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自开国以来，实行海禁政策持续二百多年。明太祖朱元璋成祖于洪武四年，即1371年诏令“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拉开了海禁序幕。明成祖朱棣虽有官方的郑和下西洋之举，但仍“禁民间海船”，严令“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东南沿海的海盗十分猖獗。
（郑和）
据有关史料记载，到了嘉靖年间，东南沿海，海盗发生尤为频繁，而“倭乱”更甚于海盗，明朝朝野便发生过一场禁海问题的争论。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放弃传统的“海禁”政策，要不要开放本国商民的海外贸易。
当时，尽管很多人仍抱着既定的“海禁”政策不放，还是有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海禁”与海盗之间的关系，极力主张开放“海禁”，以便彻底根除海寇。其中，公元1564年福建巡抚谭纶在《条陈善后未尽事宜以备远略以图治安疏》中指出，“世人滨海而居者，不知其凡几也，大抵非为生于海，则不得食。海上之国方千里者，不知其凡几也，无中国续绵丝帛之物．则不可以为国。御之怠严，则其值愈厚，而趋之愈众。私通不得，即掇夺随之。昔人谓；弊源如鼠穴，也须留一个，若还都塞了，处处俱穿破。意正如此。” 谭纶用了个通俗的比喻说明了现实问题，他请求朝廷允许福建商民在近海与外通商，按《明史》说法有不少中央政府官员都表示了认同。其后福建巡抚许孚远也在奏疏中说：“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
公元1567年1月23日，明世宗朱厚熜病逝于乾清官。2月4日，其三子朱载垕即皇帝位，是为穆宗，纪元隆庆。明穆宗朱载垕，《明史》中称他“继体守文，可称令主矣……盖亦宽恕有余，而刚明不足者欤！”他即位后，还是有重振朝纲的新气象的，他诏告群臣:“先朝政令有不便者，可奏言予以修改。”不久．谭纶之后的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利用隆庆改元而政治布新之机，奏请在漳州月港开放海禁，准许中国商民出海贸易。奏议迅速得到穆宗朝廷的批准，从而形成了“隆庆开海，月港开放”的局面。这在明朝对待国民的海外贸易政策上，可谓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已完全更改了皇朝祖制。
应该说，“隆庆开海，月港开放”是明朝嘉靖时期中国海商海盗武装走私集团斗争的结果。明朝廷虽然用武力镇压了沿海的武装走私集团，但不少人也从中发现，这些武装走私集团是“海禁”政策结下的苦果。由于明朝政府面对这些武装走私集团也感到剿不胜剿，所以才不得不“易私贩为公服”，改弦更张，通过将走私贸易转化成严格控制的合法贸易，来消除海盗走私集团对其统治秩序的冲击。
那么，东南沿海的海盗是怎样形成的呢？潭纶在同一奏章上说：“闽人滨海而居，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后来在万历年问曾任福建巡抚的陈子贞也曾说:“闽省土窄人稠，五谷稀少。故边海之民，皆以船为家，以海为田……”一旦严格执行“海禁”政策，人民“生计萧条，情困计穷，势必啸集”，进行武装走私。
实际上，在嘉靖所谓“倭乱”的海盗队伍中，福建人就占很大的比例。如茅坤在一篇文章中曾根据一位被海盗掳掠的昆山籍农民在归来后所谈的情况，写到闽人在海盗队伍中占十分之六七。当时福建的经济对外依赖性很强，福建的地理特点是，丘陵、山地占全省总面积的百分之九十，多山少田，人民生活的基本应用赖于外地供应；月港所在的漳州更是偏僻而且交通不便，月港地处九龙江入诲处，以其地之形如月而得名。按《东西洋考》上的记载，漳州月港自身的条件的毫无优势可言，因月港既无直接的出海口其出海口在厦，又非深水良港，海外贸易船由此出海，需数条小船牵引始能行，一潮至圭屿，一潮半至厦门。
不过正由于其“僻处海隅，俗如化外”，不为明朝朝廷官员所注意，早在正统、景泰年间，它就已成为走私活动的活跃地区之一，史书载“居民多贷番且善盗”。成化、弘治之际，不少漳州人走私致富，已出现“风向帆转，宝贿填舟，家家赛神，钟鼓响答．东北巨贾竞湾争驰”的局面，并享有“小苏杭”之誉”。
月港成为福建商民进行走私贸易的中心港口，到十六世纪初葡萄牙人东来以后，月港迅速发展成为福建沿海的最大走私贸易港口。葡萄牙等国商船在广东海面由福建人领航改泊海沧、月港；浙江人领航到双屿，每年夏季来，望冬而去。而福建的走私商民，也可由月港出海，与“番舶夷商贸”进行贸易往来，络绎不绝。
到了嘉靖时期，以月港为中心的漳泉地区走私商民的活动，更为频繁，并为全国之甚。《明世宗嘉靖实录》中有几段记载颇能说明问题：
公元1525年9月4日，初，浙江巡按御史潘仿言：“漳、泉等府憨猾军民私造双桅大船下海，名为商贩，时出剽劫，请一切捕治。”
公元1533年9月29日， “ 十二年九月，辛亥兵部言：浙福井海接境，先年漳民私造双桅大船，擅用军器、火药，违禁商贩，因而寇劫。”
公元1547年3月24日，“ 二十六年三月乙卯，朝鲜国王李恒遣人解送福建下海通番奸民三百四十一人……”估计皇帝觉得在属国面前丢了脸面，不久后下了个诏书：“……诏：沿海奸民犯禁，福建尤其，往往为外国所获，有伤国体……”
（明朝时期凶神恶煞般的海盗）
面对着福建商民依托月港进行频繁的走私贸易活动，明政府也加强了对月港这个“俗同化外”之地的控制。公元1530年，很据福建巡抚胡琅的建议，福建巡海道驻漳州，又在月港东北的海沧建立安边馆，并委漳、泉等府通判一员轮流驻扎。安边馆又称捕盗馆，其职责是为了弹压当地商民的走私贸易和海盗活动。公元1536年，明朝政府接受了御史白资的建议，放松了对当地商民近海贸易的限制，“民有出海货卖在百里外者，皆诣捕盗官处自实年貌、贯址，以符给之，约期来销，使去有所由，归有所止。”但“仍禁制汉民不得下海通番。”由于实效不大，公元1551年，明朝政府正式在月港设立靖边馆，“以通判往来巡缉”。
公元1557年，各方海盗势力大闹月港。无奈之下，福建巡抚谭纶只好招抚这些海盗，并在月港设海防同知，更靖海馆为海防馆。但这些措施仍不见效，明朝政府遂于公元1567年正式以月港为治而设立海澄县，试图以民政来管理这个走私贸易的中心。因此，公元1567年月港的开放，只是明朝政府对于月港地区海上走私贸易的被迫承认而已，以因势利导之举来稳定福建南部的统治秩序。
其实明朝政府之所以在月港开海禁，其基本出发点，正如后来的福建巡抚许孚远所承认的，在于“于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就是说，通过有限地开放，更好地贯彻“海禁”政策。正是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明朝政府才选择在远离内陆商品货源地并且有重山与内陆相隔的福建地区，开放商民的海外贸易，以便能对其它地区有效地实施海禁。
但由于“隆庆开海”的主要措施“月港开放”，而一开始就以“于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为原则，不允许漳泉二府以外地区商民对海外贸易的参与，以月港地区的开放来成就全国绝大部分沿海地区的“海禁”，它只能导致走私贸易的兴起。加上月港地处偏僻，开放程度十分有限，对本国海商非但未能提供任何方便的贸易条件，相反却制定了许多苛刻的限制，从而使中国海商在国际贸易中最终因没有国家实力为后台，不敌西方殖民势力的竞争和剿掠而无法扩张贸易规模，而月港本地又排斥外地商民参与开海贸易的活动，从而在全国商民中造成了一种不公平的海外贸易环境，这不仅没能达到消除海盗源头的目的，反而因此激起走私贸易的的沉渣泛起。
明朝天启二年，即公元1622年，朝廷“以有事红夷，遂严海禁”，严禁中国商船出洋兴贩；荷兰殖民者先后占据澎湖、台湾，“明则夺我商贾，而阴或勾我奸人……”致使天启、崇祯两朝之际，东南沿海的走私贸易与海盗活动兴盛一时。而走私贸易一旦规模化，又摧垮了月港合法贸易。明末清初，中国的东南沿海又兴起一个“中国海盗的黄金时代”，走私贸易又开始大规模泛滥起来。
本文为历史风云专栏作家中天飞鸿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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