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生于河南杞县。文学博士。有文章发表于《新诗评论》《作家》《世界文学》等刊，著有《情绪的启示》。曾获第二届西部文学奖·评论奖。现执教于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第二届西部文学奖-评论奖
《恰达耶夫：骠骑兵与历史哲学家》
载《西部》2010年第8期
授奖词：
从阿赫玛托娃到茨维塔耶娃，从别林斯基到别尔嘉耶夫，80后青年作家纪梅有关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系列评论出手不凡，锐气而有锋芒。这些文字有着随笔的可读性，思想的清晰表述，以及对爱与悲悯、良知与正义的召唤，饱蘸体温和情感强度。
通过悲剧命运的描述来重塑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肖像，是一种“他者自我化”的写作，同时实践着赫尔岑所说的“写作就是一种祈祷”的忠告和要求。
《恰达耶夫：骠骑兵与历史哲学家》是“俄罗斯系列”的开篇之作，作者用真切、率性的笔触将恰达耶夫“在人们沉睡的时候，唤醒了众人”、甚至“赢得敌人的尊敬”的思想之力量传递给了我们。
西部文学奖奖给年轻的纪梅，奖给一篇处女作，其实是奖给写作的可能性，以及文学的远景和愿景。
恰达耶夫（1794—1856）：俄国作家，1821年以前任御前近卫军军官，1836年发表《哲学书简》，被沙皇尼古拉一世送进精神病院。他是俄国19世纪初叶具有进步哲学观点和政治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
别尔嘉耶夫曾总结说：“俄罗斯的思想史具有非正规性的特点，它的第一位历史哲学家是一名近卫骠骑兵军官；它的第一位具有独创性的神学家霍米亚科夫是近卫骑兵团军。”被别氏奉为“第一位历史哲学家”的恰达耶夫，几乎影响到了他之后的每一位俄国思想家。而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力量，甚至为他“赢得了敌人的尊敬”——斯拉夫派的代表人物霍米亚科夫曾如是说：“恰达耶夫……他不是文学家，不是哲学家，也不是政治家，而是这一切的统一，因为他的思想在人们沉睡的时候，出面唤醒了众人。”1836年9月的一天，24岁的赫尔岑静坐在维亚特卡省的书房中，等待着邮车驿员送来最新一期的《望远镜》杂志。“只有尝过流放的滋味，在穷乡僻壤生活过的人，才会理解新书的意义。”后来他如此回忆枯燥阴郁的第一次流放生涯。自然，新杂志一到，他便丢下一切开始翻阅。其中有一篇写给一位夫人的信，《哲学书简》。没有作者署名。脚注说这信是一个俄国人用法文写的，这里刊登的是它的俄译本。这使赫尔岑对它没了一点兴趣。他开始阅读“评论栏”和“杂文栏”。直到最后，才轮到这篇《书简》。“我们没有历史经验：一代代人、一个个世纪逝去了，却对我们毫无裨益。看一眼我们，便可以说，人类的普遍规律并不适用于我们。我们是世界上孤独的人们，我们没有给世界以任何东西，没有教给它任何东西；我们没有给人类思想的整体带去任何一个思想，对人类理性的进步没有起过任何作用……”才读了两三页，赫尔岑就被这种严肃悲痛的语调吸引住了，“每句话都散发出一种已经冷却的、但仍余恨未消的郁积的忧愤情绪。只有经过长期思考、反复思考、感受过许多切身体验的人，才能这么写；这不是从理论，而是从生活中得到的观念……”他不得不几次掩卷叹息，“让思想和感情稍事休息，才能继续往下读”。赫尔岑如此述及当时的阅读感受：“《书简》变得高大了，成了对俄罗斯的阴森逼人的控诉书，一位历尽忧患、想把心头积压的一切吐露一部分的志士的抗议书。”（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卷，第151-152页）“总而言之，我们过去和现在的生活，仅仅是为了给遥远的后代提供某种他们能够理解的严肃的教训；无论如何，如今我们构成了精神世界中的一个空白。对于我们社会现实的这一非同寻常的空洞和特殊性，我的惊讶是无法充分表达的……”这封《书简》带给赫尔岑的惊讶亦是无法表达的。“这是黑暗中发出的枪声，”他在回忆录中说，这篇无名作者的文章，“仿佛是最后的判决”，使他“几乎发狂”。除了自己反复诵读，他还把《书简》读给朋友听，读给这个偏远小城的青年教师听……并且，他当时就猜想：“同样的情形可能也发生在各省各县，发生在首都和老爷们的住宅”。确如赫尔岑预见，《哲学书简》在俄国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这反响甚至连次年普希金的逝世都遮蔽了。它吸引了众多如赫尔岑之青年的激动和震荡，但它招致更多的，却是铺天盖地的诅咒：俄罗斯举国上下，不分贵贱、贫富、智愚、僧俗、老少，同声唾弃这个胆敢亵渎祖国的狂人；他的母校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在官方煽动下扬言要对他实行暴力惩罚；俄国文坛和思想界的权威卡拉姆津、茹科夫斯基，甚至作者最好的朋友普希金，都纷纷撰文谴责他……随即，《望远镜》杂志被查封，主编纳杰日津被流放，审查官被撤职……甚至，这封信还引来了沙皇尼古拉一世的直接干预——他亲自下文“诊断”《书简》的作者是个“疯子”，必须每周有警察和医生的光顾和“身体检查”，并且“永不得写作”。几乎在这时，流放在僻远小省的赫尔岑才知晓了这篇引起巨大震动、并开启了俄罗斯“一个语言和思考的”19世纪的文章的作者——恰达耶夫。被别尔嘉耶夫尊奉为俄国“第一位历史哲学家”的恰达耶夫1794年出生在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其外祖父谢尔巴托夫是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1808年至1811年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期间，通过老师巴乌泽教授，恰达耶夫开始接触到俄罗斯的文明问题。该教授的一次公开演讲谈的就是彼得改革之前的俄国文明问题，他指出彼得的改革只注重了物质层面而忽视了精神层面。老师关注的问题成为了学生此后精神自我定位和哲学思考的主题。1812年，恰达耶夫加入近卫军，当年即作为骠骑兵军官参加了反击拿破仑远征欧洲的军事行动——这是长期闭关锁国的俄罗斯继彼得改革之后第二次打开面向西欧的大门。“卫国战争”胜利了。但这胜利丝毫不能掩盖和弥补在恰达耶夫和其他贵族青年精神上遭遇的巨大创伤和溃败——三年的欧洲行军使他们亲身体验了相对开化的西欧的文明。与它们相比，长期深陷野蛮的农奴制中的祖国，显得太过落后了。回国后，这些青年开始思考祖国的命运和“出路”问题。俄国社会一时呈现出理性主义、百科全书派、共和派等多种社会思潮。思想激进的恰达耶夫先于1815年加入了共济会，又于1821年加入十二月党人的北方协会。但这些封闭在当下社会政治问题中的组织显然并不能解决他的精神困惑和需求，于是1823年，他辞去公职，再度出游西欧。他刚转身离开，身后的战友们便爆发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待他再次归来，发现祖国早已是另一种情形。他昔日的好友，不是被送上绞刑架，就是被流亡到西伯利亚。俄国在踩着十二月党人血泊登上皇位的尼古拉的治下，萧瑟荒凉，人人自危。举国上下不是奴颜婢膝的卑贱，就是令人怵目惊心的堕落与阴森。往昔贵族的独立精神，近卫军的豪迈气氛，统统荡然无存。孤独与愤懑的恰达耶夫选择了隐居乡间。一隐就是五年。他静静地阅读、思索。并将这思索汇集成了八封通信：《哲学书简》。这些信本是写给莫斯科一个沙龙的女主人卡捷琳娜·德米特里耶夫娜·潘诺娃夫人的。但实际上在写作后几封信时，恰达耶夫与这位夫人的书信往来已经终止，所以，恰达耶夫心目中的收信人，自然非潘诺娃夫人一人，而是所有俄罗斯人，甚至后来人——他不过是借着情人书信的形式，向整个社会倾诉。他说的是“爱”，却被他的祖国当作了仇恨与诅咒。完成了《哲学书简》后，自1831年起，恰达耶夫的身影开始出现在莫斯科的英吉利俱乐部和多家沙龙中，并成了沙龙主人争相邀请的客人。他或冷眼旁观，或不时道出几句深刻的玩笑和机智的嘲讽……他对俄国历史和现实的评判开始引起莫斯科上层社会的关注。同时，在这期间，他与潘诺娃夫人的书信开始以手抄的形式暗下流传。终于，在1836年，《书简》的第一封信正式发表于有较高声望和广泛读者的《望远镜》杂志——结果就是沙皇御批的“疯子”结论、“永不得写作”的禁令，以及举国上下同声咒骂与声讨。 恰达耶夫与普希金是长期挚友，他比普希金年长5岁，两人在思想观点上虽不完全一致，却彼此敬重、信任，成为莫逆之交。图为普希金像。1816年，在作家卡拉姆津位于皇村的家中，恰达耶夫与普希金初次相见。当时，普希金尚是皇村学校的一名学生，而恰达耶夫则是驻扎在皇村的近卫骠骑兵团的骑兵少尉。在《皇村的回忆》等诗中，普希金曾抒发过对军功的渴望，长他五岁、在卫国战争中建有战功的恰达耶夫自然成为了他的钦慕对象。两人迅速接近起来。普希金自皇村学校毕业后，两人的交往更加密切。在1818至1820年间，他们经常在一起阅读、交谈，就各种问题展开讨论。在督促普希金阅读和思考等方面，恰达耶夫无疑起着积极作用。普希金也一直视恰达耶夫为兄长和师长，并几次写诗献予恰达耶夫和他们的友谊。1818年，青年普希金为自己的好友写下了第一首《致恰达耶夫》：可是，苦难的俄罗斯升起的不是“朝霞”，而是尼古拉的宝座。沮丧的普希金只得写道：细心的赫尔岑曾在回忆录中将这前后两首诗加以对照，他说结果“真使人无限感伤，变化的不仅是他们的生活，也是整个时代，整整一代人的命运——先是满怀希望向前猛进，然后给无情地抛在后面……”（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卷，第160页）待到1836年，恰达耶夫发表《哲学书简》第一封信时，普希金早于1831年写下了赞美俄军击败拿破仑军队的颂诗《鲍罗金诺周年纪念》。在看到恰达耶夫对俄国的“全盘否定”时，普希金立即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明白表示“俄国有自己完整而丰富的历史；俄国文化拥有独特的渊源，而绝非是在异质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俄国以自己惨重的牺牲换来了人类精神的巨大进步，俄国人应当引此为荣。”并且，普希金坚持认为俄罗斯有自己特殊的使命：“这就是俄罗斯，这就是鲸吞蒙古人入侵的广袤的地域。鞑靼人没敢迈过我们的西部边界，把我们留在了后方。他们又退回到自己的荒漠，基督文明因此而获救……”在后来的批评家和读者眼里，普希金一向以热爱自由著称。但面对一个由特殊事件开启的时期——1812年俄军抗击拿破仑的入侵及后来的胜利，所激起的俄罗斯民众空前的民族自豪感——和绝大多数民众一样，普希金的“爱国主义激情”由此点燃——他的信不过是代言了绝大多数民众的爱国宣言：俄国是伟大的！俄国是肩负独特使命的！俄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只是曾经身为骠骑兵军官而参战的恰达耶夫，却不能从中分享骄傲：“胜利”带来的是皇权与暴政的巩固，而非每一个人的自由精神——因此，他们的争论可以说代表了当时的俄罗斯两种主要论调的对峙和矛盾。很快，这种对峙就发展成为三四十年代的著名的“西欧派”与“斯拉夫派”的论争。后世批评家多因《书简》对西方的极力推崇而将恰达耶夫视为“西欧派”的重要分子，并将《书简》事件视为“西欧派”与“斯拉夫派”论争的引擎。普列汉诺夫就曾表示：“说恰达耶夫是西欧派这还不够。应当再补充一点，那就是他在自己的第一封《哲学书信》中，差不多成了我们的可悲的现实和我们的暗淡的历史在我们的西欧派中所引起的那种可怕的痛苦的最鲜明的表现者。”（转引自刘文飞：《以阿诺斯或双头鹰》，第191页）。不过仔细考察《书简》及《疯人的辩护》一文，我们可以发现恰达耶夫在言行与思想方面的几处“矛盾”——比如，在《哲学书简》中他完全否定俄国的历史，却又对彼得时期推崇备至；他热烈赞美西方自由民主带来的个人首创精神，亦直言西方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些“矛盾”，源自一个真正热爱祖国的人对祖国命运和“出路”问题痛苦沉思和深刻考虑，以及深入探索的尝试：首先，到底是什么组成了一个国家真正的的历史？是一件件发生的事件？还是贯穿于其中的思想？一个民族对人类社会的真正的文化贡献是什么？什么是一个民族存在的精神价值？其次，俄国与西方相比，落后的根源到底在哪儿？再者，俄国需要学习西方，借鉴西方，但是如何学习？又具体借鉴什么？一个国家或地区，自然的地理往往催生出相适应的精神地理面貌。俄罗斯土地的广袤无垠，使得俄罗斯人民与西欧各民族喜欢使用决定论来说明事物不同，他们更多地倾向无限性。并且，如别尔嘉耶夫的总结，“在俄罗斯精神结构的基础中，有两种对立的因素：自然的、语言的、狄奥尼索斯的力量和禁欲主义的僧侣的东正教。”（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第3页）在俄罗斯人身上可以发现矛盾的特征：一方面是国家至上的专制主义，一方面是自由放纵的无政府主义；一方面信守宗教仪式，一方面又热爱并追求真理；同时兼具个人主义、强烈的个人意识和无个性的集体主义；自吹自擂的民族主义和普济主义、全人类性；世界末日-弥赛亚说的宗教信仰和表面的虔诚；追随上帝和战斗的无神论；谦逊恭顺和放肆无理；奴隶主义和造反行动等诸多的双重性和矛盾性。作为世界上最痛苦的民族之一：数世纪的异族入侵，莫斯科王朝的集权主义统治，动乱时期的分裂，社会生活中最可怕的溃疡——农奴制度……这些使俄罗斯民众长期陷入一种孱弱的民族自卑心理。民族性格的双重性使他们如渴望甘霖般渴望一些正面的振奋与鼓舞——1812年爆发的“卫国战争”虽然令俄军付出了惨重牺牲，但毕竟击退了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大军，并且趁势远征欧洲——这些“正面”事实无疑点燃了俄国民众的“大国意识”。他们相信，承担独特使命的俄罗斯即将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对世界讲出自己的见解。“卫国战争”在收获举国高涨的民族激情的同时亦诞生了一个副产品——十二月党人。这是沙皇和民众都未料及的。在同一本著作中别氏充满赞誉地肯定十二月党人的出现是俄罗斯贵族的一项“特殊的荣誉”：“它在自己的上层创造了十二月党人运动——俄罗斯第一次解放运动。这个运动开始了革命的世纪。19世纪将成为革命的世纪。”（同上书，第24页）虽然别氏坦陈这些知识分子“对西方的了解并不够，他们只是那把那些称作知识的东西都混合起来。他们并非典型的知识分子，他们身上仅仅具有预示知识分子现象的某些特点。”但正是这些秉承着早于18世纪就出现的“共济会”组织的精神传统的贵族青年，为19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出现做足了准备。12月14日事件惊吓也提醒了刚刚登上皇位的尼古拉一世。为了与欧洲，与文明，与革命切断联系，他加强了东正教的影响，完善了专制统治，并树起了民族性的大旗。“民族性”是个充满复杂意味的词。赫尔岑曾在回忆录中专门论述过这一概念。在他看来，民族性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种保守主义——它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传统，对抗外来的影响。作为旗帜和战斗口号，只有在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外来压迫的时候，“民族性”才具有革命的光辉——其实一切民族遭到外来侵略时，都会激发一种力量，实际上爱国主义就是这种本能的表现。同时，这也是高昂的胜利感，进行反抗的自豪感。但它的理论是贫乏的——“随着战争之被遗忘，这种爱国主义也渐告平静，最终或者蜕化为《北极蜂》那种卑鄙下流、厚颜无耻的阿谀奉承，或者堕落成庸俗无聊的扎戈斯金式爱国主义，把舒亚城吹成我们的曼彻斯特，把舍布耶夫吹成我们的拉斐尔，大言不惭地夸耀刺刀，夸耀从冰天雪地的托尔尼奥绵延至崇山峻岭的塔夫利达的辽阔疆域……”（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卷，第144-147页）。但专制统治者欢迎这一动向，倡导这一情绪——因为当种族矛盾成为主题，改善生活环境自然就不再成为普遍的要求；而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也把民族看做一个“现成的、固定的”东西。他们认为，向人民靠拢的伟大行为，就是接受人民的偏见与人民打成一片，牺牲自己的理性，而不是在人民中发展这种理性。由是，“伟大的民族性与爱国主义”，终于演变成对仪式的盲目崇拜和全盘照搬。虽然被禁止写作，恰达耶夫仍于次年完成了《疯人的辩护》，以此回应“爱国主义者”铺天盖地的辱骂：“对祖国的爱，是一种美好的感情，但是，还有一种比这更美好的感情，这就是对真理的爱。对祖国的爱会造就英雄，对真理的爱会造就智者和人类的恩人。对祖国的爱会分裂各民族，引起民族仇恨，并会马上给大地披上丧服；对真理的爱会传播知识的光芒，创造出精神的享受，并使人们接近上帝。通向天国的道路，不是经过祖国，而是经过真理。”（恰达耶夫：《箴言集》，第136页）他接着写道：“请你们相信，我比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更爱自己的国家，我希望它获得光荣，我也能够对我的民族的高尚品质做出评价；但是，我的爱国情感与有些人的有所不同……我没有学会蒙着眼、低着头、闭着嘴地爱自己的祖国。”他的清晰，如同一根针尖，刺破了由虚幻的“爱国主义本能”所膨胀起来的气球：“某一民族，由于它所创造的各种条件的汇合，仰仗并非它所选择的地理位置，落户在一个广大的空间中，它意识不到该做些什么，而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它突然成了一个强大的民族：这当然是一件令人吃惊的现象，可以尽情地为这一现象而惊叹；但是，你们认为，历史关于它能说些什么呢？要知道，实质上，这只不过是一个纯物质的事实，一个地理的事实，不错，是规模巨大，但也仅此而已。历史会记住它，将它带进自己的编年史，然后翻过一页，一切便将这样结束。”（同上书，第141页。）幅员辽阔、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这些地理事实或许能偶然帮助一个国家取得暴力较量的成功，但绝不是一个现代民族存在的意义与精神创造。他如此明澈地告诉限于虚妄幻想的民众：“一个民族的历史，不仅表现为一连串相继发生的事实，而且还表现为一个环环相扣的思想链条。依恰达耶夫看，“每个民族都有这样一个时期，它充满疯狂的躁动、激烈的不安、草率和无目的的行动。在这个时候，人们在生理上和精神上都成了世上的流浪者。这是一个强烈感受的时代，广泛设想的时代，民众伟大激情的时代。……所有的社会都经历过这样一个时期。所有的社会都要将其最明亮的回忆、其历史中英勇的成分、其诗歌、其所有最有力最丰富的思想归功于这样的时期；这是所有的社会所不可或缺的一个基础。否则，民族的记忆中便可能没有任何值得珍重、值得喜爱的东西；各民族也许只能去依恋他们生存其上的土地的微尘。各民族历史中这一诱人的阶段，就是各民族的青春，就是一个各民族的能力得到最充分发展的时代，关于这一时代的记忆将构成各民族成年时期的欢乐和教益。”（恰达耶夫：《箴言集》，第8页）可是，当他回过头，发现构筑成自己祖国过往历史的，却是这样一组画面：“首先是野蛮的不开化，然后是愚蠢的蒙昧，接下来是残暴的、凌辱的异族统治，这一统治方式后来又为我们本民族的当权者所继承了，——这便是我们的青春可悲的历史。”恰达耶夫在致潘诺娃夫人的第一封信中痛楚地陈述道。“我们既没有迷人的回忆，也没有人民所怀念的优美形象，更没有强大的教益。请看一看我们所经历的所有年代，看一看我们所占据的所有空间吧，——您找不到一段美好的回忆，找不到一座可敬的纪念碑，它可以庄严地向您叙述往事，它可以在您的面前生动地、如画地重现往昔……”造成俄国如此糟糕的过去和当下的原因，恰达耶夫认为是“完全以借用和模仿为基础的发展模式”：每一个新的思想都不留痕迹地挤走了旧的思想，“因为每个新思想不是从旧思想中派生出来的，而是从天知道的什么地方冒到我们这里来的。”这种只接受现成思想的方式，导致人们的回忆“不会超过昨天”。他们“连自己都陌生”。——而正是这，导致了本该贯穿于祖国历史的灵魂——思想之断裂与残缺。恰达耶夫认为，只有独具个性的思维，独具根基的思想，才是一个民族生活和发展的基础；只有持续的发展才能构成智慧的力量。而各民族的未来和精神发展就源于这些“持续的思想”。不然，情况就如实际中的过往和当下：人们看似在成长，却绝不可能成熟；一个国家看似在向前运动，可实则是沿着一道曲线，走着“一条到不了终点的路线”；这个国家的民众，也会像那些没有学会独立思考的孩子，“在成年的时候，他们体现不出任何自我的东西来；他们所有的知识，均局限于他们外在的生活，他们整个的心灵，都存在于他们身外。”就像岁月教育着单独的个人，时间亦教育着各个民族。民族，如个体的个性一样，也是一种精神的存在。那么，“如果我们想占据与其他文明民族同样的位置，”恰达耶夫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是：“现在需要努力做的，只是认清自然状态下的国家当今的特征，并从中抽取出所有可能会有的教益。”然后，“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复兴我们的信仰”——“以某种方式在我们重复人类所有的教育——但是，首先应该弄清事情本身，弄清何为这种人类的教育，以及我们在共同的队列中所处的位置。”（同上）“一个近代社会所有的历史都是在观念的基础上完成的；”他思索着写道，“因此，历史变成了真正的教育。”但如同历史并非单纯的一个个事件的串联，他认为“教育”亦非单纯的阅读和知识的掌握，教育不是什么与文学和科学相关的东西，而是一种“智慧的相互关系”——“是孩子们在摇篮中所掌握的那类思想，那些思想与孩子的玩具一同环绕着他，与母亲的爱抚一同被传达给他，以不同情感的形式与他所呼吸的空气一同渗透进入他的全副身心，在他还没有步入世界和社会之前就塑造出了他的精神实体。”——就是这些义务、正义、权利和秩序的思想，这些诞生于构成社会的那些事件本身，作为不可或缺的成分，进入了这些国家的社会结构。赫尔岑在流放前曾与恰达耶夫有过一次短暂的会面。那是在奥尔洛夫家的宴会上。“宾客到齐后，进来一个人，向大家冷冷地鞠躬，他的外表与众不同，显得风度翩翩，个性鲜明，这必然会引起每个人的注意。”奥尔洛夫拉住赫尔岑，给他介绍，这便是恰达耶夫。饭后，奥尔洛夫的岳母问赫尔岑：“您为什么这么闷闷不乐？唉，青年人，青年人，你们现在怎么都变成这样啊？”“您认为，”一旁的恰达耶夫接过话，“我们现在还有青年人吗？”如这句热闹宴会上冷峻的反问，赫尔岑觉得，在那些“徒具外表的大人物、那些轻浮的杻密官、满头白发的老花花公子和道貌岸然的废物中间”，恰达耶夫忧郁而独特的姿态，显得很不调和。他的出现，几乎就是对上流社会“一种悲痛的谴责”。而十多年间，他一直“合抱着双手站在某个圆柱旁边，站在林荫道的树木下，站在客厅、剧场和俱乐部中，像否定的化身，像活的抗议一样，凝视着周围那扰攘不休、追名逐利的芸芸众生。”（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卷，第155页）他是孤独的。刚从国外回来，他在莫斯科形单影只。后来有了普希金，成了两人；再后来，有了奥尔洛夫，成了三人。可他们俩都早早地辞世了。后来的他会经常指着沙发背后墙上两个不大的黑影说，他们的头，就靠在那儿。他隐居、思索，但他最终决定从隐居中走出来。他讲出了自己的想法。他公开了对现实的认识。他说俄国夹在中国和德国之间，夹在东方和西方中间，可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这种地理和文化上的特殊性是俄国的不幸，造成了她在世界上的孤独和忧伤——和她的知识分子一样忧伤和孤独——但“特殊性”也可能带给俄罗斯以幸运，因为它就是俄罗斯民族在人类发展史中肩负特殊使命的一个例证。因此他提出关于俄国“出路”的另一种解释：“人类除了被称之为西方和东方的两个方向外，还有第三个方向。”（恰达耶夫：《箴言集》，第155页）普希金曾在阅读《死魂灵》时叹息道“上帝就像我们俄罗斯一样忧伤”。别尔嘉耶夫感言说“这是整个19世纪所有知识分子的叹息。”他心有戚戚然地解释了这声“叹息”：在俄罗斯“存在着不大的文化阶层，它会轻易地被分裂和压抑”。承袭那个被流放十年的知识分子拉吉舍夫，恰达耶夫的遭遇再次揭示了这种被分裂与压抑的命运——“知识分子受到两种力量的压迫：沙皇政权的力量和人们自发的力量。”别氏如此说。专制统治者仇视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不可能共有一条“真理”；庸碌的民众——有点像鲁迅说的“暂时坐稳了的奴隶的位置”的人们，则会排挤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会扰乱自己刚刚坐稳的位置。并且，数量庞大的民众，常常会被有些人、有些集团匿名支配为一种现成的“信仰”与意识形态而加以利用。它与真实的思想——常常不是赞扬而是批评——构成了直接冲突。俄国或许有她的独特出路和“第三个方向”。可是恰达耶夫，这个被沙皇与民众双重夹击的知识分子，又有何出路和方向呢？他说他从未获得过人民的掌声，也从未追寻过民众的宠爱——听听被他推崇为“当今一位伟大的作家”的拉门奈的结论吧：民众的本能远比个人的本能更可怕、更狭隘、更自私，所谓民众的健全思维，并非健全……（同上书，第137页）——他坚持认为真理并非在民众中诞生，真实是不能用数字来表达的；他相信强大、夺目的人类意识，永远都只能体现在单个的智慧中，“这个单个智慧是人类意识之范畴的中心和太阳”——“人民群众服从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定的力量。他们自己并不思考；他们中间有一定数量的思想家，这些思想家替他们思考，给民族的集体理智以冲击，并推着民族前行。在少数人进行思考的时候，其他的人在感受，其结果，便实现了共同的运动。”（同上书，第12页）只是，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他突然要直面阴郁的沙皇，直面愤怒的民众——这些其赞扬他从未获得过、其抚慰他从未领受过、其任性从未触及过他的民众，他该作何感想呢？虽然他说他的思想本不想说给当世的人们听，他本想“将它藏在意识的深处，遗赠给理解力更强的后代”，但他到底还是说了。他到底还是站出来辩护了。他一再重申“所有这一切与民族荣誉均毫无关系”，却不顾民众的暴怒而再揭家丑：“我们暂时还只具有爱国的本能。我们离年长民族那种自觉的爱国主义还相距甚远，……我们是由我们的统治者和我们的气候所加工、浇铸、创造出来的，仅仅是由于恭顺，我们才成了一个伟大的民族。请你们从头至尾地看一看我们的编年史，——在其中的每一页上，你们都能看到权力的深刻作用和土壤的不断影响，却几乎从来也看不到社会意志的体现。”（同上书，第150-151页）——将近一个世纪之后，这个国家的近邻，一个同样拥有着辽阔土地和悠久历史的国度之上，一个知识分子对他的同胞说了句相似的话：我翻遍了二十四史，这部“独夫的家谱”，横竖只看见两个字：吃人。他明知让他的同胞们理解并接受这些太难，可因为“一个诚实公民应做的事，就是尽其所能地对这一非同寻常的现象作出评价”，他仍然堂吉诃德似的喃喃道：“历史家族中的每一个成员，无论他多么卑微、渺小，也都在其存在的深处负载着历史。我们所具有的就是这样的历史。我们……不应向首先看出这一点的人扔石头。”（同上书，第140页）还好，投向他的不完全是诅咒的石头，还有理解与敬重。虽有沙皇的监视，可仍然不断有人去拜访他，邀请他出席晚会。如诗人维亚泽姆斯基冠于他的称号：“流动讲坛上的教师”，每到星期一，老罗斯曼街他那寒碜的小书斋，都使英吉利俱乐部的“名流”和特维尔林荫大道的显贵们趋之若鹜。赫尔岑曾在回忆录中分析这种奇怪的现象：为什么时髦的夫人们要走进阴沉的思想家的隐修室？为什么对文人的事一窍不通的将军们，认为自己责无旁贷，必须登门拜访这位老人，装模作样冒充斯文，然后又把恰达耶夫对他们讲的话拿来鹦鹉学舌？为什么那位古怪的“美国人”托尔斯泰，那位践踏波兰文化的野蛮的侍从将军希波夫，也会出现在他的家中？或许有些人仅仅是“出于虚荣心”，但问题不在这里，——赫尔岑得出的结论令人不无欣慰：一个“精神错乱”的骑兵大尉成了公认的权威，“主要是这无异于公开承认，思想已成为一种力量，应该受到尊重。——任何时候听来，这都是一种希望。是的，他没有什么地位，不过是一个退职的骑兵大尉，胸前只有一枚库尔姆铁十字勋章，他上遭沙皇压制，下受民众诅咒。他终生充满郁愤与忧伤。他没有什么专门的文学作品，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作家和诗人，他一生的创作只有八封信件和一篇“疯人的辩护”，可是为什么，他生前身后能拥有如此高的敬重与声望？为什么，他能对当时和后世的俄国思想家们产生强烈的刺激和影响？他的思想，几乎影响到了他之后的每一位俄国思想家。而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力量，则为他甚至“赢得了敌人的尊敬”。斯拉夫派的代表人物霍米亚科夫曾如是说：“恰达耶夫……他不是文学家，不是哲学家，也不是政治家，而是这一切的统一，因为他的思想在人们沉睡的时候，出面唤醒了众人。”（刘文飞：《以阿诺斯或双头鹰》，第180页）——难道不正是因为他的《书简》，他的思想的力量，给予了此前的十二月党人起义、此刻的流放与监禁、此后的文学黄金时代与缓慢的社会与政治改良这一系列行为以历史的意义，思想的逻辑，以及人类文明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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