发病后被迫离校。他对宿舍里的杂音过度敏感，也表示很在意别人谈论到他。他最后要求回家，这样才不会被宿舍里的其他年轻人羞辱，他声称他们在半夜时叫他“失败者、同性恋、疯子”。
离开大学后，H 先生回家跟父母同住，他要求父母陪伴的时间愈来愈多。当他父亲早上要出门工作时，病患总是会跟着父亲跑出门外，有时甚至跳到车盖上，阻止他离开。他也会在半夜将父亲叫醒，要求父亲听他滔滔不绝地抱怨身体不适。他一再指责父亲忽略了他，不停地说：“你要怎么帮我解除痛苦?”。 H 先生已经看过许多专科医师，而且通常在同一专科里看过好几位医师，但并没有诊断出任何身体疾病。他坚持父母需要不断地“监看”他，好让他们知道他身体症状的起起伏伏。H 先生的父母相当爱他、关心他，也想迎合他的要求，愿意花长时间陪伴。曾经有一次，他的父亲坐着听他诉说他身体的不适，长达十个小时而没有休息。
H 先生也持续听到一些责备他的声音。有一次，他在街上攻击陌生人，因为他相信那个陌生人说些有关他难听的话。H 先生曾经住院过两次，各住了几星期，并且在不同的时间服用过四种不同的抗精神病药。每一次病患都自行停止用药，因为他不认为自己有精神问题，也不需要服用精神药物，况且药物的抗乙酰胆碱(anticholinergic)副作用困扰着他。
住院后不久，精神状态检查显示他持续有幻听，虽然他并不抱怨他“听到声音”。当然，他确信有人真的在跟他说话。在住院头几天，有好几次他很生气地质问其他病友，因为他觉得病友在嘲笑他，而病友全都郑重否认在谈论他。此外，H 先生很难好好地想事情，因为受到思考中断(blocking) 与离题(derailment)等思考形式障碍(formal thought disorder) 的干扰。他会句子只说到一半就打住，转换主题，然后又讲到别的事情去。
H 先生在医院显得相当焦虑，因为没有一个工作人员能够像他父母一样地“监看”他的身体症状。不出所料地，病患试着要在治疗环境中创造出和家里一模一样的情境。他对他的医师与主要护士发展出强烈的移情依附，期待他们可以花全部的时间来陪伴他。当医师跟他会谈完要离开病房时，H 先生试图跟着医师跑到门外，就像他试着阻止父亲出门去工作一样。
身体与神经学检查没有发现明显的异常。经过详细的精神评估，治疗团队建立一个解释性的整合陈述(formuiation)。病患的迫害妄想以及执着于身体症状的背后，是强烈的自卑感。由于H 先生自身能力上的局限，使他无法与家中其他高成就者相竞争，因此他从小就觉得自己像是家里的“害群之马”。为了维系一定程度的自尊，H 先生认同了“受害者”的角色，亦即自己被身体疾病所拖累，而无法有令人满意的表现，然后他将他在学校与其他工作的失败都归咎于他的身体疾病。
对身体症状的过度关心成为他思考的凝聚点，以免精神病性碎裂(psychotic fragmentation)或自我分解(selfdissolution)变得更严重。经由内射与投射作用，对身体症状的执着联结到别人嘲笑他的偏执知觉。早年，H 先生内化了他父母的期待与要求(成为迫害的客体)，因而街道或走廊上那些他认为是在说论他的陌生人，成为他投射到周遭环境里的迫害客体。当迫害者经过再内射，以各种疼痛与痛苦的形式变成了内在的迫害者，需要立即的关注。因此病患觉得自己的外在环境和身体内部都饱受折磨。
在神经生理学层面，H 先生无法过滤不同的刺激，因而混合了各种不同来源的疼痛和苦恼。最后，身体化(somatizing)发挥了另一项功能：这是病患所知用来维持客体关系的唯一方式，并以此免于严重的分离焦虑。显然地，病患对任何诊断评估或照会医师所建议的治疗几乎都不感兴趣。对他而言，这些发现与建议的重要性远不及他所在意的：他需要被持续地“监看”。病患如诵经般地抱怨身体不适，其实并不是真的要让周遭的人用比较和善的方式来对待他；更确切地说，其目的在于维持一直有人在关心他，好让他不须去面对被遗弃的焦虑。吊诡的是，他连珠炮一般的抱怨易于引发相反的反应，那就是让人远离他。一开始，治疗团队试着用药物来控制H 先生的正性症状，然而，病患顽固地拒绝药物，因为他联想到以前医生说他的痛“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有鉴于H 先生需要藉由强烈专注于身体症状，以维持自尊和保持清醒，他的医师向他保证，没有人质疑H 先生痛苦的严重程度。医师运用生理与心理的观点来解释他的疾病，并进一步解释说疾病的生理表现之一，是无法过滤来自外在环境与身体内在的刺激。经由这种卫教方式，医师终于说服H先生抗精神病药值得一试，因为它对于“过滤系统”有益处。病患同意服药后，他的思考障碍大幅地改善了，使他跟工作人员及其他病友的谈话更流畅。尽管服用药物，他的幻听仍然持续着，但频率和严重程度都减轻许多。
接下来治疗团队试着经由充当辅助性自我的角色，来修补病患的自我缺陷（ego deficit)。例如有一次，一位护士在医院病房中一个封闭的房间与H 先生会谈，当时他开始宣称有人在走廊外面谈论他，为了证实没有人在那边，护士打开门并且和H 先生一起走到走廊上，接着跟病患解释疾病使他听到发自内在的声音，但听起来声音好像来自外在一般。稍后，在团体治疗中病友给予相同的回应，又增强了此次治疗的效果。
这位病患一开始被排除于病房的团体治疗外，因为这种治疗模式的刺激太多了。然而在药物治疗使他稳定之后，H 先生开始参加这个团体，并且常会提到他担心别人在谈论他，其他病友郑重否认有这种情形，他们都鼓励他每当听到声音时，可以去“检查看看”。当这位病患了解声音确实发自于内在，他对其他病友及工作人员充满敌意的指控，逐渐转变成温和的探询。
当H 先生的正性症状控制得更好时，治疗焦点转移到他失序的人际关系。病患试图与他的医师建立如同与父亲之间的关系。医师发现自己花在H 先生身上的时间，远多于其他的病患。诸如H 先生抱怨他有腹泻、胃痛、关节痛等紧急状况，使医师无法安心离开H 先生及病房。有一天当H 先生狂乱地跟着医师离开病房，并且一路跟到人行道上时，这位医师才了解到这位病患在医院里复制了他的家庭情境。H 先生觉得好像他的医师只要注意他就好，完全没想到其他的病患也同样需要这位医师。医师于是告诉H先生，对于医师要花多少的时间在他身上，他必须降低期待。这位医师对H 先生解释，他会安排固定的30分钟来与他会谈，但不会在其他时间与他碰面。这种设限的治疗方式让病患感觉应得的权利得到保障。
这种治疗方式提供了新的客体关系模式，让病患可以加以内化。H 先生体验到新客体仍旧关心他，但也有所限制，而修正了原本的客体关系模式：过分要求且爱抱怨的自体与过度溺爱的客体所组成的关系。新的客体经验同时也相对应地改变了病患的自体表征。虽然一开始有点受控，但病患变得更能忍受医师不在的情形，也更能接受他对别人的期待是有所限制的。再者，H 先生在人际关系上所遇到的限制，让他可以与医师讨论他的分离焦虑。H 先生开始表示他担心如果没人照顾他，那他的基本需求将得不到满足。
当病患能够说出这些心理上的担忧时，他被转介到一位不隶属于医院的个别心理治疗师。在心理治疗的早期，病患仍大量地抱怨他的身体症状。病患的心理治疗师充满兴趣，很关心地倾听这些叙述，能够同理他为何将焦点放在身体而非心理层面。然而，治疗师仍不时会表示他实在无法帮助病患处理这些病痛，因为他无法比医院的治疗团队与照会医师们做得更好。在建立信任关系后，病患开始谈到在家中所感受到的深沉自卑感。虽然他的兄姊在学业上表现出众，但他唯一的特点却是罹患各种奇怪的病痛，让他无法有同样的成就。病患否认精神方面的疾病，缺乏心理悟性(psychological mindedness)，对他的症状也缺乏好奇心，这些都让治疗师决定采取主要是支持性的治疗方式。在这情境下，令人惊讶的是，病患最后能够广泛地探索对于自己与在家中地位的感受。
治疗计划的另一部分，是让病患与一小群同侪参与社交技巧团体。在此环境中，他可以接受温和的面质，例如他的个人卫生、交谈时答不好问题、自我沉浸，与忽略他人的需求。当他开始改善这些问题时，他整体的人际关系也大幅改善。举例来说，他开始跟其他的人说“平安”，甚至也会问候别人的健康情形。病患也进入职业评估与训练计划，在督导之下做些简单的工作。负责这些活动的治疗师依据病患的能力，很谨慎地调整工作的复杂程度，因而病患的自尊不至于受到严重的打击。最后，安排他的父母接受心理卫教取向的治疗，帮助他们接纳儿子的极限。他们被告知过度的干涉与过多的期待会有反效果，因为压力超出他所能负荷的。
以上依循精神动力原则的治疗片段，说明了在第二章所讨论的，不同的理论架构对同一位病患的治疗可能同时有用。自体心理学的原理，让治疗团队运用同理心了解病患维持自尊的需要，因而他的治疗者选择不去质疑他的身体化症状。客体关系的理论架构，帮助他的医师了解：病患意图与医师建立的关系出现什么问题。最后，自我心理学的观点有助于下列两点：一、自我缺陷模式，护理同仁将此一模式运用在如何帮助病患重建自我；二、冲突模式，用以了解幻听。这些迫害性的声音叫他“失败者”或“疯子”，起源于他内化了的来自父母的期待(以理想自我与超我的型式)和他实际上能力的限制(现实的自我功能)之间的痛苦冲突。每当病患在职业训练中尝到失败时，这些幻听总是变得更严重。
总结来说，精神分裂症病患在他们的生活中需要有人来扮演治疗角色。他们需要指引来面对复杂的精神医疗系统，他们也需要有人帮助他们更了解恐惧与幻想，才不至于妨碍他们依循整体治疗计划中的各个部分。的确，心理治疗师的主要角色就是去探讨病患遵从其他治疗的困难所在，然而在当前的实务工作中，这个角色经常是由临床个案管理师来担当，通常是因为病患对心理治疗没兴趣，或是社区资源无法提供心理治疗。个案管理师充当病患的倡导者(advocates)、精神医疗资源的向导，以及所有治疗计划的协调者。即使个案管理主要是现实取向与讲求适应能力，移情与反移情的问题仍会浮现，个案管理师必须能够提供有效的心理治疗处置。精神分裂症病患最需要的是关心他的人，无论是所谓的个案管理师或心理治疗师，都要能够在一个充满困惑与威胁的世界，付出慈悲的人性关怀并提供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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