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只有一个李叔同

“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

15岁的李叔同，文才初露，写下这样的诗句。三十九岁在艺术生涯绚烂至极时，入佛门，奉失传七百多年的南山律宗；二十四年持酷戒修行，成律宗十一世祖，与虚云、印光、太虚并称民国四大高僧。（民国四大高僧：虚云法师、印光法师、弘一法师、太虚法师)

这样的一生，大开大合，又极富细节的悠扬婉转，真是迷死少年人。

弘一法师说：“人做得剔透玲珑了，便是艺术。那时你可以舍生取义，你可以视死如归，你可以视金钱如粪土，你可以视富贵如浮云，你可以视色相如敝履。”

何以做人能做得“剔透玲珑”？

丰子恺将人生分为三种境界：物质——精神——灵魂的三层楼。

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在世间占大多数；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就久居在里头。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就爬上三层楼去。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

丰子恺总结其先师李叔同：有一种强烈的“人生欲”。

李叔同的做人，极其认真，不事圆融，做事，必身体力行，不做则已，要做就做得彻底。

李叔同从富家子弟到弘一法师，人生一场戏，两幕登台，僧俗二界皆淋漓演绎，世间稀有。

清末一八八〇年，李叔同出生于天津巨贾桐达李家。

其父李筱楼，与李鸿章、吴汝纶三人并称为晚清三大才子。后因看不惯官场黑幕，辞官经商，成一方巨富。

李筱楼信仰禅宗佛学，一生乐善好施，每年所获资财，小半用来设义塾，抚恤贫寒孤寡，被津人颂为“李善人”。

佛门讲因果不虚，弘一法师半世修为，终成一代高僧，如何都不能小看生在积善之家的因缘。

这样的出身，让李叔同享尽物质生活的丰裕。如今人人心中渴盼的财务自由，李叔同一出生便拥有了。

他也不枉这锦衣玉食的滋养，才华出众，十几岁便以书画扬名津门。

后到上海，文才展露，“二十文章惊海内”，能诗能书能画，擅金石，通音律，且样样都不是泛泛之才，单拿出任一样都属翘楚。

李叔同在艺术上，是一个天才。

艺术初放异彩的同时，二十几岁，他的情感生活也是一生中最丰富的时期。自古才子多风流，李叔同也一样，家中有奉母命娶的原配妻，家外则流连于才艳双绝的名妓之间。

这一段奢靡生活，早前看到在许多传记中被一笔带过，像是李叔同完美人生的不完美处。可我觉得，这是他埋首浊世的必然，拥有时尽情享受，失去才可坦然。

如丰子恺所说：“我崇仰弘一大师，是因为他是十分像人的一个人。”

像人者，第一点，就是不伪善，对人对事至情至性，纵使荒唐，也要磊落。

二十六岁母亲病亡，加上国家积弱凋敝，心中哀伤无法散去，李叔同决心，与过去的浪荡生活诀别，东渡日本留学，谋一个可济世的将来。

而他做人的彻底，也由此开始，展现出来。

在东京上野一幢公寓楼里安住下来，李叔同决定做“日本人”。

睡榻榻米，吃生鱼片，穿两个大袖的和服，晨间沐浴，小盅喝茶，说话低眉顺目，有客来访，腰弯及地。

半年过去，公寓附近的人们，竟不知他是中国人。

在日本学西画的余隙，他爱上了钢琴，为了使手指更适于演奏，甚至去做了指模割开手术。戏剧上，他组织春柳社，演《茶花女》，引起轰动，成为中国话剧的开端。

“凡艺术的园地，差不多被他走遍了。”在每一个艺术领地所取得的成就，都让常人难以望其项背。

按照现在流行的逻辑，他能专注于艺术，那是因为有钱啊。

这么说没毛病，那时他名下三十万资产，而二百元就够一个在日留学生一年花费。

然而，富贵终如草上霜。

一九一一年，从日本回国第二年，李叔同正在天津执教。清政府将盐业改为“官盐”，李家投资于盐业的银号全数覆灭。

父辈攒下的万贯家财，除了河东的一处房产，几近荡然无存。

执掌家业的二哥濒临崩溃，李叔同却很淡然，除了他有艺术可供寄情，也因现实恰印证了他年少时就起的心念，“我们与生俱来的，除了赤裸着的身子，别无长物。”

英雄安在，荒冢萧萧。

你试看他青史功名，你试看他朱门锦乡，繁华如梦，满目蓬蒿！

此后，李叔同迎来了一种庄严、刻苦的人生。

赴杭州执教，两身云灰布长衫，黑哔叽马褂，高额、细眼，长型面孔，有了一种神圣悲悯的神韵。

这与少年时的李文涛，日本时期的李岸相比，几乎脱胎换骨。

“他做一样，完成一样；他放下一样，便永不回顾。这种看得破、忍得过、放得下的断腕魄力，是别人所没有的。”

他在杭州执教期间，给学生的信中劝导说：“要和光同尘，既保留个性，又为世所容。”

这样一种做人的态度，后人总结为“以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入世时，每一分做得彻底，又不执着。如此，才能活在世间，却不属于它。

于每个时代而言，高尚的人格，比绚烂的艺术，比倾城的财富，都更缺乏。

39岁的李叔同，艺术已臻化境，却无法解决他心中人生究竟的问题。

“什么是人生究竟的知识？”雪子问他。

李叔同说：“开始，我学诗，学书，学金石，回头思量思量，不过是庙堂心理的反映而已。”

“之后，我再追求西洋喜剧、音乐、油画，可这能济哪一门的世，满足哪一点神圣的文艺心理？”

“人类与生俱来的哲学质地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有智慧、有器识、有定境，才能创造更美好的世界。”

最后，他说：“我想通了，一切世间的艺术，如没有宗教的性质，都不成其为艺术。但宗教如没有艺术上的美境，也不成其为宗教。”

此后入空门，六艺俱废，让世间才华绝代的李叔同，成为永远的过去。旧友柳亚子称此举“不可理喻”，“使中国文艺蒙受不可估量的损失”。

世人眼里，他绝情至极，抛妻弃子。

那个让多少凡夫俗子动情的桥段，雪子最后一次见他，失控地责问：“法师，你慈悲对世人，为何独独伤我？”

弘一法师背身立于一叶渐远的小舟上，沉默无言。

俗世的温暖，妻贤子孝，只是第一层楼，艺术成就，在第二层楼，如丰子恺所说：“艺术的顶点，只有宗教。”

披剃后，弘一法师于佛前立誓：“绝不做一个碌碌于岁月轮下碾得魂消魄散的啖饭僧。”

他再三告诫自己：“你不要忘掉前人的创痛，做历史的疮疤！时时刻刻，观照自身，如履薄冰！”

当时他面对的，是僧林的德行破产，佛门清净不再。知识阶层将佛门列入“三教九流”，平民百姓视佛法不过神狐鬼怪。

佛门之外，众生的现实一片黑暗，弘一跪于佛前，泪流满面，不能抑止。

“没有严持戒律的佛教行人，如谈到高深的定力与大智大慧，那便是一片谎言！佛言：'佛灭度后，以戒为师。’是千古不移的真理。”

于是，弘一法师投身佛门中最冷僻艰难的律宗，因“律学到今天一千年来，由于枯寂艰硬，而成为绝学，无人深究力行；于是佛门的德行败坏，戒律成为一张白纸，令人悲叹！”

“如我不能誓愿深研律学，还待谁呢？”

从此后，持最严格的戒律，入经阁编修律学经籍，房门上一副“虽存若殁”，用以婉拒各方，避免做一个“应酬的僧人”。

他把自己的生活降到了最低处，矮小的关房里，一坏桌，一旧榻，一烂席，一破帐，日啖一餐，过午不食。

借苦行，让曾经浸染繁华的烙印消散，磨砺出坚韧的意志，培育一颗慈悲的道心。

多年后，许多故旧千里寻来，经年累积于腹的不解与质疑，待见到法师，尽烟消云散，反被那一种气宇简穆的气质震慑，切切生出敬畏来。

世人对佛法的误解，最大莫过于认为其消极遁世。

弘一法师说，“佛法积极到万分。佛说的空，是劝人止灭心中的贪欲，心中贪欲一除，杂念一净，心地自然一片清凉光明，济世悲怀自然就充溢心胸。”

一九三八年四月，厦门沦陷前，弘一法师在厦门，却不避烽火，一心殉教。日舰司令慕名寻访弘一大法师，见面后，诱他赴日享国师待遇。

法师淡淡回道：“出家人宠辱俱忘，敝国虽穷，爱之弥笃！尤不愿在板荡时离去，纵以身殉，在所不惜！”

自古，高僧大德，圣贤名士，存在的最大意义，除了自己得道，便是为渺渺世人立下一种可参照的人格境界。

为僧二十四年，他凭一己之力，点滴改变了佛门在世人心中的形象。对知识阶层，他的影响更为深远：在精神生活之上，经由他得以一窥庄严喜悦的灵魂生活；在世间名利之外，发现能将高尚的人格也作为追求的目标。

一己之影渐成明灯，照进世人心中的角角落落。

他常言：“庵门常掩，勿忘世上苦人多。僧人必须比俗中人守持更高的道德标准，方能度人。”

一九四三年，弘一法师六十三岁，于圆寂之前，交代后事，其中有一句：“当在此诵经之际，若见余眼中流泪，此乃'悲欣交集’所感，非是他故。”

并起身写下绝笔“悲欣交集见观经”，后安详圆寂。

“少年时做公子，像个翩翩公子；中年时做名士，像个名士；做话剧，像个演员；学油画，像个美术家；学钢琴，像个音乐家；办报刊，像个编者；当教员，像个老师；做和尚，像个高僧。”丰子恺将先师一生如此勾勒。

张爱玲说：“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围墙的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

多少年后，朴树在台上唱《送别》，哽咽悲泣不能继续，说有生之年，若做得此曲，命绝也罢。

世间只有一个李叔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