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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被邀请阐述“我自己关于心理治疗的看法”时，我回想起了自己的经历，一段关于我作为患者接受心理治疗以及后来作为分析师接受精神分析培训的经历。
年轻时由于难以脱离原生家庭，不能与女友建立稳定的亲密关系，我感到抑郁，开始了第一次的心理治疗。
我不能理解自己为何有时感到无助、压抑、忧郁，这使得我根本无法工作。
直到我在法兰克福遇见一位女精神分析师，她邀请我参加一个分析性团体心理治疗。三年以来我每周都会花上100分钟参加这个团体治疗。团体成为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随着团体成员与分析师的相互移情关系的发展，我逐渐理解了我的内心生活，也逐渐理解了作为内心未能解决冲突的重现，我的既往经历如何深深地影响着我的内心生活和我与同伴、朋友、同事的社会关系。
我一点点地明白如何更好地了解自己，我不仅可以改变自己的情感、情绪和认知，也可以改变行为。
我摆脱了抑郁的怨气，不需要更多压抑也能够胜任工作，能够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感到快乐。直到今天我仍然对这个改变我生活的机会心怀感激。
后来，在我完成了社会学与医学的学习后我决定成为一个精神分析师，接受了一位男性分析师长达4年的分析。我们每周工作四次。我们建立了非常深厚和亲密的关系，我的分析师让我对精神生活有了更深层次的洞察能力。
这不仅是我作为一名精神分析师的职业生涯中重要的经历，使我能够承受得住与病人进行心理治疗的困难，而且也是一个挑战，让我能够更多地了解我自己所有隐藏的、潜意识方面。因此，我个人对心理治疗的看法深受这一过去经历的影响。
分析我的病人和分析我自己，已经成为我现在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一次做梦醒来后，我开始好奇地收集我的联想，一次又一次地惊讶于——我能够尽可能的、更好的理解我自己以及我的内心冲突。当面对抑郁情绪时，我马上就能意识到隐藏在它背后的是什么自恋性创伤或悲伤想法。
现在，在我自己接受的治疗经历过去30年后，精神分析治疗的可能性明显增加了。精神分析通过不同治疗方式治疗主观神经性疼痛、改善病理症状和人格结构紊乱。
即使以循证依据来衡量心理治疗，现代精神分析疗法也是非常有效的，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优于药物治疗和其他心理治疗方法。然而，当开始比较成就时，我们就成了教学上可行的纠正“障碍”理念的受害者。
强调这些成就的同时，我们总会失去对文明进行精神分析批评的必要抱持，因为关于人类的心灵和如何在对自己生活负责的情况下满足需求，对此进行探索会威胁到人们，使其在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进程中迷失自己。
只有当我们敞开心扉去面对隐藏在肤浅的适应之下的必要痛苦时，主体性才能被重新发现。个体，如同弗洛伊德所定义的那样，具有潜意识，所有检验尝试甚至治疗尝试都会被它反复逃避。
驱动精神分析主体的是其自身的性欲、禁止的乱伦、承认自己对他人的依赖以及自身短暂的存在，并受到意识和潜意识中多种冲突的影响。
在精神分析和精神分析治疗的过程中，个体要面对这些冲突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
精神分析被定义为两个人之间一种特定的接触方式。正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两个个体来到一起进行解释性交谈。这种精神分析性对话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没有倾向性，而且它不受心理治疗师的特定或独特的思维模式的影响。
这种特定的方式体现在多方面，比如，治疗师的节制给患者提供了一个机会在移情与反移情中重现过去的对话模式，在有利于反思和评估的环境中识别它并且有机会去改变它。
对于治疗师来说，这意味着他允许自己是被“利用的”，对此不作反应，没有接受客体呈现的模式，也没有反击。事实上，他会通过解释暴露自己，以此来提出反对。
在许多情况下，治疗师必须能够为患者提供一个抱持的环境，因为当患者对呈现原初客体感到不确定时，他们会抗拒经由治疗师的解释带来的领悟。这可能发生在主要关系中的创伤经历中，这些经历感觉难以忍受，因为害怕依赖或失去客体/自我。然后由治疗师帮助患者恢复原始创伤发生时的客体关系的特定形式。
治疗师的这种支持性心态要求他对自己内在退行持宽容态度，而这种态度只有在他自己漫长而痛苦的分析过程中才能获得。
分析治疗师的态度也体现了他的“均匀悬浮注意”（evenly suspended attention，弗洛伊德），是病人自由联想基本规则的补充。如果病人允许自己不加批判地跟随自己的想法，在不加选择的情况下表达出来，治疗师应该准备好让潜意识内在活动在病人的头脑中顺畅进行，并避免他的注意中有任何意识的张力，避免形成他自己的期望。
他进入了内心独白中，一边倾听病人的想法，一边唤起自己感觉、情绪、想法和幻想以及这些元素的内在处理之间。比昂（Bion）提醒治疗师将自己放置在一种“无欲或失忆”的状态，从而实现对治疗关系中潜意识动力更深层次的共情。这样的态度使得治疗师能够不依赖于他知道什么或他如何用理论解释这段开放性的对话，而是允许他自由地展开尚未知道的部分，只有通过解释和患者的欣赏才能清楚地了解到它的意义。
我刚才概述的心态和方法经受了各种考验与实践，构成了我们作为精神分析治疗师的身份的活动焦点，也是我们培训工作的核心。
上述内容中，治疗师的特定心态和方法决定了他对所发生的事情的内心想法，决定了他在讨论中如何以动力学的方式理解他人、移情和反移情。在这种心态下，治疗师既是一名研究科学家，同时也是一名未知新奇事物的探索者。
现在，在我的心理治疗实践中，我看到许多病人说：“我承受不起悲伤”。比如说，他们会描述作为个体是如何经受社会变革的，一方面社会变革后他们享受更好的生活质量以及更大程度的自由，但是另一方面也将自己暴露在时间压力和行为标准之下，以至于没有时间再去回忆、反思、审视或预估未来结果。
随即，他们会与我一起进行分析工作。
当今心理治疗的另一个问题是处理社交领域中的亲密缺失。
作为精神分析治疗师，我们从个人内在心理发展、他成为主体和自主性发展核心来思考亲密和羞耻。但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在追随一种趋势，这种趋势源自于我们作为心理分析师在咨询室里的亲密关系。
我们日复一日通过治疗过程在治疗室塑造的亲密空间里陪伴着患者，让他们努力去修复自己的内心自由。我们是否在追求一个当今社会已经无法实现个性价值的悠久传统？
我们应该如何评估这么多人自愿放弃亲密关系，把内心的最深处展现在现实的大众媒体和互联网中？
如果一个人的整个生活都暴露在所谓的真人秀中，在镜头前进行所谓的问题讨论，公开各种性行为，在媒体上呈现家庭与伴侣之间的冲突与和解，这意味着什么呢？
那么多人在社交网络中暴露自己，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从这个批判的角度来看，失去亲密也是失去真实和真诚。如果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不再能区分开来，那么个人将面临巨大的压力，不得不总是把自己展示出来；巧妙地向一般公众展示那些曾经私密的东西。
暴露癖的精神病理将会被社会控制，融入到日常行为中。我们面临着一种新的社会生活防御机制——“亲密”的倾向。
作为从根本上致力于个人亲密和个性的心理治疗师，我们和我们的患者面临着一个挑战，即调查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逐渐消失的差异会带来什么后果。
根据我与病人接触的经验，在我看来，羞愧反应已经偏离了现在可以公开展示的东西。没有更多可耻的所谓性幻想或行为，而是更多感到痛苦、失落、悲伤的羞愧，这些都被隐藏起来，被解释为“软弱”。
在分析治疗中，病人被提醒分享一切，无论他想到什么。他是在另一个人——治疗师面前这么做的，治疗师对病人越来越重要，通过对抗和解释的方法帮助他去理解不可避免的出现的阻抗。这些阻抗是针对治疗情境中完全的自由。
分析情境不需要——实际上并不承担——一个人的感觉、思想、幻想和行为冲动的阶段性“产生”。它不需要掩饰。媒体中许多公共表演中所固有的人为产生的轻度躁狂氛围，缺乏与自身以及治疗情境中治疗师的亲密沟通。如果它仍然出现，我们将把它理解为一个阻抗现象，然后试图解释它。
对许多病人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也是发现和发展自己主体的机会。新的亲密形式也是主体的一部分。一个成功的治疗以未知结束，同时也需要承认治疗师也非无所不知。
精神分析治疗的任务是通过重新打开想法与经验的经验，获得本来的主体和社会压抑来强化文化。我并不是说这是进一步构建回忆、共情和梦的环境的唯一途径。但通过其自由联想的方法，它确实为人们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机会，将人们的潜意识融入到这个过程中。
（本文来源：《心理学通讯》杂志，原文为英文。张蕾翻译，武春艳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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