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殷商王朝的延续约从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前1046年，前后历经十七世、三十一位君王，存在时间近六百年。仍有一些国外史学界人士倾向于在殷商王朝之前的夏王朝更多是神话传说形式的存在，支持殷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早期国家形态这一保守立场。这一保守性的甚至歧视性的立场其实用一个简单的逻辑即可推翻：既然殷商王朝的青铜文明已经如此臻于成熟且社会形态相对完备，无疑因由一个相对稳定的时代应运而生、孕育而来。
陆续的考古发掘新材料证明：夏王朝是中国商朝之前一个松散的联邦政权形式，是原始部落联盟到早期国家形态之间的巅峰过渡；其创始人现已追溯到华夏族上古神话传说中的黄帝玄孙、颛顼六世孙、治水有方的大禹。另有学者认为，甚至在夏朝以前，中华文明已经存在另一个虞朝（一说唐虞朝），而这个朝代正是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乃至“九皇九帝”时代。
为叙述方便起见，也因帝夋世系尚缺少完整的体系内容及其必要的考古证据链，本书在体例、观点、方法等方面仍借用传统史学界的黄帝世系为参照，谨以为抛砖引玉、筑巢引凤之用。
大禹属于黄帝世系的夏后氏部落，夏人先祖，有学者认为夏朝是华夏民族之“夏”的总源头，与商族先祖契是同时代人。
大禹的儿子启（夏后启）首次推翻了肇始于炎黄时期或者更早的原始部落联盟的首脑推选制（一说禅让制），缔造了取代华夏族炎黄部落联盟的奴隶制夏朝。这在史学界尤其是西方史学界存在不少质疑和争议，但仅就“华夏”一词流传至今的基本事实而言，夏朝及其先前的炎黄部落联盟亦即虞朝或唐虞朝的历史存在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今中国人广泛采用的农历（阴历）被称作“夏历”就是一大佐证。
正如神话传说性质的荷马史诗构成古代希腊罗马历史和西方文明的滥觞，中国历史教科书确定的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及其先前的炎黄部落联盟亦即虞朝或唐虞朝虽然尚无系统的考古证据链予以全盘证实，但是史籍记载、民间传说和现存遗址都指向殷商王朝继承的这一前政权已具备现代城邦国家的结构。西谚云：罗马不是一天建起来的。殷商也一样。殷商王朝可以视为夏朝的延续，而夏朝则是虞朝或唐虞朝的延续，以此上溯类推，从“九皇九帝”或“三皇五帝”到伏羲和女娲创造人类（一说女娲独自抟土造人）再到盘古开天地，皆是华夏文明链条上不可或缺的历史和神话环节
较为各方所能接受的说法是：殷商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完备的奴隶制国家，在此之前的夏朝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原始部落联盟和后来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的过渡、雏形或奠基。
有关的考古发现把人类历史的华夏卷推向了炎黄部落联盟亦即虞朝或唐虞朝更早期的神话阶段，如《中华考古·世界考古大全集》等书就推论早在八百万年前甚至更早，以中国云南腊玛古猿为代表的早期类人猿就摆脱了神话传说的桎梏，向人类的第一次进化迈出了第一步。这是古猿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算上这一步或两步，汤汤华夏文明的历史渊源可从虞朝或唐虞朝的炎黄部落联盟进一步上推到盘古开天地神话传说的亿万年前，这一年限远远超过了国际考古界目前公认的人类先祖出自三百万年前的非洲那位“露西奶奶”年代。
华夏文明的源头早于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埃及文明等人类其祂古代文明乃或接近人类起源的神话历史地位是一种革命性的观点且得天独厚。历史不是考古的累积，而是文明的车载斗量；“文明”不仅限于学术研究意义上的人类物质文化生产创造成果，精神性存在如每个地球上民族都有的上古神话传说，也是人类文明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简而言之，历史包括神话和信史两部分，神话是历史的前置部分，信史是历史的后置部分。
本书不是考古类读物，也非历史文化领域的事实探究，只是试图在世界历史的坐标系和人类文明的大背景下讲述一个属于当代中国国籍的殷商时代伟大人物比干的故事和他的前生后世，书中引证的史料和考证仅供参考。为统一称谓，尊重国际史学界的一项共识，“商朝”、“殷朝”、“商代”、“商王朝”等词在本书中均作“殷商”或“殷商朝”、“殷商王朝”。
殷商不是一天建起来的，罗马也一样。从殷商王朝的建立者成汤（甲骨文称其为唐、大乙，又称高祖乙、太祖等）上溯到他的子姓先祖契（也称子契，阏伯），一共传承了十四代，可称之为“先商十四公”。
到了成汤这一代，史载商族的封地统治中心（都城）迁移了八次，终定于亳；从成汤建国到最后一任君王帝辛亡国，殷商的都城又迁移了五次。首都频繁迁移的殷商朝在世界历史上乃至神话传说上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也算是一种殷商特色。
今人观察研究历史容易犯的一个通病就是不自觉地用现代人或后发文明社会的政治和道德标准去衡量古人，尤其在引用当时人们的文字和概念时带入个人褒贬，这一通病在本书中概莫能外。比如殷商王朝达到了奴隶制社会的文明巅峰，大批战俘和奴隶被用于祭祀、殉葬、残杀，连人身相对自由的平民也难免沦为奴隶；用现代人的标准，这是极其野蛮的、残暴的、落后的，更谈不上什么“文明”。这种先入为主的褒贬似乎是今人把“文明”当作一个道德词眼去要求古人了。事实上，奴隶制的存在根源在于古代社会低下落后的生产力不足以养活超出承受限度的人口，需要更多的社会成员从事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等繁重的体力劳动，才能保证上层建筑的稳定发展。倘若不杀掉那些战争中掳掠的充满敌意和破坏性的俘虏，不强迫大批奴隶从事生产劳动，僧多粥少，国家机器和社会秩序就难以正常运转。人殉、人祭、人牲、人坑等诸，是统治阶层乃至平民阶层敬奉天地、鬼神、祖先等最高主宰以求庇护和保佑社稷江山黎民子孙的常规举措，因此而倘若指责这些古代的统治者大搞封建迷信、宗教迷信活动，不讲人道，残酷剥削和压迫底层劳动人民，这种对历史的无知无畏和贻笑大方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立场和方式方法。
有规则就有例外。虽然战俘和奴隶的命运在殷商朝极其悲惨，那些因迫害、债务、犯罪、反叛等行为从平民甚至最高统治阶层跌入奴隶阶层的人们更为不幸，如殷商末期的太师箕子就被打倒成了奴隶并囚禁起来，然而同样有一些摆脱奴隶身份上升到统治阶层的例子，如成汤时期的伊尹、武丁时期的傅说等重臣名相都出身奴隶阶层。这种“旋转门”也可能成就了另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殷商时代人物。据此推断，奴隶制文明巅峰时代的殷商王朝的社会阶层固化远不是现在人想象的那样固若金汤，一个人通过努力奋斗而改变个人命运的机率在任何时代都不是绝无仅有的。
马克思说过：历史常有惊人相似的一幕。中国有句成语“殷鉴不远”，意思大致不差。上古神话也罢，夏商周也罢，封建专制也罢，理想国度也罢，有些人类共同价值观及其精神追求是不分时间空间而一脉相承的，社会形态、物质形态可以改变，而全人类共有的有些价值观导向却是始终如一、绵延不绝的。将属于人类共同价值观的精神形态和目标如勤劳勇敢、仁慈、宽容、怜恤等等归结为某一民族独有的传统美德，这也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立场和方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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