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邪集》又名《圣朝破邪集》或《皇明圣朝破邪集》,崇祯十二年（1639）初刻于浙江。该书十万余言，是明末反天主教的主要著作。日本安政乙卯年（1855），源齐昭翻刻《破邪集》，使该书得以广泛流传。现在国内通行的版本，基本是根据日本安政乙卯本为底本编辑而成。
1、《破邪集》
《破邪集》最早是徐昌治编辑整理的。徐昌治（1582－1672），字觐周，浙江海盐人。少为诸生，后为密云圆悟的弟子和费隐通容的弟子，著有《四书旨》、《周易旨》、《通鉴烂》等书。曾两举乡饮宾。
《破邪集》共分八卷，汇集了群臣、诸儒、众僧破邪卫道的著作。其中，一、二卷主要是万历四十四年（1616），著名的南京教案有关记录，包括各种疏文、回咨、会审记录、告示等。也有崇祯七年（1634）福建反教事件中的一些告示。
这些文章主要批判天主教传教士犯禁入境、暗设邪教、以大西与大明相抗、其教法不尊重中国风俗、其历法变乱中国纲维统纪、利诱诳惑百姓、劝人不忠不孝，有蛮夷猾夏之虞、伏戎隐寇之患。福建反教时，判明天主教为左道邪教，告示百姓严加防察，如有容隐，一体连坐。
《破邪集》三至八卷是儒生、释子反教卫道、崇正辟邪的文章汇编。其中，三至六卷主要是儒家借反教文章的汇编，包括了朝廷官员和民间汝生的反教言论。
儒生和释教僧人从哲学的世界观、认识论以及文化习俗、礼仪传统等、天文地理、科学技术等各个角度对天主教发起全方位的攻击。
不过，总的来说无论儒生还是和尚，务虚的多，务实的少，很少有直接针对传教士所擅长的科学技术角度来发起批驳攻击的。
有一位明朝官声极好的清官魏濬，也发文吐槽天主教传教士的教义，而且是直接针对传教士们的“长技”-世界地图发动攻击。此文为《利说荒唐惑世》，被编入《破邪集》第三卷，是本卷最后一篇，似乎特意作为压轴文章。
2、魏濬其人
魏濬，字禹卿，号苍水，福建松溪县城关人，明万历重臣。为官清正，政绩卓著，学问渊博， 著述甚多。万历甲辰进士，历任户部主事、户部郎中、右副都御史、湖广按察史。他在奉命监督清理河南、山西两省粮仓时革除贪官污吏，用标准衡器收粮，深受群众拥戴。
万历三十七年(1609)朝延赐'清廉宴'嘉奖，并提升他为山西省郎中。后调任广西省提学佥事，主持修造桂林学宫礼器，创办思恩州学。魏濬常深入山区抚慰瑶、壮等少数民族。不久升任江西按察副使南昌兵备兼管饶九道。当时朱氏皇室淮王在封地私设刑堂强夺民女，专横跋扈，与地方矛盾日益加剧。魏濬到任后，查明事实，先惩办凶犯二人，一王室宗亲，白天公然在南昌大街上抢夺金银，魏濬不顾情面，依法惩办。他还四次写信规劝淮王 ，淮王为他的精诚所感动，终于悔悟改过。
万历四十七年朝廷赐 '卓异宴'，并提升他为山东布政司参议，同年他带兵驻防青州，整顿军伍，士气振奋确保地方安靖。天启二年(1622)调任湖广按察使，正遇湖南与贵州、四川边境的苗民与矿工发生冲突。魏濬派人疏导，晓谕大义，恩威并施，制止了一场暴乱。
天启五年魏濬他调任江西省左布政，不久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此时贵州与广西边境又告急，他冒暑巡视边境训练士卒，加强戒备，稳定边境局势。八月他出巡途中，在一座'苍水使者'庙中憩息，见神像面貌衣着酷像自己，知道是当地百姓为他立的生祠。后来，在病中仍感于心不安，对同僚说；'国恩未报，语不及私。'八月二十日病故于公署，终年七十三岁。
魏濬一生俭朴，乐于救助贫困，奖掖后生。其诗文著述很多：有《峡云阁草》前后集四十卷共2部120余卷，《峡云阁存草》十二卷。有《易义古象通》，八卷，收录入清乾隆钦定《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利说荒唐惑世》是他看到《舆地全图》之后而写，最早发表在何时不太清楚了，一文运用了中国传统的天文地理学说，通过实地验证，批评了利玛窦所著的《舆地全图》，认为中国在世界之中，阳城为天地之中，并认为利玛窦的九天之说也是杜撰可笑，所制的自鸣钟也不如中国的壶漏。
3、《利说荒唐惑世》说了什么
《破邪集》正式刊印时魏濬、利玛窦都已经去世多年，利玛窦的《舆地全图》却正在风行大明朝全国，甚至流行到了日本国。日本从传教士手中得到此图时，明确知道这是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所绘。同时，对此图的批评也从中国流传到了日本，其主旨就是出于魏濬的《利说荒唐惑世》。
本文署名建溪魏濬著。
近利玛窦，以其邪说惑众，士大夫翕然信之。窦既死，其徒倡为天主之教，呼群聚党，所至诪张。南宗伯参论驱逐，始散去。然惑于其说者，坚而不可破，人情之好异如此。
（编者：“南宗伯参论驱逐”应该是南京教案一事，此文应该也在此事之后写成。）
利氏所著《舆地全图》，及洸洋窅渺，直欺人以其目之所不能见，足之所不能至，无可按验耳，真所谓画工之画鬼魅也。
毋论其他，且如中国于全图之中，居稍偏西而近于北。试于夜分仰观，北极枢星乃在子分，则中国当居正中，而图置稍西，全属无谓。
古以阳城为天地之中，若专论地中，则应在昆仑高处。第偏东，地少海多；偏西，地多海少。昆仑乃地中，而非通地与海之中也，通地与海之中，宜在阳城耳。故阳城八尺之表，夏至午景在表北一尺六寸，而冬至午景在表北一丈三尺。偏东者，早景疾，晚景迟；偏西者，早景迟，晚景疾。
（编者：阳城为天地之中--此说流行了两千年，是中华传统天圆地方说的铁证之一，只要提到“阳城为天地之中”的古代地理天文著作，持地平说无疑。）
则阳城为中，得之测验而定，非悬谈也。（编者：唐朝一行、元朝郭守敬都没有对此提出过反对意见，实际上他们已经发现了大地弯曲的证据，但是都没有再进一步去揭示秘密，差了临门一脚就能提出地圆说了。）
尝见金幻孜《北征录》载：“永乐间从驾亲征北虏。三月八日，次鸣銮，戍夜见北斗，正直头上，其所亲见如此。
余且举一尝事，人人皆知者，春秋二分，日躔行至黄赤道之交，正居南北之中。如乡会两试，时值二分前后。吾闽场日映止于足肤，而会场日映席上。闽去京师，不能五千里，相去已争如许矣。
又交趾以南，北户见日，谓之日南。交趾距中国未远也，元人陈孚，以至元间使交趾，二月初三日，宿温丘驿，未昏见新月乃在天心，皆其较然可据者也。
又阳城仰观北极出地三十六度，南极入地三十六度；若北至朔方，则出入之度五十；南至交、广则出入之度二十而已。
鸣銮、交趾，所见相远，以至于此，焉得谓中国如此蕞尔，而居于图之近北，其肆谈无忌若此。信之者，乃谓其国人好远游，斯非远游者耶。谈天衍，谓中国居天直八分之一，分为九州，而中国为赤县神州。此其诞妄，又甚于衍矣。
（编者：邹衍说：“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历代都以为此说为妄！）
至于九天之说，总以星体之大小揣臆，言其远近，日反在土火之下，杜撰可咲。盖五星之体，太白最大，岁星次之，辰星、荧惑又次之，惟填星最小。测验家谓太白径百里，岁星径九十，以次渐杀，至填星径止五十里。星体大小即一座之间，亦各异状。如心及河、鼓三星，皆中星大，左右二星俱小，织女三星，上星大，而下二星小。北极五星，大小更异，是岂大者必近，而小者必远耶？全图只因月中魄影，如世所谓婆罗树及玉兔者，昔人以为大地山河之影，因杜撰以欺世人耳，试取图与月影质之。
（编者：此段在今人看来很可笑，但这也是当时的一般士大夫的典型观点。）
即见玛窦所制测验之器，谓之自鸣钟者，极其精巧，此自是人力所能，如古鸡鸣枕之类耳。予尝细析而观之，大要在两大轮卷铁暗匿轮中，而贯之以轴，铁不受卷必展，则设机以制之，使不得展，而转极微细，又设数轮相承，以次渐小渐密，铁轮微转，亦以次相促，而渐催渐急，数盈则触机而机脱，迅疾如风。轮上设杵十二如乳，杵至则刮其挺击钟，疏密皆有次第。然铁既受卷，久之则性亦稍缓，不能与时合，又须再卷使急，大约每日定须一整。整时须藉日影为准，倘连日阴晦，则无从取定矣，但其法简于壶漏耳。
（编者：“但其法简于壶漏耳”，作者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至此本文结束）
5、余波
15世纪末16世纪初,新航路的开辟彻底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西方人的世界观念,地圆说、五大洲说等成为构成新世界观念的重要内容。西方人正是带着这样的观念来到东方,向中日两国传播他们最新的世界观念。
在新的世界观念传入日本之前,“三国世界观”是日本人世界观念的基本框架。“由于日本人历来很少与外国人交往,因而根据其地理学和数学知识将世界分成三部分,即日本、中国、印度”,“此外便无世界”。因而,西方人传播的新世界观念引起了日本人的极大兴趣。
最早将西方的新世界观念带入中日两国并予以解读的是耶稣会士。1549年,沙勿略到达鹿儿岛,这是新航路开辟后第一个进入日本的传教士。沙勿略意识到东西方世界观念的差异,因而他将自己掌握的先进的世界观念作为传教的重要手段:“日本人不知道地球是圆的,也不知道何为太阳轨道,他们对流星、闪电、雨雪等自然现象提出种种疑问。由于我们做出令人满意的说明,得到他们的信任,因而我们的宗教也使他们感动。”
现存日本最早的西方世界地图便是以屏风形式保存下来的天主教时代的“南蛮世界图”,这是一幅卵形世界图,描绘出当时西方所知的五大洲轮廓。1603年,深田正室绘制出第一幅日本的世界地图。在上述新世界观念的影响下,1582～ 1620年,日本共派出三批使团出访欧美,其中三次横渡太平洋,两次横渡大西洋,以实际行动验证了地圆说和五大洲说,这是以前日本人的视野所不可能达到的范围。
南蛮文化的兴盛充分反映了日本人对新世界观念的狂热心理。对于当时热衷学习中国的日本而言，如果中国早就有相似的世界地图，一定早就引进了。而此时的日本人只能从南蛮文化中去得到新的世界地图和世界观，只能说明中国同一时期的地理学水平和日本是一样的。
据鲇泽信太郎的《锁国时代日本人的海外知识》统计,1640～ 1800年间,日本以兰学家为主翻译、编纂的有关世界史地著作和世界地图共112种,这一数字为同一时期的中国所望尘莫及。这些著作除了极少数如佛教系统的地图仍欲维护传统世界观念外,其它基本是根据新航路开辟后形成的西方世界观念编译的,地圆说、五大洲说等开始在日本社会产生影响,传统的“三国世界观”受到兰学家的质疑。
再看中国，1583年利玛窦在广东肇庆传教时展示的世界地图引起了中国人的注意,利玛窦详细地记录了中西世界观念首次接触的这一全过程:
“在教堂接待室的墙上挂着一幅用欧洲文字标注的世界地图。有学识的中国人啧啧称羡它;… …因为他们知识有限,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国家夸耀成整个世界,并把它叫做天下,意思是天底下的一切,也就不足为奇了。当他们听说中国仅仅是大东方的一部分时,他们认为这种想法和他们的不大一样,简直是不可能的,他们要求能够加以研读,以便做出更好的判断。因此长官跟利玛窦神父商量,表示要请他在译员的帮助下,把他的地图写成中文,并向他保证这件工作会使他得到很大的声望和大家的赞许。”
这幅最早用中文标注的五大洲图便是1584年王泮在肇庆刻版的《山海舆地图》。王泮时任岭西道,即文中的“长官”，他对利玛窦展示的世界地图的态度代表了部分中国人想要了解更全面更真实的世界的愿望。正因为如此，明末先后刻印的利氏世界地图共有十二种。
这些地图引入的五大洲说、地圆说、五带说等内容与传统中国世界观完全不同，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对传统的中国中心观形成冲击。当时，徐光启、祁光宗、郭子章等人纷纷为利氏世界地图作序，为西方世界观念在中国的传播推波助澜。
郭子章的《山海舆地全图·序》:“或曰:`利生外夷也，其图其说，未必一一与天地券合，而子胡廑廑于兹?'郭子曰:`不然。郯子能言少官名，仲尼闻而习之：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
方以智亦称:“西图前所未有”，“至泰西入，始为合图，补开辟所未有。”
利玛窦本人也记述了当时中国人世界观念的变化:
“当他们第一次看到我们的地图时,发现他们的帝国并不在地图的中央而在最东的边缘,不禁有点迷惑不解。… …然而,现在中国人大多数承认他们以前的错误，并引为笑谈。”
利氏所称的“大多数”当然是他接触到的中国人特别是一些开明的知识阶层，绝大多数的普通中国人和一般文人儒生，并不这么认为，写《利说荒唐惑世》一文的魏濬虽然是位清官，为官开明朴素，但完全不能理解此地图的意义。
不过，中国世界观念毕竟已经开始变化。这种变化在距利氏地图输入中国40年后出版的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中得到了更充分的证明。杨廷筠、李之藻、瞿式、许胥臣、叶向高等当时深受西学影响之人纷纷为《职方外纪》作序、跋,其中不乏激进之言。
杨廷筠:“西方之人，独出千古，开创一家，谓天地俱有穷而实无穷，以其形皆大圆，故无起止，无中边。”
瞿式:“独笑儒者未出门庭，而一谈绝国，动辄言夷夏夷夏。若谓中土而外，尽为侏离左衽之域，而王化之所弗宾。呜呼，是何言也!”“尝试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分之一，则自赤县神州而外，如赤县神州者且十其九，而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蛙之诮乎!”
可以说，明朝手操权柄的士大夫的上述言论表明，中国传统世界观念正在逐渐发生转变。
可惜的是，如今的伪史论者正在走回头路，连三百年前的先贤都不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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