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士王圆箓

　　文化是场苦旅。这一点上在敦煌表现地尤为明显，如果把麦积山看做是“东方的微笑”的话，敦煌，这座丝绸之路上最耀眼的明珠，一千多年来，则诉说着这个民族令人伤怀的历史和记忆。而敦煌伤得最痛处莫过于饱经天灾人祸的莫高窟。

提起敦煌莫高窟，几乎是家喻户晓。但要提及一个叫王圆箓的道士却鲜有人知道，再问及这个道教之徒与佛教圣地莫高窟的因缘，知情的则更少。可是，要谈及莫高窟的历史，说得准确点，要谈及上世纪开纪之年莫高窟一度引起世界观注的这个重大事件，道士王圆箓更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人，因为在王道士的人生中，同敦煌莫高窟一样，也经历了一场文化苦旅。

有关王圆箓的生平，史书上是这样记载的。王圆箓（1849－1931） 湖北麻城人。本名王圆箓，一作元录，又作圆禄。家贫，为衣食计，逃生四方。清光绪初，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奉道教，后离军，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远游新疆。约光绪二十三年（1897）至敦煌莫高窟，，登三危山，发现莫高圣境，感慨万千，急呼“西方极乐世界，乃在斯乎”。于是，这个湖北人一生的命运就和西北、和莫高窟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什么样的机缘，现在已经无法考证和揣测，我们只是知道，兵勇王圆箓从此以后变成了道士法真。今天我们想起莫高窟，总会有艺术殿堂、宗教圣地等一系列的意境奔涌而入。但在当时，莫高窟宗教兴盛、贸易繁荣景象已经逝去了1400年，王圆箓即使曾经到过莫高窟，看到的也只能是一些残垣断壁和荒凉残破，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心境和感悟，让他把一生所有的灵与肉、荣与辱捆绑给了这片戈壁。他开始收拾残破，重燃香火，让这里再一次奇迹般地出现在附近信众的视野里。他舍不得添置一件簇新的道袍、增加一份稍显丰盛的饭菜，把微薄的香火钱、法事费积攒起来，以蚂蚁撼山、积沙成塔的速率，一点点、一处处地清理卫生、维修洞窟、修复文物。当时是晚清，国事凋零，民生艰难，在很多人只为一碗饭、一件衣愁苦不堪，为寻找一块可以活命的土壤流离奔波的滚滚洪流之中，他应该显得特别异类。在一块芳华早去、飞鸟不留、风吹石动的沙滩上，他企图缔造出一片净土和天国。当然这期间，他也曾干过用石灰涂掉洞窟上曼妙的飞天壁画，然后请工匠画上威武不凡的财神爷像的蠢事。但他是道士，并不是今天可以放眼宇宙、囊括四海的文化学者、考古学家，他只是一个道士。我们该该看到的，是一个信仰者的狂热和执着。

　按理说莫高窟是佛教圣地，历来都是佛教徒活动的地方。然而，世事就是这样捉弄人，偏偏把一个道士安排在佛窟里，让太上老君的弟子为释迦牟尼效犬马之劳，这阴差阳错的安排委实古怪离奇。更令人不解的是，不知是王圆箓道士的行为感动了道祖佛祖，还是无意的安排，佛窟里的秘密却让一个道士来发现守护。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是个开纪之年，按国人的运甲说话，开纪之年里注定要有石破天惊的发现。据史料记载，王圆箓曾雇敦煌贫士杨某为文案，冬春间抄写道经以供发售，夏秋间，朝山进香者络绎而至，命杨于今第16窟甬道内设案，接待香客，代写醮章，兼收布施，登记入帐。光绪二十六年初夏一天，杨某坐此窟甬道内，返身于北壁磕烟锅头，觉有空洞回音，疑有秘室。以告圆禄。于是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相与破壁探察，果见复室，积满写卷、印本、画幡、铜佛等，即后来蜚声中外之莫高窟藏经洞。这一天，王圆箓揭开了藏经洞这个秘密。王道士的墓志上是这样写的：“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

   机缘，让王圆篆发现了藏经洞——二十世纪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从此，也诞生了一门学科——敦煌学。

　藏经洞发现之后，种种事实说明，王道士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去探明这些经书的价值，想方设法去保护好这些经书。在那个年代，在他对经书、对文化、对艺术的有限认知里，应该说王道士做了他应该做的以及他所能做到的一切。

　首先，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

　1902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汪知县是位进士，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王道士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

　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王圆箓仍不甘心。于是，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酒泉）。他风餐露宿，单枪匹马，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行程800多里，才到达目的地，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这位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

　几年过去了，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知道了藏经洞的事，对此很感兴趣，并通过汪知县索取了部分古物，遗憾的是，他没有下决心对藏经洞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

　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这一决定和汪知县当初的说法一样，都是把责任一推了之。王圆箓无法可想，又斗胆给清宫的老佛爷写了秘报信。然而，大清王朝正在风雨飘摇之际，深居清宫的官员哪望能顾得上这等“小事”。王圆箓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一部被东西方列强欺辱掠夺的历史。当国门被列强们的枪炮打开后，宝藏随国门一道敞开着。莫高窟，在那个年代，也不无例外地经历了一场如同圆明园般的风雨洗礼。好在，它深处内陆，远在西方列强的枪炮射程之外，没能闯进明火仗抢的悍兵强匪，幸运地躲过了烧成灰烬废墟的灭顶洗劫。只偷偷摸进来了几个文化窃贼。但，仅仅几个文化窃贼，就已经足够，让损失惨不忍睹。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在莫高窟筛选了三星期，以600两银元的代价，获取了莫高窟一万多件上乘文书精品；这个价格，就好比，等重的盐巴换等重的钻石。

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朗掠走600件经卷；1914年，俄罗斯人奥尔登堡拿走一万多件经卷，并盗走二百六十三窟的壁画；1923年，美国人华尔纳用化学粘液破坏性粘揭的办法，取走26块壁画。

　　最大的窃贼是斯坦因，这个发现罗布泊楼兰遗址的英国人，先后两次来到莫高窟，用700两银元，买走了1。37万件藏品，占藏经洞文物的三分之一。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来到敦煌，这次相遇，王圆箓遇到了生命中的知音，敦煌莫高窟洞窟中那些价值无法估量的宝藏遇到了真正的识货人。很多研究者都诟病这次相遇，都认为斯坦因用如簧巧舌骗了王圆箓，或者是王圆箓贪图斯坦因的几块银锭。这样的揣测，似乎严重低估了王圆箓的智商和人品。如果不明白这些宝藏的价值，王圆箓不会为之奔波四方，上县衙上州府，更不会冒生死之风险给当朝最高统治者上书；王圆箓一生节衣缩食，生活清苦节俭，而且事实证明，他所有的收入（包括出售文物所得），并没有用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满足自己欲望。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相信，让这笔交易顺利达成的，不是王圆箓的愚蠢，更不是白花花银子诱发的市侩气，而是斯坦因那番自比玄奘的言论。一个偏执而狂热的宗教徒，遇到了另外一个偏执而狂热的探险家，这本身就已经足够让双方惊讶和震撼。没有必要怀疑斯坦因的真诚，如果没有信徒式偏执和狂热，他不会舍身犯险，万里漂泊，更不会在其后的几十年人生中，埋头一堆古旧破烂中搜寻文化秘密、感受艺术灵魂。

　　一番语言并不顺畅的对话之后，一切国别、人种、文化、宗教，乃至职业的隔阂均烟消云散，浮现在王圆箓眼前的，定是1000多年前大唐贞观年间，那个为求取真经，在万里荒漠中艰难跋涉，在风霜雨雪中孤单飘摇的身影，这便是他毕其一生所追梦的身影。这笔交易当然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了，敦煌艺术宝藏的大门就此畅通无阻了。现在有多少人为这笔交易心痛无比，我能理解这样的痛惜和愤恨。但回头平心静气地想想，这难道不是那些宝藏的幸运吗？纵使王圆箓当年没有典当这些经书，这些文物就能重现光芒吗？恐怕连能否善终都值得怀疑。斯坦因那次离开敦煌后，中国的近半个世纪发生了些什么？大家都知晓。其中任何一个事件，都将成为这批宝藏的浩劫和终结者。八国联军炮火下的圆明园、日本侵华日军铁蹄下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文化在革命打砸抢热潮下的破“四旧”……，这一切的一切，莫高窟洞窟中的经文，凭什么一定会更幸运？
  当斯坦因的车队载着经书，在夕阳里压碎了沙漠离开后，王道士或许知道他已经成为了罪人，会遭到后人的唾骂。但和清庭对莫高窟的漠视一样，那个时候没人追究他的过。何况根据相关史料记载（《西域考古图记》等），当时西方人来到中国带走文物的时候，是持有当地官方开据的许可证的，并且一路受到了官兵的保护，王圆箓本身并没有能力拒绝他们。

   1931年初春的敦煌特别寒冷，百里沙漠还满是积雪，刺骨的寒风肆虐着，没有一点春意。敦煌破旧的街道上，户门紧闭，几乎难见行人。距敦煌五十里的莫高窟则更是显得凄凉无比，从去年冬天第一场雪至今，已近三个多月没有一个香客，被积雪和沙漠包着的莫高窟只有王圆箓和两名弟子紧宿在洞窟里，整过莫高窟显得死一般的寂静。古3月20日这天，此时病中的王圆箓仿佛有天之感应，突然感觉有些精神，他要到外面去看看，于是他在两名弟子的挽扶下，颤颤微微的走出洞外，用迷离的双眼望着消费了自已近半年世纪生命的莫高窟，此时的莫高窟经过这位老道士几十年的修缮，已初现昔日佛教圣地光辉。从他走进莫高窟，这些佛教的洞窟不光被流沙掩积，作为曾经经历几个世纪光芒四射的佛都，莫高窟一直在流着眼泪，而王道士则用全部生命在细心地擦拭着，竭尽心力地擦了四十年。也许这位道长并没有想到，眼前的莫高窟除了少了当年的风沙积土，还少了些经文。王圆箓想绕着洞窟走走，但还是没有这个力气。他面向西方站着，他心中的佛祖在西方。这时天空中仿佛有道光袭来，王道士不觉全身一震，脸上露出少有的微笑，他吃力地喊了一声“佛祖来也！”。两名弟子知道他们师傅大限到了，连忙将王道士扶进洞里。这位南国的游方道士，有为莫高窟守护了四十年后，终于圆寂了。
　　我对王道士是抱有理解和同情的，作为一个道教徒，他对宗教是忏诚的，面对麦积山下遍地沉沙，已荒废了一个多世纪莫高窟，在那样一个生产力极度落后，敦煌十里少人烟的年代，别说是要清理出数以百万方的沉沙，就是让一个人来打扫近五百个洞窟，也都叫人望而生畏。试想想，王圆箓作为一个外地游方道士仅凭一已之力，要再现莫高窟昔日辉煌，需要何等的信心和毅力。如果不是他内心有强大的宗教信仰，如果不是有愚公移山的精神，他是没有此等雄心的。事实证明，王道士所进行的是一场文化苦旅。据史料记载，王道士刚开始为修缮莫高窟化缘时，几乎没有一个人信他。人们不理解一个道教徒为何要为佛献身。在开始的一年多时间里，王道士自已一箕一箕搬运沉沙，直到他用行动证明他是佛的信徒后，人们才陆续捐出些少许银两。关于王道士清沙工作量有多大，有多难，有一个数字可以说明，他们光清理16窟中的淤沙就用了两年的时间。在这里我还想说的是，作为一个宗教徒，从王道士为莫高窟所作的一切来看，他的真心和本意还是想光大其教义，其本质对金钱是没有贪欲之念的。他本可以带着将经书换来的银两逃之夭夭，去购房置地，娶一房女人去过凡人日子，但他没有那样做，在有银两和没有银两的日子里，他都一直为莫高窟坚守着。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中说：“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历史并没有记载王道士出卖经书而贪一文钱。至死，他也就一身道士长衫，一顶圆布帽，便被他的继任者们装进了洞窟外面的道士塔，仅比赤条条来到这个世界时多了一身表明其道士身份的素服。我们不能以一个完人的标准去审视王圆箓，他在那个时代其实真的很平凡，平凡得如同一粒尘埃。只因机缘巧遇，历史把他推上了敦煌大事件，他才进入了公众的视野，成了饱受争议的公众人物。

如今，我们该怎样客观地去评介王圆箓呢？他是一名道士，却尽毕生之功守护着一片佛窟，他洞启了敦煌文化最重要的一扇门，却又无奈将中华瑰宝贱卖给外国掠盗者。或许只有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理解，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一个为了生计流落他乡的道士为了保护莫高窟，他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当时的中国，满清政府都没有保护好自已的后花园圆明园，为何去责求一个道士要凭一已之力去守护好莫高窟呢！敦煌文物的流失不应该把责任归因于任何个人，那是历史对整个中国的嘲讽。

  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从几座坍弛的来看，塔心竖一木桩，四周以黄泥塑成，基座垒以青砖。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从这里也可找见证明。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

　　在如今的莫高窟陈列馆前矗立着一座淡黄色的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这是一个道士的塔，墓志铭上有他的功绩。他是一个道士，最终却沉睡在了佛的怀抱，受到佛的永久庇荫，不能不说是非常罕见的例外。更有意思的是，从古至今，王圆箓大约还是道教史上惟一一位在死后得以建塔的道士，不单是建在佛地圣地莫高窟，而且安葬他的那座塔，比别的塔高而且大。这两点例外，已是难得的殊荣，足以表明他的不同寻常。

　　道士王圆箓长眠于敦煌莫高窟已经８０多年了，敦煌千古事，苦乐谁心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