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付林涛
校对：韩丹、李孟朝
弗洛伊德早期的研究直接指向对精神神经症的内省和共情式的调查研究。他的努力取得两项丰硕成果：无意识和移情，例如，无意识施加的特定影响，就心智而言，更接近内省。
持续的内省引出了移情神经症，可以看出病人婴儿期的斗争和针对这些斗争的内在反作用力，其内心在挣扎。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师是一个移情人物，在人际关系的框架中是没有经验的，但是，他是被分析者无意识的内心结构（无意识的记忆）的承载者。3例如，一个病人漫不经心地报告说，在来治疗的路上，他逃了票。他“注意到”向分析师问好时，分析师的脸色异常严厉。分析师作为移情人物（就像对阻抗的分析所做的持续的内省所揭示的），在被分析者的心目中，是无意识的超我力量（无意识的父亲意象）的表现。
然而，慢慢地，精神分析探究的范围扩展了，不久开始研究精神病。于是，分析师被安排了一项新任务：现在，他不得不与原始的心灵构造的体验共情，与前结构水平的心智体验共情。在精神病领域里，早期有两项重大的发现，一项是弗洛伊德对精神忧郁症意义的理解(1914b),另外一项是：托斯克通过共情或内省发现，自我的早期形式复活，在与“你”接触之后，退行到痛苦焦虑的身体经验中——而体验却消失了，精神分裂症的妄想正是受到这样一种机制的影响。于是，对自恋障碍和边缘人格状态的持续的内省，导致发现了非结构化的心智的斗争，想要与古老的客体保持联系，或者与其若即若离。4
3把“记忆轨迹”看作是结构化的概念，参见Glover (1947)。
4与精神病的边缘性客体和边缘性人格状态做斗争的内省体验，与对其人际关系的观察并不一致。研究这两种理论方法结合的影响，例如，通过使用“参与性观察者”等连接性的概念所取得的效果，是很有益的。
在此，分析师不是内在结构（移情）投射的屏幕，而是病人早期现实的直接延续，它们过于遥远、过于抗拒、太不可靠，不能转化成一致的心理结构。于是，在古老的人际关系框架中，分析师能够内省、经验丰富。他“是”被分析者想要保持联系的旧的客体，被分析者想要从中分离出自我同一性，或者想要获得一点点内部的结构。例如，一个精神分裂症的病人，在分析期间，状态冷淡退缩。在前一晚，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冰雪覆盖的贫瘠荒野上；一个女人献上了她的乳房，但是，他发现乳房是橡胶做的。病人情感上的冷淡和他的梦，表面上看很细微，但被发现实际上具有象征意义，是病人被分析师拒绝的反应。当然，在现实中被分析师拒绝的反应，也出现在对移情神经症的分析中，对这些反应进行识别和确认，在策略上是很重要的。然而，在对精神病和边缘型人格状态的分析中，对应着精神神经症的结构性冲突所占据的地位，古老的人际冲突居核心地位，在战略上尤为重要。同样的考虑，“加以必要的变通”，也适用于精神病所遭遇的结构性冲突。
在没对移情做进一步简短的评论之前，我们还不能离开内心的、人际的冲突这个话题。弗洛伊德的移情的基本概念 (1900a) ，是清晰的概念形成的结果：
其中，神经症中的移情客体的结构化概念，以及自恋障碍中的古老的人际关系客体之间的富有成效的区别不复存在了。结果是出现了一个合乎逻辑的、内部一致的精神病理学概念，然而，在其中变化最多的临床现象，被认为是精神分裂症的变种以及程度差异(Sullivan, 1940)。
移情是无意识跨越存在的（虽然时常变弱）压抑屏障，在前意识施加的影响。梦、症状和受分析者感知到的分析师的外貌，是移情出现的最重要的形式。目前对术语“移情”和“反移情”（从社会心理学的意义上说，常常表示特定的人际关系）的使用，有些混乱，这源于所涉及的、理论框架立足的操作模式，不知不觉变得前后不一致。如果我们把早期的移情概念放入弗洛伊德1923年的结构图表中，此外，再加上用自我的自主权来定义它，我们就可以保持操作的一致性的最大优点，不会被弗洛伊德在1900年时工作的粗糙的心智模型所拖累。(Hartmann, 1939)。因此，治疗情况下的客体的移情体验，作为被压抑的婴儿期对客体的努力（就当前现实而言，无关紧要）以及分析师外貌的混合体，将会保持它的本义。毫无疑问，它要与其他两种经验划定界限：对于客体的努力，尽管从深度空间浮现出来，但并未跨越压抑屏障（参阅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中的图表：压抑屏障从本我中分离的，仅仅是自我的一小部分）；自我对于客体的努力，虽然本来是移情，后来与被压抑的欲望断绝了联系，于是成为自我自发的客体选择。这两个例子中，客体选择都是部分地起源于过去，也就是说，后来的客体选择是在模仿童年的模式，意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是，所有的移情都是重复，而不是所有的重复都是移情，的确如此。
过去会影响心灵组织的成长，目前仍然存在的过去的残留、也就是被压抑的无意识，对现在也有影响，借助于非内省的历史学的方法，不可能去区分这两者的影响力。
然而，通过不断地科学性的内省，我们能够区分儿童模式之后的非移情的客体选择（例如，经常被称之为积极“移情”中的一部分）和真正的移情。后者能够被持续的内省化解；然而，前者位于结构性的冲突之外，精神分析式的内省不能直接影响它。
依赖
精神分析使用的一些概念，并不是基于内省式或共情式观察之上的抽象，而是源自于通过其他观察手段得到的数据。这样的概念必须与基于精神分析观察的理论抽象作比较；可是，它们并不一致。
例如，让我们思考一下这个假设：一般意义上的童年期性欲，特别是俄狄浦斯冲突，其重要性与人类婴儿持续的、生物学上需要的信任有关，或是其一部分。这是精神分析的假设吗？当然，在一般意义上说，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知道，通过内省发现阴茎、肛门以及口欲的体验和移情中恋母情结复活，正在讨论的这个假设不会先于这两者构建。然而，更加精确的考量将会证明，不是假设中运用的所有概念，不经修改，就会被看作仿佛起源于内省式的和共情式的观察。稍后，我们会考察驱力和性欲问题；此刻，我们要审视依赖的概念。
依赖这个术语，可以用来表达两种不同的含义，令人困惑，还往往彼此之间毫无关联。
第一种含义指的是，两个生物体（生物学）或者两个社会单位（社会学）之间的关系。生物学的观察者断言，各种各样哺乳类的新生儿都依赖（为了生存）所获得的该物种的成体的呵护。在我们复杂的、高度专业化的文明中，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发展出最合适的特定技能，于是，为了生存，他依赖于整个社会（其他人技能的总和），同样，他知道，这也正是为了他作为生物体的生存。依赖这个术语，除了生物学或社会学的含义之外，我们还碰到了一个刚好同名的心理学概念，我们在心理动力学的陈述中广泛运用。我们说，一些病人要么有信任问题，要么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信任得以成长。或者我们说到口头依赖的人格，推断他们在口头上依赖他人，明确地是在致力于保持与分析师的关系。此刻，因为我们是在处理一个精神分析的依赖概念，必须要假设：我们通过对病人的精神分析观察来获得这个概念，关于受分析者的心理状态，这个术语包含一些概括或抽象。的确，情况常常就是明了，例如，当我们说到一个病人正处于寻求依赖的冲突中的时候，或者，用结构化的表述，就是他压抑了这些欲望。这样一种表述，似乎不会引起异议，因为看来我们仅仅是在应用已经被证实的压抑这个概念。然而，此外，我们心照不宣地假定，在我们检查先前的表述的合理性之前，我们必须隔离。压抑，作为一个精神分析术语，表示回归到更早期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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