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 源：赵元晨，李皓月，穆 婧，张子隽，宋 坪，李志勇，黄璐琦．我国从湄公河流域国家进口药材的整理 [J]. 中草药, 2023, 54(16):5421-5433.
澜沧江发源于中国青海，流经西藏、青海、云南地区，出我国境后称为湄公河，流域主要包括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称为湄公河流域国家，澜沧江与湄公河流经的上述6国共称为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家（以下简称澜湄国家）。我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山水相连，阡陌交错，在地理人文和经济发展层次上可视为一个“圈”[1]。
近年来我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合作交流日益密切，各国政府与人民群众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同饮一江水，命运紧相连”的含义。2016年3月，澜湄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了以政治安全、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人文为3大支柱，以互联互通、产能、跨境经济、水资源、农业及减贫为5大优先领域的合作机制[2]。自澜湄国家合作机制稳健运行以来，受到政府高层及民众的认可与支持，各优先领域务实合作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澜湄国家关系愈发紧密[2-3]。近些年传统医药也逐渐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2021年6月8日，在重庆举行的澜湄合作第六次外长会上，通过了《关于在澜湄合作框架下深化传统医药合作的联合声明》，为澜湄国家传统医药合作指明了方向[4]。
澜湄国家的传统医药交流与合作贯穿古今，为各时期民众健康提供了重要保障。我国古代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传统医药交流不曾间断，主要以通商贸易、朝贡等方式进行。自秦汉至明清以来，湄公河流域国家将胡椒、槟榔、茴香等药材输入我国[5]，我国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出本土药材，如肉桂、大黄、白芷、麝香、川芎等曾被输出到东南亚地区，使中药得以更好地传播，丰富了湄公河流域国家药物，输出的药材被用于治疗疟疾、头痛等疾病，得到了当地医生和民众认可[6]。
目前，我国是全球最大的中药材消费国，临床常用的600余种药材中近1/10需要进口[7]。进口药材已成为我国中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来源地主要集中在亚洲。截至2017年，我国从亚洲进口的药材占总进口量的90.77%，以老挝、缅甸、越南等国家为主[8]。以上国家地理位置与我国相邻，盛产白豆蔻、龙血竭、沉香、丁香、肉豆蔻等名贵药材，部分药材与我国云南、广西等地用药习惯相近，药用资源互补和替代潜力较大，是新时代引进外来新药用资源的重要方向[4]。本文查阅秦汉至明清时期及现代进口药材相关文献，对来自湄公河流域国家的进口药材进行整理，初步厘清了不同历史时期湄公河流域国家出口到我国的药材品种、产地情况，为进口药材整理与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我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政治、人文、经济交流源远流长，传统医药交流也隐烁其间。历史上，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的国名、疆域发生多次变更，为了解我国与古代湄公河流域国家间药材交流情况，对湄公河流域各国历史的国名、疆域范围等情况进行梳理和考证。
柬埔寨位于今湄公河流域南部，西北部与泰国接壤，东北部与老挝交界，东部及东南部与越南毗邻，南部则面向泰国湾，历经扶南、真腊吴哥、柬埔寨王国等时期[9]。公元3—7世纪中叶为扶南时期，存续了5个世纪，其地理位置主要包括今柬埔寨全部国土及老挝南部、越南南部和泰国东南部一带[4,9]。公元9—14世纪为真腊吴哥时期，是柬埔寨发展的鼎盛时期，经济、文化与我国的交流也较为频繁，我国自隋朝起称其为真腊，其地理位置包括今柬埔寨东北部、马来半岛北部、缅甸等地区[10]。我国明代以后开始称其为柬埔寨，一直沿用至今，其地理位置主要为今柬埔寨境内[10]，见表1。
老挝位于今湄公河流域东部，北邻中国，南接柬埔寨，东临越南，西南毗连泰国，先后经历了澜沧王国、三王国、外邦征服等时期。公元7世纪后期（相当于我国唐朝时期），真腊分为南北2部分，南部为水真腊、北部称为陆真腊，国都建在文单城（今老挝万象），又称文单国，地理区域主要为今老挝万象及南部地区[11]。公元1353年，法昂建立澜沧王国，定都琅勃拉邦，作为老挝历史上第1个统一多民族的王国，存续了大约360年，在老挝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和影响[11]。公元1707年，澜沧王国分为南北2国，南部为万象澜沧王国、北部为瑯勃拉邦王国，即我国史书中所称的南掌，其地理位置大致为今老挝北部瑯勃拉邦地区[12]，见表1。
缅甸位于今湄公河流域西北部，北部和东北部同我国西藏和云南接界，东部与老挝和泰国毗邻，先后经历蒲甘、东吁和贡榜3个封建王朝。其国名也几经更替，我国汉朝称掸国、唐朝称骠国、宋朝称蒲甘、元朝称缅国、明朝始称缅甸[13]。掸国是我国东汉时期对今缅甸地区的称谓，其地理位置大致为今缅甸中部及北部地区[14]。
骠国自公元4世纪前期—公元9世纪中期，存续了5～6个世纪，其疆域广阔，《新唐书·骠国传》记载道“东陆真腊，西东天竺，西南堕和罗，南属海，北南诏”，描述了我国唐朝时期缅甸的疆域范围，大致为今天的缅甸西南部、泰国北部和我国云南瑞丽一带[15]。公元11世纪中期骠国被蒲甘王朝所取代，其地理位置为今缅甸曼德勒地区[16]。我国元朝时期，缅甸与我国商贸来往密切，建立了良好的邻邦关系，缅国为元朝时期对今缅甸的称谓，其地理位置大致为今我国云南西部、顺宁及缅甸八莫一带[17]。明代时期开始称其为缅甸，其地理位置主要包括今缅甸南部、中部、西部及北部[18]，见表1。
暹罗，是中国对泰国旧称，先后经历大城、吞武里和曼谷时期，我国史籍最早记载暹罗是周达观（约公元1266—1346年）出使东南亚后所著的《真腊风土记》（公元1292年）。其地理位置位于今中南半岛南部，东邻柬埔寨、西邻缅甸、东北与老挝交界、北方临近我国、南与马来西亚相邻[19]。暹罗主要包括2个互不相统属的王国，一个是泰族人在北部建立的素可泰王国，称作暹国；另一个是孟族（东南亚中南半岛民族）在湄南河下游华富里（今泰国南部城市）建立的罗斛国[20]。1932年6月，泰国改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1949年正式定名为泰国，见表1。
越南位于今湄公河流域东南部，北与我国广西、云南接壤，西与老挝、柬埔寨交界。公元前246年—206年秦朝开始实行郡县制，设郡置县，在岭南设置南海、桂林、象郡3郡。象郡为郡县之一，其地理位置大致为今越南中部、北部和中国广西南部地区[21]。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今越南南部被我国当时的汉朝划分为交趾、九真、日南等郡县，其中交趾主要指今越南河内一带，日南主要指广平一带[21]。公元679年唐朝设置安南都护府，负责管辖越南北部一带州郡[10,21]。公元1802年，我国开始将越南地区称为越南。越南国名几经嬗变，先后有象郡、交趾、安南等称号，最后确定为越南[21]，其疆域范围不论是我国秦汉时期的象郡还是明清时期的越南，大致以今天的我国广西、云南边境一带及越南河内等地为主[21]，见表1。
历史上，湄公河流域国家药材不断输入我国，逐渐成为中医药的一部分，输入的药材包括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原产药材如豆蔻、山姜花等[23]及其他国家经湄公河流域中转后进入我国的药材如紫草、胡黄连、木香、沉香等。输入途径主要包括使臣朝贡、商旅贸易和民族迁移等，其中绝大多数药物一直沿用至今，且在中医药临床应用和食疗养生保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4]。谭晓蕾[22]将外来药材输入我国的历史划分为奠基、发展、成熟、鼎盛和巩固时期，分别相当于我国的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和明清朝代。本文为论述湄公河流域国家药材输入史，亦遵循了以上划分，对秦汉至明清时期湄公河国家药材输入我国的情况进行整理和论述。
秦汉时期是湄公河流域国家药材输入我国的初期，这个时期交趾（今越南北部）、日南（今越南广平地区）是主要输入地。《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帝永肃宗元和元年，日南缴外蛮夷究不事人邑豪献生犀、白雉”，此处日南指今越南广平地区[25]。《后汉书·马援列传》记载“初，援在交趾，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南方薏苡实大，援欲以为种，军还，载之一车”，说明交趾（今越南北部）薏苡仁已输入中国并进行引种[22]。《名医别录》中记载“薏苡处处有，多生人家，交趾者子最大，实重累者为良，用之取中仁，今小儿病蚘虫，取根煮汁，糜食之甚香，而去蚘虫大效”[26]，可见我国秦汉时期已对部分外来药材的道地性、药性、功效有所了解。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湄公河流域国家药材输入我国的发展时期。该时期与交趾（今越南北部）、扶南（今柬埔寨全部国土及老挝南部、越南南部和泰国东南部一带）等地交往密切，经常互派使团访问，并馈赠礼品，其中土产药材就作为主要礼物之一。
西晋稽含（公元262—306年）根据见闻所著《南方草木状》[23]记载道“蒟酱荜茇也，生于蕃国者大而紫谓之荜茇，生于番禺小而青谓之蒟焉，可以食故谓之酱焉，交趾九真人家多种蔓生”“豆蔻花其苗如芦，其叶似姜，泰康二年交州贡一筐上试之”“山姜花茎叶即姜也，根不堪食于叶间，出九真交趾”“益智子如笔毫七八分，二月花，色如莲，着实，出交趾合浦”“桄榔树似栟榈，实其皮可作绠，得水则柔韧，出九真交趾”“诃梨勒树似木梡，花白，子形如橄榄，变白髭发令黑，出九真”详细描述了蒟酱、豆蔻花、山姜花、益智子、桄榔、诃梨勒等产自交趾（今越南北部）、九真（今越南清化、义安）的药材。
《本草经集注》记有“石硫磺，今第一出扶南林邑”“犀角，今出武陵、交州、宁州诸远山”“白兔藿，生交州山谷[25]”。这里讲到的林邑指今越南顺化地区，交州指今越南北部，扶南指今柬埔寨境内及老挝南部、越南南部和泰国东南部一带，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已对东南亚外来药材生物学特征和分布情况有所了解。
隋唐时期经济文化繁荣，海上交通比秦汉、魏晋时期发达，实行开明的对外开放政策使政府、民间的药材贸易兴盛。此时期是湄公河国家药材输入我国的发展阶段，各类外来药材也源源不断输入中国[25]。槟榔、蒟酱、犀角、龙脑香、木香、胡椒等药物也被《海药本草》收载，可见湄公河流域药材得到隋唐医药学家的认可与重视。
据苏敬《新修本草》和陈藏器《本草拾遗》记载，当时东南亚及南亚地区的庵摩勒、毗梨勒、菌桂、厚朴、苏木、槟榔、蒟酱、犀角、沉香、诃梨勒等药材已输入中国并得到应用[25]。唐代时期也有对湄公河流域国家外来药材产地、品质的记载描述，如《岭外代答校注》记载“沉香来自诸蕃国者，真腊为上，占城次之，真腊种类固多，以登流眉（今泰国南部马来半岛洛坤附近）所产香，气味馨郁，盛于诸蕃”，说明真腊沉香的质地较好，登流眉国所产的沉香气味馨郁，更胜一筹[27]。
宋代造船业进步，指南针在航海中应用，海上交通发达，加上政府的鼓励政策，使对外贸易超过以往，我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间的传统医药交流也随之出现了空前的繁荣，达到鼎盛时期。这个时期的医药文献不仅记载了外来药材单味药使用，还有对其在中医药方剂中应用情况的记载，如南宋《太平惠民合剂局方》《圣惠方》就载有乳香没药丸、苏合香丸、沉香散、木香散、至宝丹等方剂，包含有来自湄公河流域国家输入的芳香类药材[27]。
这个时期我国与交趾（今越南北部）、安南（今越南北部）、真腊（今柬埔寨东北部、马来半岛北部、缅甸一带）等国家药物交流密切[28]。公元960—1178年的200余年中各国使节或海商舶主所馈赠礼品中有药材的就达90多次，如占城国（今越南中南部）曾先后贡入龙脑、沉香、檀香、胡椒、丁香、茴香、槟榔；交趾国（今越南北部）先后贡入沉香、乳香等[5]。除朝贡以外，商贸也为药物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赵汝适《诸蕃志》中记载了宋代商人常用金银、瓷器、糖、酒来交换真腊（今柬埔寨东北部、马来半岛北部、缅甸一带）的黄蜡、姜皮、苏木等药物的现象[29]。
元朝时我国地域空前扩大、对外交流也十分活跃，与其他国家交往也更加频繁，尤其是与东南亚国家传统医药交流更为紧密[30]。在元代海外贸易兴盛背景下，东南亚的许多药材通过商舶形式聚集到了当时的各大港口，主要包括安息香、丁香、琥珀、硼砂、降香、檀香等50余种药材[31]。与历代相同，元代时期，东南亚国家向我国朝贡也是药材输入的重要方式，《安南志略》卷15列举了越南众多朝贡药材，如紫草、诃子、郁金、薏苡仁。元代周致中编写的《异域志》记载“占城，产名香犀象珍宝，常为岁贡”描述了越南每年将犀角、象牙作为贡品向元代进行朝贡的现象[30]。
明朝时期社会稳定、医学进步，本草学科繁荣，同时是湄公河流域国家药材输入我国的巩固时期。据《明实录·洪武实录》记载，公元1390年，暹罗遣使朝贡物品中胡椒、苏木、降香多达8.5 t[32]。中国与东南亚地区间的传统医药交流以郑和下西洋期间最为显著，先后到达占城（今越南中南部）、暹罗（今泰国华富里及北部）、真腊（今柬埔寨东北部、马来半岛北部、缅甸一带）等国家地区，随行人员中有不少医药人员，带去了中国的大黄、生姜、肉桂等药材，从占城、真腊、暹罗等国带回胡椒、厚朴、狗脊、草豆蔻、荜茇、益智仁、藤黄等东南亚药材[22]。据《明会典》记载明朝时期安南国多次将降香、沉香、木香等作为朝贡物品[33]。
清代时期，造船技术和航海水平获得极大发展，朝贡和民间贸易更加频繁，湄公河流域国家输入我国的药材种类和数量较明代有所增长。《清史稿·暹罗传》中记载，公元1712年，暹罗遣使贡入龙涎香、沉香、冰片、犀角、降香、白豆蔻、藤黄、苏木、儿茶等药材[5]。公元1743年，暹罗又增加了胡椒、豆蔻、大枫子作为朝贡物品[29]。越南自公元1803—1805年，将肉桂、沉香、砂仁等大量香药也以朝贡的形式输入到我国[34]。
湄公河流域国家与我国地理位置相近，历史文化相通，随着我国航海技术不断提高，与各国间传统医药交流也日益频繁，历代文献也对湄公河流域国家药材的产地、药性、功效等内容也有所记载。表2列举了我国秦汉至明清时期湄公河流域国家输入药材品种及文献记载情况。
随着医疗事业的发展和中药研究的不断深入，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成为了我国中药现代化面临的主要难题，在这一现实情况下，我国开始使用从周边国家进口的药材，进口药材已成为国内中药资源的重要补充途径[46-47]。品种已不仅仅局限于乳香、血竭等传统药材，不少常用、大宗品种也出现了进口现象[48]。2020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进口药材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为扩大我国药材进口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办法》对非首次进口药材管理进行简化，对首次进口药材审批权限下放。进口药材单位可以直接向口岸所在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按照《办法》要求向口岸所在省级药品检验机构、监督管理部门提供相关样品及材料，经检验符合相关标准（国家标准、省、自治区标准）后，取得进口药材批件1年后即可从国家规定的口岸组织药材进口。
湄公河流域国家药材资源丰富，有着许多中国稀缺且需求量大的原生药材，已成为我国进口药材主要来源国，目前我国允许从以上国家进口药材共98种，其中老挝9种、缅甸39种、泰国19种、越南30种、柬埔寨1种。植物药材以根茎、茎木、叶、果实、花部位为主，动物药材有地龙、蛤蚧、干海马、乌梢蛇[8]。
目前我国进口湄公河流域国家药材渠道主要通过口岸、口岸边贸互市点、中药材市场等，集中在广西、云南[49]。广西涉及进口药材流通的边境口岸、药材市场包括东兴口岸、爱店口岸、友谊关口岸、水岸口岸、硕龙口岸、龙邦口岸、平孟口岸，及玉林中药材市场、边民互市等集贸市场。
所进口中药材大部分来自越南、缅甸等东盟国家，通过爱店口岸入关后销往玉林市场，主要包括胖大海、草果、砂仁、百部、鸡血藤、山豆根等大宗品种及东革阿里等新兴品种。云南涉及进口药材流通的边境口岸、口岸边贸互市点、药材市场包括河口口岸、天宝口岸、金水河口岸、磨憨口岸、打洛口岸、孟定清水河口岸、瑞丽口岸、畹町口岸及边贸集市。进口药材的种类较少，主要包括扁桃仁、姜黄、蓖麻子、肉桂、肉桂花及少量矿物药[50]。以上口岸进口药材类型大多为临床常用药材，药用部位以根、根茎及果实种子类为主，多以农产品、原料药形式进口。表3列举了现如今我国仍需从湄公河流域国家进口的药材，包括基原、进口国家及我国种植分布情况。
我国云南、广西等西南地区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植物分布相似，用药习惯和传统应用相近。据调查，姜黄在我国主要用于治疗心腹痞满胀痛，在泰国还被用于治疗消化道溃疡、消化不良。砂仁在我国治疗腹痛腹胀、呕吐、泄痢，在泰国用于治疗胃痛等消化系统疾病。柏子仁在我国与泰国均用于养心安神、润肠通便。我国与泰国均使用芦荟治疗烧烫伤及胃痛[117]。可见湄公河流域国家传统医学和我国中医药在临床诊治用药中有着相似之处。
我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传统医药交流从秦汉时期起的朝贡、商旅贸易等方式到现代的全方面、多方位区域合作，期间输入的药材经过反复认识与总结，进入中医药临床实践和应用，对我国中医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增加了中药品种数量，丰富了中医治疗药物。
目前，湄公河流域国家作为我国亚洲地区进口药材主要来源国和途径国，所产药材部分解决了我国中药资源紧缺问题。随着进口药材贸易不断扩大，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是湄公河流域国家药材进入我国的形式不同，部分以农贸产品进入，未按药材名义进入，可能存在基原不明、品种混淆等现象；其次是我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缺乏统一的药材质量及海关检疫标准，不符合标准的药材流入市场，不利于我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传统医药交流，也给我国医药产业规范发展造成一定影响[24,50]。
为有效解决以上问题，确保临床用药安全，我国相关部门应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完善进口药材监管力度和完善溯源管理制度。加强与湄公河流域国家海关、药监、传统医药研究机构的合作，一方面要加快确定允许药材进境的地区及品种名录，加强对进口药材的检疫监管；另一方面，积极制定各国均认可的药材质量标准，尽快促成标准互通，从而为药材流通提供质量保障。
在满足我国常规药材的同时，也应积极引进一些在湄公河流域国家当地有价值的新品种，补充我国中药市场，并挖掘新药源。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围绕其性味、主治功效展开研究，发掘其药用或保健作用，使之融入中药体系，成为中医药的组成部分，进一步研究开发特色药用资源保健食品、中成药、化妆品等产品。加快建立药用资源产品合作机制，加强双边合作，强化监督，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制度。从而早日实现药用资源产品流通，促进传统医药贸易交往，惠及百姓健康。
澜湄六国“同饮一江水，命运紧相连”，既是亲密的友好邻邦，也是天然的合作伙伴。今后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及澜湄传统医药合作机制的完善，我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进口药材贸易也会迎来合作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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