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住处叫双清别墅。这座别墅是1917年熊希龄在香山修建的私人别墅。因为这里有两股清冽的泉水流过、有乾隆皇帝的题词“双清”而得名。毛主席觉得这里比西柏坡“阔气”。他心情舒畅，就想爬爬香山。
周总理安排了汽车。
香山的公路是临时抢修的，小轿车在路上走，就跟船在浪里摇摆一样。进了香山大门，就是一个抬头掉帽子的大陡坡。汽车在坡下呜呜地加油，只见车轮原地打转，不见前进一步。毛主席也看出门道：“上不去吧？我们下来走好了。”
司机说：“好，主席你先下车，我把汽车倒回去，再往前冲一下，这样出不了事。”
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踏着夜色，边走边聊，很快来到香山慈幼院的后门。一辆吉普车已经停在那里。司机拉开车门。
毛主席问：“不是到了吗？怎么还要坐车？”
周总理：“路坡太陡，小汽车爬不上去，必须换越野吉普，前面还有很长一段路呢。”
这是周总理陪同毛主席第一次披着星斗登香山。
除了办公、开会和看书，毛主席是不喜欢久坐一地的。他夜里工作，下午睡醒了，总爱出去散散步。这天下午，他又按他的老习惯“出去走走”。可他忘了一条，这里不是延安的杨家岭,也不是西柏坡，那时四面都是八路军和老乡，既走不丢，也不怕岀现什么意外。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敌情也多。可毛主席兴致蛮高，早把周总理和警卫们常常提醒他的话甩到脑后，一个人信步由缰，大摇大摆地出门去了。
他这一走，可惹了麻烦。警卫值班的刚出去了一会儿，回来就不见了主席的影子。天很凉爽，可他急了一脑门子汗。问外面站岗的，只说是看见主席一人背着手向西走了，别的什么也没敢问。
值班的火速报告警卫科长李树槐。
李树槐原来是朱德的警卫员，跟了很长时间，责任心很强。朱德将他推荐给了毛主席。他一听毛主席独自一人岀去了，浑身像弹簧一样绷紧了。二话不说，抄起电话，就把海淀分局的公安人员找来了，同时把整整一个骑兵连的人马派出去，分头寻找毛主席。人马派出去良久，还是不见毛主席的人影。正在李树槐如热锅上的蚂蚁，在地上打圈圈，引颈张望时，毛主席却从西面的土坡下露出脑袋，渐渐露出身体，依然优哉游哉，背着手，嘴里好像还哼着京戏。李树槐好像望见久别重逢的亲人，老远就喊：“主席！主席！”跑了过去，拉住毛主席的手。
毛主席已从李树槐焦急的眼神和一脑门汗上知道自己“惹祸”了，倒像是李树槐的下级一样低了头：“我没请假，犯了错误，对不起你们，叫你们担心了。”
李树槐是直摇头，他还有什么说的？反而笑了：“主席呀,真拿你没办法，你上哪去了？”
毛主席指了指背后：“西边路旁有个果园子，我在里头站了一会儿。”
还有一次，毛主席从中南海办完公返回香山休息。出发大约一小时后，周总理有事请示，打电话给香山，香山回答：“毛主席还没到。”
周总理一看表，皱起眉头：“都一小时了，怎么还没到？是不是路上车子出了问题？”他又打电话问负责路线安全的吴烈。吴烈也不敢肯定是什么原因，马上坐车沿路去找。到了动物园，说看见专车过去了；又追到海淀，海淀也说专车过去了。再回头问颐和园，颐和园说没看见专车。
那问题肯定是出在海淀与颐和园之间了。
吴烈不敢停留，驱车又去追。一直追到北京大学往西苑去的路上，远远地就看见了那辆防弹车，车门开着。再往路边看，一眼就看见毛主席高大的身影。原来是毛主席看见路边的稻谷黄了，坚持要车停下来。吴烈到时，毛主席正兴趣盎然地站在稻田里，和一个手拿镰刀的老农聊得高兴。
“几时开镰？”毛主席搓着几颗稻谷。
“再晒上一个晴天就能割了。”
“能收多少？”
“千八百斤吧。”
“收成不错嘛。家里有几口人？”
“六口。”
“够吃吗？”
“够了。除了这稻子，那边还种了些小麦，已经收了，掺合着差不多。”
吴烈过来了，没有惊动毛主席。看来老农还不知眼前跟他说话的是什么人，只是他看见老农手中那把刃口雪亮的镰刀，不觉心口发毛。他趁毛主席与老农谈话间隙，忙插上去说：“家里有事情。”
毛主席这才意犹未尽地走出稻田，俯下身子上了车。
毛主席燃上一支烟，还在回头看着稻田。他不知道后面车里，吴烈正在擦着满头的汗。
有了几次独自“出走”的虚惊，警卫们倒也摸出了规律，判断毛主席去了哪里，八九不离十。常常是不知哪个警卫发出“警报”：毛主席不见了，分头去找，不一会儿就见警卫把笑呵呵地毛主席给“找”回来了。
即使这样，周总理还是不放心毛主席的这种“游戏”。他要求警卫必须注意毛主席的动向，随时跟着出发，到了目的地，要马上打电话通知家里，让沿途放上岗哨。那时电话线路稀疏，找个电话也不是易事。所以有时一个警卫跟着毛主席出来了，一边打电话，一边眼睛还要盯着毛主席周围，嘴里还要讲暗号。那时5大书记都编了代号，毛主席自然是1号。
开国之初，百废待兴，刚刚从战争走进和平的领袖们，仍然按照战争年代形成的生活习惯和政治格局，疏理着旧时代留下的一堆乱麻。繁忙和胜利的喜悦，使得领袖们没有时间去思考自己，只是一门心思地投入了新中国的奠基和建设。这个时期，毛主席与周总理关系极为融洽。通过战争，周总理已完全信服毛主席的雄才大略，心甘情愿以自己的才能来辅佐毛主席；毛主席生来不愿管“杂事”，他也确信最复杂的问题只有交给周总理才放心。就像人们称呼的那样：主席；主政一切；总理，总管并日理万机。
所以，毛主席需要周总理，周总理也离不开毛主席。他们之间形成一种天然的互补关系。在共和国前五六年的时间里，毛主席觉得周总理得心应手；周总理对毛主席是心领神会。毛主席像是乐队的指挥，周总理是首席小提琴。这两位巨人，包括其他中央领导，是浑然一体，齐心协力地支撑起共和国大厦。……可以说，建国最初的几年，迅速扩展的政治局面和对外交往，是和领导人之间的融洽关系分不开的。
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进驻北平香山，几个月后，搬进了中南海。
中南海在紫禁城的西侧，所以清朝时称为西苑。当时的中海和北海形成的葫芦腰很细，只有一座东西走向的小桥架在上面,供行人和车辆通行。后来才修起了宽阔的桥面。通过南海，直对着新华门后照壁的就是毛主席的住地丰泽园。门匾上的“丰泽园”三个大字系乾隆皇帝的御笔。毛主席住在园内东侧的院子里，双扇门的门框上也镶了一块匾，刻着“菊香书屋”四个字。这个北京式的四合院，基本上是中南海正中的位置。
其实，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进京时，周总理先住进的菊香书屋。因为进城住在香山时，周总理几乎每天都往市区跑，他要恢复和治理城市，必须同旧时京城的民主人士商谈，而这些人士大多住在城内或北京饭店。周总理每每从香山动身，要绕到青龙桥，从西苑、紫竹院方向进城，有时一天要跑两趟，加上路不好，实在太累，常常坐在汽车里就睡着了。有时时间太晚，他就在中南海找个地方，睡上一晚。这个最初的下榻之地就是菊香书屋。
这个四合院有五间正房，周总理住东面两间，西面两间留给林伯渠住。北平城内秩序基本好转后，周总理、叶剑英动员毛主席住进中南海，但毛主席不赞成。毛主席并不想住在皇帝住过的地方。刚进北京的毛主席是清醒的，懂得自律，他号召全党学习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记住李自成攻入北京后骄奢而失败的教训。
毛主席不愿意住进中南海。叶剑英急了，就专门跑到香山上的双清别墅去动员毛主席。
“我不搬，我不做皇帝。这个剑英真固执。”叶剑英走后，毛主席挺不高兴地对周总理说。
“你还是应该听父母官的。”周总理婉言应道。其实他完全赞同叶剑英的主意。
“我偏不听。这是原则问题。”说叶剑英固执，其实毛主席更坚决。
“剑英坚持你进中南海也是原则，这个地方连围墙也没有。”
“不谈不谈。”毛主席打断了周总理的话头。
“主席住进去，我们才好高枕无忧呵。”周总理对坐在一边的朱德说。
朱德完全赞同。
于是由政治局讨论做岀决议，少数服从多数，毛主席才搬进了中南海。
周总理把菊香书屋的里院让给毛主席住，自己搬到中院居住和办公。可是这里屋少人多，长此下去也不是事儿，得另找个地方才行。有一天，周总理来到中南海的最西北角，院前的匾上写着“西花厅”仁字，一进院内，正是海棠花盛开，周总理为之精神一振。他喜欢海棠花，称之为“群花”。他住下了，一住就是二十多年。这里也是政务院的所在地。
新政权经过紧锣密鼓的筹措，各项准备都已就绪，只是有一件事令毛主席和周总理颇感不安，那就是宋庆龄女士至今仍在上海，也没函告何时能够北上，参加新政府。
众所周知，宋庆龄是中国共产党之外的最富代表性的杰出女性，也是国内外最关注的特殊人物。她的地位和名望无人可以取代；如果在共和国开国大典的主席台上，没有她的身影，无疑是一种深深的缺憾，并会导致国内外舆论的猜测……
毛主席、周总理与宋庆龄的关系一直不错。而且宋庆龄对毛主席早就十分推崇，早年她曾同毛主席等人一起联名发过讨蒋通电；斯诺要去红区，就是受了宋庆龄的影响，是她告诉斯诺,毛主席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至于周总理，早在黄埔时期，她就从孙中山那里知道周总理的为人与才华，后来又毅然支持周总理领导的南昌起义；抗战时期，她与周总理打交道的机会更多了，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为解放区提供了大量物资支援……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共和国的检阅台上不能没有宋庆龄。
为此，毛主席和周总理多次交换过意见，一定要请宋庆龄北上。
1949年1月19日,毛主席、周总理就联名发电报邀请宋庆龄参加新政协会议，电文说：“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和汉年、仲华切商，总期以安全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
这时候的上海尚未解放，蒋介石集团还在做最后的挣扎，加紧了对革命势力的迫害。电报无法直接到达宋庆龄本人，只好通过地下电台转交。所以在发出电文时，周总理特给地下电台人员写了几句话：
“要派孙夫人最信任而又最可靠的人送去，并当面致意。要注意：第一必须要秘密，不能冒失；第二必须要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电报是到达了宋庆龄手中，可是这个电台却遭到破坏，人员被捕杀，即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描绘的情景。廖梦醒将电文告知宋庆龄时，宋庆龄很警惕，她告诉廖梦醒：“你也上了黑名单了，赶快走吧。”廖梦醒密电请示周总理，周总理指示她立即转移，宋庆龄让一位外国朋友为廖买了船票，把她送到香港,自己仍然住在上海。
5月27日,上海解放后，毛主席又委派陈毅和其他领导人前往公馆看望宋庆龄，并派出警卫部队为她站岗放哨，以保证安全。眼见建国的日子临近，却未见宋庆龄成行，周总理与毛主席不免有些着急。
“我很想亲自去上海将孙夫人接来，可是哪里离得开呀。”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完与首都文化界人士交谈情况，又谈起宋庆龄的北上。
“还是派一位女同志去接，可能更有共同语言。”毛主席说着自己的意见。
“那就派邓颖超去吧。”
“她不是身体不好吗？”
“等做完这件事后再让她休养。”
“我看可以。”
“请主席写一封亲笔信，让邓颖超带给孙夫人，这样可能更好些。”
毛主席果然写了信：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敬颂大安！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带着毛主席的亲笔信出发了。临行前，周总理也写了一信，让邓颖超带上。信中写道：
庆龄先生：
沪滨告别，驛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借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专上。敬颂
大安！
周恩来
一九四九、六、二十一
此次与邓颖超同行的还有已从香港返回北平的廖梦醒。她曾在宋庆龄身边工作多年，又是廖仲恺、何香凝之女，有许多便利。到达上海后，邓颖超让廖梦醒先去宋庆龄处说明来意。宋庆龄感叹一声：“北平是我最伤心之地，我怕到那里去。”因为孙中山正是在北平逝世的，当时的种种悲情历历在目。
廖梦醒说：“北平将成为红色中国的首都。邓颖超代表中共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等同志，特来迎你，你打算什么时候见她？”
宋庆龄拍拍廖梦醒的手：“让我想想好吗？”
过了两天，邓颖超接到了宋庆龄宴请她的请柬。几次交谈之后，邓颖超把宋庆龄说服了，并着手准备北上之行。
8月26日,周总理将这一消息告诉毛主席，毛主席高兴异常：“邓颖超这次上海之行，岀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她的任务。”并翻看日历，计算由上海到达北平的火车时间。
周总理建议：“主席，孙夫人这次能来参加新政协，很不容易。主席能否亲去车站迎接？”
毛主席想了一下：“宋庆龄是一位杰出人物，中国妇女的典型代表，她能与蒋介石决裂，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实属不易。我去车站迎接，也是应该，应该的。”
过了两天，即28日下午，毛主席早早地就向工作人员打了招呼，他要去车站迎接孙夫人。吃过午饭，他就换上皮鞋，穿上那套平日很少穿的浅色衣服，3点多钟就催着大家出发。
宋庆龄乘坐的专列，下午4时15分才进站。车刚刚停稳,毛主席便走上车厢，迎接孙夫人下车，与之握手：“欢迎你，欢迎你，一路上辛苦了！”
在毛主席的陪伴下，宋庆龄走下车来。她比实际年龄要显得年轻许多，一身黑色榜绸旗袍，配上一条白色纱巾，加之宋家三女都遵从母亲嘱愿留着的盘发，愈加显得丰采灼人。
周总理迎上前来问好握手，宋庆龄高兴地说：“谢谢派你的夫人来接我。”周总理说：“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领导新中国的建设。”蔡畅向她献上一束花。
由周总理陪同，向站在月台上的欢迎者作介绍，宋庆龄与他们一一相见。随后，宋庆龄与何香凝、邓颖超、周总理同车前往寓所休息，毛主席等才乘车相继离去。
9月，毛主席和周总理再一次亲临车站，迎来了原国民党湖南省主席、和平起义将领程潜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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