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上一篇文字里描述的是项元汴成功的客观因素，今天这篇文字里则着重来自项元汴本身的主观因素，依然从两方面说起。
一 极具个人风格，甚至有被一些人诟病的收藏印记
项元汴的书画收藏极其重视精品和系统性，从晋代到明代均有藏品，其中精品更让人惊叹，比如王羲之的书法有14件，苏轼作品有23件，赵孟頫有80件；绘画作品黄公望的有14件，赵孟頫1人有25件……
项元汴不仅仅对历代名家名作有兴趣，他对那些没署名的作品也同样精心收藏，五代前佚名书法作品经他收藏的有3人，元代则有12人之多，一个如此重视『佚名』作品的收藏家，项元汴在历史上几乎是唯一。他收藏有确切记载的书画作品达2190件之多，而这是极其保守的数字。
在这庞大的数字面前，怎么确定它们都是项氏所藏呢？
原来，项元汴不止酷爱收藏，同时喜欢在收藏品上留下印记：包括盖印，题跋、在文物上留下收购价格和以千字文（也有其他编号方法，但目前未发现他有藏品的确切目录）做编号。特爱盖印是他显著的特点，项氏本人有印120余方，这些印章被反复盖在不同藏品上，同一件藏品也会多次盖同一枚印章。在一幅无款宋人『司马光独乐圆图』上有项元汴印160多方；宋徽宗『四禽图』有印90多方。由于这一显著特点，徐邦达先生说：项元汴印章在3方以下的，可以判定并非他的藏品。而这一特点还成为后人鉴定书画是否为真迹的重要依据。可见事物都有两面性，虽然项元汴过多的印章某些时候有碍观瞻，也有起积极作用的时候。
而项元汴在藏品上留下收购价格，不仅能体现当时市场行情，甚至成为考据明代经济文化等等重要参考依据。同时，确切的价格标识也是提醒后代好好珍惜这些藏品重要方法。
二 开放式收藏，成就了书画史上的几位顶尖人物
『三五年间游学就李（嘉兴旧称），尽发项太学子京所藏晋唐墨迹，始知从前苦心徒费年月』——这是明代书画大家董其昌的自述。董其昌并没有显赫的出身，只因他与项元汴的儿子有同窗之谊，被领入项氏门庭，得以广阅各种书画名迹。而类似以上的文辞董其昌多次记录。『公每称先辈风流及书法、绘品，上下千载，较若列眉。余永日忘疲，即公亦引为同味，谓相见晚也』
另一位是仇英，与董其昌不同的是，仇英虽出身木工，却因为在项元汴家长达三四十年的寓居生活，对书画古迹的日夜临写揣摩，再加上他自己严谨细致，刻画入微的态度，而成为当时画作价格最高的一位大家。
项元汴开放藏品的对象并不限于那些大家，甚至类似伯玉、戴晋的贫民寒士也有同样待遇。『海内风雅之士，取道嘉禾必访元汴，而登其所谓天籁阁者』如此便形成了一个围绕项氏收藏的独特文化交游圈。
这样开放式的收藏，毫无疑问会影响嘉兴当地文人素质的提高，因此成就了『嘉兴画派』的确立。
在当今各大博物馆，各种拍卖会上经常出现项元汴收藏过的书画作品，它们都具有极其珍贵的文物价值，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上成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中国如此悠久的历史文化，与项元汴这样的鉴赏收藏家以及文化家族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也是中华民族文脉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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