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一共主持了两次变法。第一次变法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第一，整理户籍，命令百姓十家编为一什，五家编为一伍，各家互相监视检举;如果有一家人犯法，十家连带治罪。
在农耕社会，百姓的多寡影响土地的开发程度。
商鞅整理户籍，有助于管理秦国的人口。
商鞅施行连坐法，让百姓互相监督，大减少了犯罪行为。
第二，如果发现奸恶之人，隐瞒不报的人将被腰斩，告发之人受到的赏赐与上阵斩杀敌首同等，窝藏奸恶之人受到的惩处与投降敌人的人受到的同等。
通过第二条法令，秦国就彻底灭除奸恶之人生长的土壤。
如果国家没有奸恶之人，百姓自然相安无事，努力发展生产。
如果一户人家有两个壮丁不分家，他们家的赋税将要翻倍。
商鞅强迫成年男子分家，目的就要他们自食其力，共同为发展秦国的生产奋斗。
第三，经济实力是战争的支柱，战斗装备和战时后勤的补给全取决于经济实力。
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军事的发展就得不到有力的支持，国家自然无法扩张。
法令还规定，凡是致力于农业生产、增收粮食和增加布帛的，可以免除自身的劳役或者赋税；从事工商业或者自身懒惰而导致贫穷的，他们的妻子都要被收为官奴。
这条法令，将百姓的努力方向引向农耕，有利于促进农业发展。
第四，有军功的各按标准升爵受赏，没有军功的王族不能列入家族名册。
如果私下斗殴，将按性质的恶劣程度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
这条规定，将百姓的暴力引向战争，同时解除了王族的一部分特权，为百姓开辟了一条向上层社会升迁的道路。
商鞅强调按军功授爵，激发了下层有才之人的斗志，为秦孝公招揽了大量人才。
第五，明确爵位尊卑。官吏按等级差别占有土地、房产，甚至家奴的衣裳和服饰也要按爵位尊卑穿戴。
军功是百姓获得爵位的主要途径，为了鼓励百姓积极参军奋勇杀敌，商鞅仍然强调爵位的尊贵，这有利于提升有军功者的社会身份。
法令还特别规定，只有立下军功的人才能够享受社会的显赫荣耀，没有军功的人即使极富也不能享受社会荣耀。
第一次变法有三大作用。
第一强调发展生产，增强国力，这体现在鼓励农耕政策上；
第二强调建立军功，提升军人的社会地位，这是战争方略；
第三强调维持社会稳定，杜绝犯罪，这是以严刑峻法的方式稳定社会秩序。
从变法的内容来看，变法很单调，处罚严苛，过于冒进，容易引起百姓不满。
百姓懒散惯了，突然实施整理户籍和连坐法，他们深感不适应，虽然如此，但威慑于商鞅的严刑峻法，不敢多言议论，只能将不满往肚子里吞。
新法实施了一年多，百姓怨声载道，仅国都就有1000多人非议新法。
正当商鞅为新法的推行而焦虑时，太子触犯了新法。
变法缺乏威信，正需要树立威信，正想杀鸡儆猴，有人偏偏在这个时候撞到刀口上，真是天助商鞅。
商鞅告诉秦孝公，新法难以推行，因为上层随意冒犯下层接连效仿，新法丧失了威信。
城门立木树立了改革的信誉，商鞅需要再次惩罚高官，树立新法的威信。
触犯新法的是太子，太子是未来的国君，不能轻易施加刑罚。
但是，如果不惩罚太子，就不能树立新法的威信。
两难之际，商鞅采取一个折中的办法，处罚太子的监督官和老师，于是太子的老师公孙贾被处以墨刑。
墨刑就是用刀刺刻脸部，然后涂上墨汁。
太子的老师遭到商鞅如此羞辱，太子自然痛恨商鞅，同时下层也因此事见识了商鞅的威严。
处罚太子的监督官和老师后，再没人敢非议和敢阻碍新法。
反对的言论被压制后，新法顺利地推行开来。
新法推行7年后，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户户家给人足，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占山为王或者拦路抢劫的现象变得少之又少。
变法之后的秦国经济发展迅速，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应对战争的消耗。
更为重要的是百姓勇敢作战，以私斗为耻。
全国的暴力都藏在军队里，指向其他诸侯国，秦国国内则社会秩序安定，没有违法乱纪的事。
经过第一次变法，秦国走上了富强之路。
商鞅变法得到了秦孝公的大力支持，因此他能够大刀阔斧地改革。
作为改革家，商鞅十分刚毅，敢想敢做，所以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触犯了很多人的利益。
树敌太多注定了商鞅的悲剧结局。
秦孝公三年，商鞅被任命为左庶长，施行变法。
秦孝公十年，商鞅又被提拔为大良造。
大良造是秦国二十个等级爵位中的第十六级，可见秦孝公很倚重商鞅。
秦孝公改革的目的之一是战胜魏国。
商鞅被提升为大良造后，在秦孝公的授意下亲自领兵攻打魏国，抢占其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地区。
此次战役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它向历史宣告：魏国已不再是秦国的对手。
秦孝公十二年，秦国迁都咸阳。
咸阳在旧国都雍地的东面，此地占据山川之险的同时更加接近魏国。
迁都咸阳后，为了火速超越并战胜魏国，商鞅开始施行第二次变法。
第二次变法是第一次变法的补充。
变法仍然围绕国家利益，以打击落后王族，提升新兴势力为主。
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禁止父子兄弟同室而居，男子都要自食其力。
商鞅在第一次变法中规定，凡是成年男子不分家的，可以通过缴纳双倍赋税的方式弥补。
在第二次变法中，秦国百姓的天伦之乐已经被彻底践踏了，商鞅彻底断绝了秦国百姓不分家的后路。
至此，商鞅将百姓当作实现秦国富强的工具已经是不言而喻。
商鞅禁止言论，百姓敢怒不敢言。
怒气被压抑，一旦爆发，商鞅必然难以善后。
第二，合并乡镇，统一以县为单位编制全国的行政制度。
编制后的秦国共有31个县，每个县都有县令和县丞，县令是主要责任人，县丞是县令的副手。
第一次变法时，商鞅统一编制户籍，便于管理百姓；而在第二次变法中商鞅编制县制，以地域为单位管理全国。
经过两次变法，秦国百姓受到户籍和地域的双重限制，个人自由被约束。商鞅屡次约束百姓，目的只有一个，让百姓以“耕、战为本”，杜绝经商、学习游说和私斗等不利于中央集权的活动。中国的大统一和中央集权是由秦国开创的，商鞅改革的贡献很大。
第三，整治全国土地，以统一尺度划分土地，鼓励开垦。作为法家的杰出代表，商鞅力求实现一套标准尺度。如果以全国统一的尺度划分土地，国家的赋税征收就有严格且统一的标准。赋税是国家财力的主要来源，一旦赋税有保证，秦国作战就有经济实力保障。
第四，统一度量衡，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商鞅改革前，秦国的测量尺度有斗、桶、权衡和尺等，名目繁多，不利于市场交易和国家税收。经过改革，全国都用一套标准，更便于交易。
第一次改革，秦国走向富强的道路；第二次改革，秦国走向中央集权的道路。
秦国由弱国变成强国，商鞅功不可没。经过两次改革，秦国已经像一匹能征善战的千里马。商鞅希望自己的千里马能够踏平其他诸侯国，实现全国的统一就像实现秦国度量衡的统一。
新法刚刚使秦国走向称霸的大道，又有人居心不良触犯新法。商鞅有改革家的大无畏精神，不为太子留情面，更不会为其他人留情面。
上次太子触犯新法，他的监督官公子虔被罚，公子虔恨商鞅入骨。第二次变法施行四年后，公子虔再度犯法。商鞅操起大刀阔斧，毅然决然地处公子虔劓刑。
劓刑，就是削割掉鼻子。为了变法，商鞅整得公子虔面目全非，这更加深公子虔的怨毒之心。
商鞅两度惩治太子的人，毫不顾忌太子的颜面，使太子对商鞅心存忌恨，这也为商鞅埋下了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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