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现代史以来，各强国围绕海权展开了激烈争夺，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伴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掌握海权的国家一直主导着世界的秩序。公元前3世纪，古代欧洲人就已经充分的懂得了海权的重要性---控制海洋就等于控制了欧洲。
德国历史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蒙森在《罗马史》里提到一个典故，公元前三世纪，罗马和迦太基（今天北非突尼斯）进行了三次布匿战争，罗马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通过海战战胜了善于航海的对手，控制了地中海的制海权。此后凭借对海洋的控制，他们得以建立了欧洲历史上最耀眼的罗马帝国。
19世纪末美国军事理论学家马汉在《海权论》一书中，为了论证海权的重要性，曾经引用了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一个例子，即公元前218年迦太基主帅汉尼拔带领6万大军，越过直布罗陀海峡，穿越今天的西班牙、法国，翻过阿尔卑斯山，本欲反攻罗马，却遭到全军覆灭的命运。迦太基的战船全部被罗马俘获，并向罗马赔款。
马汉认为：“如果汉尼拔走的是海路，那么，他出发时所率领的6万大军，就不会白白损失掉33000人。”
汉尼拔的遭遇带来了很多启示：首先，控制海洋能够给行军带来方便，避免长途跋涉可能遇到的伏击危险；其次，海洋可以提高出兵的速度，可以获取无限的鱼盐资源，从海洋上进攻，率先夺取对方的海上城市，可以增加经济来源；此外，军队乘战船走海路，可以做到飘忽不定，陆地上对于战船发起进攻的时间、地点都不能进行有效的提前侦查，所以陆地国家很容易被海洋国家所克制。
我国古代并非没有人认识到海权的这些优势，三国时期，东吴雄主孙权对海洋曾经充满了期待。赤壁之战后，东吴凭借优势的水军在长江上大胜了北方的曹魏军队，随后整个国家进入了相对平稳的三分状态。孙权在世时，吴国先后发起了四次合肥之战，结果虽然在兵力上占据巨大优势，孙权却始终无法战胜魏国。
对东吴来说，当时有两方面的弱势，严重的影响了逐鹿中原的计划：
1、缺乏战马，虽然东吴水军强大，但是一旦登陆长江北岸，在魏国骑兵的冲击下立刻溃不成军。《三国志·张辽传》记载，东吴十万大军攻打合肥，居然被张辽带着几百骑兵打得狼狈。
2、人口缺乏，华夏族崛起于黄河流域，三国时期长江以南多数仍属于未开化之地，人口稀少。这从根本上导致东吴无论从军事上还是经济上，无法对抗魏国。
针对这两个情况，孙权把他的目光投向了海洋。《三国志·吴主传》和《三国志·陆逊传》记载，孙权为了发挥东吴水军优势，同时弥补自身的短板，做了两个计划：
1、公元230年，孙权称帝的第二年，就派出卫温和诸葛直带甲士万人，寻找夷州和亶州（日本），希望从那些地方能够找到人口，把他们迁回来以充实国力。
2、派张弥、许晏出使辽东，与公孙渊结盟。后来公孙渊背盟，杀了东吴两位使节，孙权一度计划从海路发兵征讨公孙渊。陆逊在劝说孙权时说“乃惜辽东之众与马，奈何欲捐江东万安之本业”，陆逊把孙权对辽东耿耿于怀的目的说得很清楚-----人口和战马。历史上我国东南部虽然产马，却因为马高、体重、体力等原因，不能用来作战马，南宋宰相李纲在制定反击金人计划时，官员宋齐愈就曾经指出南方战马的短板。
除了在战略上积极主动，东吴在技术上也做了充足的准备：他们打造了非常先进的战船，大幅度的提升了造船业的发展。《中外历史对比年表》中记载，东吴大船的长度可以接近70米，容纳5000人。《三国志·吴主传》中记载，孙权终其一生，虽然未曾发兵辽东，却早已经造好了能够容纳战马的运输船。《三国志.孙皓传》中，东吴灭亡时，晋朝缴获了5000只战船！
后世复原的三国东吴战船
西班牙无敌舰队时期战船，看起来不及三国时
《海权论》中引述，地中海上迦太基的一支登陆舰队只有4000人和若干象兵，罗马帝国一次举国大战也只有200多只战船参加。而东吴所拥有的水军实力，仅账面上看已经数十倍于罗马帝国。5000多只船的规模，显示了东吴水军的强大，同时也说明孙权的水军绝不可能仅仅是为了防御一条长江而准备的。东吴三大造船中心分别位于侯官、临海、番禺三地，分别是今天的福建福州、浙江台州和广东广州三个沿海城市内，而番禺是三国时期最大的造船中心。如此浩大的造船规模，大型船坞全部都临海而建，而不是临长江，再一次证明了孙权迈向海洋的决心。
这样的情况下，依据《海权论》中的调子，孙权如果远征辽东，优势明显；如果能够利用水军不断骚扰曹魏沿海一带，魏国或者晋朝都将不堪其扰。既然如此，孙权又拥有着比罗马帝国还大的船队和优势，应该创造比罗马帝国更辉煌的成绩。
现实是冰冷的，罗马的奇迹没有出现在长江以南，东吴大帝处心积虑的积累，创建了一只无比强大的水军，但是他一生却只使用了其中非常小的一部分，仍然只是用来防御长江上的魏国来敌。而他称帝以来，向海洋迈进的计划居然全部受挫，最后不了了之：
1、派往海外寻找人口的卫温等人，迷失在海外，他们没有找到传说中徐福东渡后定居的亶州，却用了很长的时间找到人口稀少且民智不开化夷州，甲士万人与高山族土著从战争到和解，损失惨重，最后只带了千余人的土著回到孙权身边。孙权眼见消耗巨大，回报微小，一怒之下杀死了卫温和诸葛直。
2、与辽东公孙渊的合作，从一开始就遭到张昭等人的劝诫，而这次合作最终也以辽东的背叛而告终，公孙渊不仅没有把战马给孙权，还杀死了东吴的使节，贪墨了孙权留下赠送的财宝，恼羞成怒的孙权要从海路发兵讨伐，后来在陆逊的力谏下放弃了计划。
与罗马帝国相比，后期足足发展到5000只战船的孙权海军是绝对强悍的，即便是与大航海时期的荷兰、葡萄牙等国相比，东吴除了没有火枪之外，在船只的数量和排水量上比较，也丝毫不逊色。可是，为什么控制了地中海海权的罗马帝国称霸欧洲数百年，而孙权积蓄了巨大的水上力量却无法施展呢？
这个问题，不妨从孙权迈向海洋计划具体是如何失败的开始分析。
首先，海上时空莫测，极度容易迷失方向。《史记》中虽然记载，皇帝战蚩尤时就有了指南车，但是《三国志》中却也记录，这种技术早已经失传，是魏国后期发明家马钧将其复原。而至于其他类型的指南针，虽然也多有记载，却并没有被广泛应用，真正有实物可确认的指南针，则需要推迟到宋代。如果战国时就普遍采用了，李广也不会在塞外迷路。卫温的船队不能识别方向，因此找不到亶州，只到了夷州。
相比较之下，古代欧洲人虽然在海上也会出现不辨方向的情况，但地中海一带的海陆间隔非常有层次，最多航行几百海里就能找到城邦。而东亚的海洋和大陆则非常分明，岛屿分散，如果没有设备指示方向，很容易发生卫温航海这样事故-----本来想要去亶州，虽然古籍中明确记载了徐福从蓬莱东渡，结果卫温的船却向南开，而且前后消耗了一年多的时间，显然是迷路了。同样，东吴如果沿海路征讨辽东，没有指南针帮忙，多半也会面临着找不到北的情况。
其次，罗马帝国处于亚热带地区，地中海气候，夏季少雨，冬季无冰雪，少大风之害，舰队虽然带着几万人，风险并不大；但是我国东部则属于明显的季风气候，背靠亚欧大陆，面朝太平洋，夏季台风频繁，冬季来自大陆高圧帯的西北风风力也非常凶猛。无论是外出寻找岛屿，还是出兵征伐辽国，或者只是袭扰魏国，东吴的水师一旦出动，很大概率会面临着各类狂风巨浪的影响。如果只派几个使节出海，死了也就死了，可如果是大军在海上覆没，对于整个国家的打击则太过于重大了。这也是张昭、陆逊等东吴名臣为何一再阻止孙权向海洋发展的重要客观原因。
此外，虽然魏国也有着漫长的海岸线，但是孙权却无法利用《海权论》中列举的所谓“目标不定”、“通商”等海权优势。太平洋西岸的气候条件相对恶劣，加上我国文明起源于内陆，导致三国时期北方虽然发达，沿海城市发展却很一般。比如春秋战国时期几个靠海的国家中，齐国都城临淄（今天淄博），吴越的首都会稽（今天苏州），这些繁华的地方都不靠海。事实上，直到清朝中期以前，我国重要的城市基本也都不在海边。
与此相反的是，古代欧洲的重要城市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临海而建，比如古罗马的首都罗马市和伊斯坦布尔，埃及的开罗，迦太基，甚至大西洋东北部的伦敦、阿姆斯特丹等地，他们受益于平缓、温和的海洋自然环境，沿海发展了很多大城市。因此欧洲人专心于的控制海权，只要他们占领了一座大城市，就能够顺利的以战养战，把优势滚雪球。
这样的对比条件下，如果孙权派出自己的5000艘战船去对魏国或者辽东开战，海上容易迷路，登陆后人生地不熟也容易迷路，无法找到有效目标。尤其是辽东一代，丘陵遍布，公孙渊把首都设在辽东郡襄平县，即今天的辽阳市，也是个内陆城市。
因此孙权大军即便克服了各种不适应，成功登陆辽东，可当他再经过一段陆地距离到达襄平县后，恐怕对方早就已准备好了，骑兵枕戈待旦，吴军会发现，终于得到打的机会，却根本打不过。而且这样的军队与海盗很相似，如果不能很快找到发达城市打胜仗，恐怕很快就粮草不济了。欧洲的情况则相反，海滨城市发达且目标明显，不仅容易突然袭击，而且夺取海边城市之后，容易得到以战养战的资源。
不管怎样，东吴大帝在1800年前展现出了他的高瞻远瞩，只不过可惜受制于时代条件，伟大的抱负最终未能得以施展。所幸的是，科技和时代的发展已经让我们可以无视孙权昔日所面临的那些困难，时至今日，只要发扬东吴祖先们昔日在海洋面前励精图治的精神，机会已经平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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