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辅周，原名启宇
1888年1月12日，出生于四川省梓潼县长溪乡的中医世家。
1975年4月29日，逝世于北京，享年87岁
中央定为当代杰出中医药大师，被尊为中医界一代宗师。
1888年1月12日，蒲辅周出生于四川省梓潼县长溪乡的中医世家。15岁继承家学，18岁开始悬壶于乡里，其牢记前人“医乃仁术”之教诲，将名字改为“辅周”，取“辅助贫弱、周济病人”之意；20多岁即闻名川北。
1934年，蒲辅周悬壶于成都；1951年，应聘于成都东城区联合诊所工作。1955年，蒲辅周奉中央之命，由卫生部调来北京，任职中国中医研究院；I960年，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内外科研究所内科主任；196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65年，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副院长，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三及第四届常委、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科委中医专题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为杰出的中医临床大家，中央领导同志保健医生。
1975年4月29日，蒲辅周逝世于北京，享年87岁；吊词为：中央定为当代杰出中医药大师，被尊为中医界一代宗师。
1956年，北京地区乙型脑炎（以下简称“乙脑”）流行，瘟疫严重威胁人民的生命，虽然运用石家庄相关治疗经验，病死率仍然极高。蒲辅周独辟溪径，力排狂澜，辨证论治，挽救了大量患者的生命，显示医术弘深的功底，周恩来总理称颂为：“高明中医、又懂辩证法”。蒲辅周通过多年对“乙脑”的治疗及研究，积累了丰富经验，总结出“乙脑论治八法”及“六十六方”；同时，其救治数百例腺病毒性肺炎及麻疹肺炎，所取得的杰出成就，荣获国家科委颁发的科学大会奖，为发展中医临床医学做出了杰出贡献。
蒲辅周调任北京后，主要在“高干外宾室”工作，担任10级以上首长、外国领事馆人员及中联部外宾的中医保健，为毛泽东时代杰出的中央保健医生。1971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指示：“蒲辅周老中医是有真才实学的医生，要很好总结他的医学经验,这是一笔宝贵财富。”钱信忠部长曾指出：“蒲辅周医疗经验继承组是周总理亲自抓老中医继承工作的点。”
摒弃伤寒
温病纷争
蒲辅周在《时病的治疗经验》中强调：“治疗外感热病，融会贯通‘伤寒’、‘温病’和‘瘟疫’学说，方能运用自如。”伤寒、温病、温疫学说，一源三歧，并非流派之争，而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气候条件下、不同发病原因而发展起来的不同治病方法。蒲辅周指出，伤寒及温病首见于《黄帝内经》，谓热病皆伤寒之类，《难经》则指出“伤寒有五”，直接把温病系于伤寒之下。《伤寒论》总结汉以前治疗外感热病的经验，创立“六经辨证”学说，此为汉以后医家之所宗，伤寒与温病并未严格分开，至金元时期开始提出温病不同于伤寒，明清两代温病学说已正式形成，叶天士及吴鞠通提出“卫气营血辨证”及“三焦辨证”，于是伤寒与温病分为两大派，各立门户，各行其是，甚至互相攻击。蒲辅周极力摒弃此种偏见，主张扬长避短，伤寒学说开温病学说之先河，温病学说补伤寒学说之未备，应当互为充实，并行不悖。蒲辅周将伤寒与温病学说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丰富和扩充了外感热病的辨证。
前人有伤寒与温病“始异终同”之说，蒲辅周则认为“始异、中同、终仍异”。伤寒初起，寒邪侵犯太阳，其病在表，治法以辛温解表为主；温病初起时，温邪首先犯卫，其病亦在表，但治法以辛凉透邪为主；不难看出，两者之始，病因异，病症异，治则异，绝对不可混同。若伤寒入里，证属阳明，寒邪化热，治宜白虎汤、承气汤；温病顺传，证属气分热邪益炽，治法自然一致；故两者之中，证治均相同，无须寻求其异。至于伤寒传入三阴，虚寒已见，则宜温、宜补；温病热入营血，阴伤津灼，则宜清、宜润；故两者之终，又见证治迥异，理应细加区别。
蒲辅周治疗外感热病常常融会伤寒及温病于一体，经方及时方随证而用，临证效果极佳。蒲辅周无论在梓潼，还是在成都，抑或奉调北京，其均以其卓越学术见解及临床深厚根底，加强伤寒及温病两大学派的沟通及团结，弥合两派各立门户、势同水火的对立态度，展示了“寒温统一”的光辉前景，为“寒温统一论”作出了巨大贡献。
论证重视
“表与透”
因为伤寒与温病，均是外因为病，邪自外入，理应祛邪外出。清代温病学家吴鞠通指出：“伤寒非汗不解……温病亦宜汗解”，唯温病以“透达得汗”更适宜，不可直接发汗，因此，“表与透”乃伤寒及温病之两大法门。清代《伤寒论》注家陈修园指出，一部《伤寒论》，不外“存津液”三字为根本，津液之存亡，关系温病之安危，存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由于蒲辅周汇集伤寒及温病学说之所长，辨证分清伤寒及温病之区别，论治重视“表与透”及“存津液”之要领，故在温病学术上能有所建树。
清代温病学家叶天士，处方用药以轻灵擅长，为医林所称颂；蒲辅周则效法叶天士，不但擅长轻灵，而且力求纯正；蒲辅周指出，“轻灵”是圆机活法、精简扼要、看似平常、恰到好处之意，“纯正”是冲和切当、剔除芜杂、配伍严密、不落肤浅之谓；当然，此“轻”，并非十剂中之“轻可去实”及用药剂量之“轻”；此“纯”，亦非一味求稳，只用平安药品之“纯”；而是在处方时，于清淡处见神奇，用药上从简练里收效果，是通过其数十年的临床实践，经过千锤百炼而得来的举重若轻，深思熟虑而达到的炉火纯青。蒲辅周每处一方，不是拿古人成方原封不动去治病，也不是弃古法立奇炫异以制方；例如，其自制“二鲜饮”，药物组成为“鲜芦根”及“鲜竹叶”，凡外感热病，肺胃津伤，不能达热外出，发热不退，烦渴，不能再用表剂，亦不可用下法，唯此方生津退热，轻宣透达，引邪出表，譬若久旱得甘雨，烦热顿消；若热及血分，症见鼻衄，则加“鲜茅根”，酌用“童便”为引亦佳；此方意仿白虎汤而法清新。
1956年，蒲辅周会诊一位危重乙脑患者，因呼吸障碍置“铁肺”内，当时凡用此类人工呼吸器者，多难得救；蒲辅周细察病情，尚在卫气之间，急用“辛凉轻剂”，投以“桑菊饮”，终能挽回危局；其尝论白虎汤之方义，谓此方虽为“辛凉重剂”，但清凉甘润，凉而不凝，清而能达，作用虽宏，仍不失轻清举气分热邪而出于外；若妄加苦寒，则成为毫无生机之“死虎”，安望有清气透邪之功，此乃广轻灵之义而大之。蒲辅周之所以示人不要妄加苦寒药，于轻灵中求纯正，即便加味，亦应避免庞杂；例如，辛凉平剂“银翘散”，其加“葱白”，透发之力倍加，而纯正之义无损。
不同禀赋
不同感受
蒲辅周强调，治病应当“必先岁气，毋伐天和”，其认为，各种不同气候环境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发病因素，因此，要注意自然气候和季节等对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的影响。临证之际，必须密切注视季节、气候对疾病的影响，既要掌握其一般规律，又要掌握其特殊性，才能不悖整体观，做到辨证准确；例如，麻疹病多发于春季，但其它季节亦可发生，见症有所不同，治法有同有异；所同者，宜宣透；所异者，宜根据季节时令之暑、湿、燥、寒而酌增苦辛或苦辛微温之品。1945年8月，成都小儿麻疹流行，当时大雨连绵，街巷积水，患儿麻疹隐伏于皮下，医生用宣透无功；蒲辅周联系到其时多雨，热从湿化，采用“通阳利湿法”，收“湿开热越”之功，疹毒豁然而出，虽不宣透，亦热退神清，疹出而愈；同道遵之，亦皆应手。
1956年8月，北京地区乙脑流行，医院按照石家庄的经验（清热、解毒、养阴），中医以“白虎汤”为基础方，配合“输氧”及注射青霉素等西医疗法，均不奏效；部分患者不仅高热不退，而且病势加重。此时，乙脑患者急剧增加，疫情有蔓延之势，严重危及首都人民，尤其是儿童的生命安全。中央卫生部采取紧急措施，组织中西医专家组成乙脑医疗工作组，在北京市传染病院和儿童医院进行观察治疗。在此紧要关头，蒲辅周作为专家组成员，提出独特的见解：运用温病治疗原则，治疗乙脑是正确的，石家庄经验也是很宝贵的，但关键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辨证施治；中医历来强调“必先岁气，毋伐天和”，治疗外感热病必须掌握季节气候特点。虽然石家庄与北京的乙脑同在暑季，但是石家庄久晴无雨，患者偏热，属于“暑温”，投白虎汤清热润燥，故见奏捷；而北京今年雨水较多，天气湿热，患者偏湿，属于“湿温”；如果不加辨别，妄投清凉苦寒药，就会出现“湿遏热伏”，不仅高烧不退，反会加重病情。蒲辅周指出，此时治疗乙脑的正确方法，应该是使用“宣解湿热”及“芳香透窍”等中药，湿去则热自退；后来，专家组采用蒲辅周之建议，改用“通阳利湿法”，效果立竿见影，不少危重患者转危为安。
蒲辅周指出，处理任何疾病均离不开三因、四诊、八纲、八法，处理乙脑更应仔细，如此方能认辨别错综复杂之病情，提高临床疗效。不同气候环境会产生相应致病因素，不同秉赋体质会产生不同感受，如果能够掌握辨证施治原则，就能够执简驭繁。根据疾病表里虚实，确定用药先后缓急，此乃治疗之关键，诚如清代温病学家吴鞠通于《温病条辨》中所指出：“是书着眼处，全在认证无差，用药先后缓急得宜”。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医药行业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杰出人物，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行程万里，礼赞英雄从来都是最动人的乐章。《百年中医史》主编朱建平推荐新中国成立70年10大中医功勋人物，稿件选自《百年中医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新时代新征程，功勋模范人物的英名伟绩，是激励精神火炬，是引领开拓进取、建功立业的榜样力量，让我们来共同铭记他们的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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