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是我国学术界的一代宗师。他以治学严谨，博学多才，以著作丰厚而闻名于世。他的著作影响和教育了几代中国青年，许多青年就是通过阅读他的文章和一些小册子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走上革命道路的。比他晚一辈或者更年轻一些的理论工作者，很少没有受过他的影响和熏陶。
偷读“禁书”
胡绳是苏州人，本名项志逖。“志逖”，即志在高远的意思。
胡绳少年聪慧，从小勤奋好学，读书一目十行，过目不忘。9岁上学，一上学就直接插班读五年级，读了两年就升入中学。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严重的民族危机激起胡绳强烈的爱国热情。他从报纸上看到日军侵占了沈阳，心情异常激愤。接着传来北平学生到南京向国民党当局请愿的消息，胡绳再也坐不住了，立即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之中。当时，他是苏州中学高中部的学生会主席，参与组织苏州中学学生的请愿。他们扒火车到了南京，在国民政府门前进行请愿，要求抗日。这是胡绳第一次参加政治活动，初次施展了他的组织能力，也锻炼了他的胆识。
为了寻求救国的道理，胡绳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当时正值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统治时期，蒋介石在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疯狂军事“围剿”的同时，对白区左翼文艺也进行残酷的文化“围剿”，把一切有关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的书籍视为洪水猛兽，定为“禁书”。阅读这些“禁书”，甚至仅看一本红色封面的书，若被特务抓住了，轻则坐班房，重则掉脑袋。
但是，胡绳却不管这一套，他学习马列著作到了如饥似渴的地步，甚至在课堂上也偷偷地看。一次上英语课——老师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吕叔湘——他将英语课本摆在旁边，却专注地看着另一本书。吕先生是个老练的教员，发现这个学生不听课，却看别的书，并没有立刻制止，而是从讲台上走下来，慢慢走着，边走边讲，当绕到胡绳背后时，才猛地一把将他偷看的书抓到手里。胡绳惊呆了，低着头，等着挨训。吕先生一看手中的书，竟然是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也着实地吃了一惊。他没有责备胡绳，更没有声张，只是一声不吭地把书还给了他。
1993年10月20日，在吕叔湘先生九十华诞学术讨论会上，胡绳致祝词，谈到六十年前吕先生是他的老师时说:“但我不是吕老的好学生。”不知道这句话里是不是包含了他对自己当年没有好好听课的歉意。
胡绳后来回忆说，对于一个高中二年级十四岁的少年来说，像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这样艰深的书，大概没有读懂。马列著作的早期译本往往很不容易懂，要一字一句去抠是很难办到的。因此，他读马列著作养成了一种习惯，观其大意，不去抠其中的个别字句。他还深有体会地说，对于马列著作要反复学习。有好些书，不能只读一遍，需要多读几遍。但不是读完一遍后很快又再读，而是隔若干年后再来重新学习。大约在1956年前后，胡绳把许多读过的马列著作又重新读了一遍，收获甚大，大有“温故而知新”的感觉。
1933年，胡绳转学到上海。在中国革命的摇篮里，他的思想越来越激进，越来越趋向成熟。他曾经这样回忆:我在苏州中学读书时，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并和同学一起办了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的壁报。20世纪30年代，上海革命思潮很活跃。我15岁离开了家乡，1933年秋天，只身来到上海，选了一所比较好的中学即徐家汇复旦中学读书。我到了上海读书，是更加广泛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书，接触文化界进步青年，打开对革命认识的眼界，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站。
脱颖而出
1932年8月24日，《中华日报》刊登了一篇《眼镜的故事》，署名为项紫荻。据胡绳说，这是他14岁写的文章，反映了初学辩证唯物论后的新认识。两年后，胡绳高中毕业，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7月，他以胡绳为笔名，写了一篇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文章，发表在《中华日报》的副刊上，这是他第一次使用胡绳这个笔名。
“胡绳”原来是一种香草，屈子《离骚》有“索胡绳之纚纚”的名句。以后，他就经常用胡绳的笔名发表文章。久而久之，笔名成了姓名，胡绳原来的名字却无人知晓了。
胡绳的这篇文章引起北大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注意。当时，地下党派杨帆和他接触，“请胡绳先生吃饭”，约他到东单一家餐馆。杨帆原以为胡绳是个独立撰稿的老先生，见了面，才知道他是刚刚踏入北大校门的少年。他们谈得很投机，从此，胡绳和中共地下党组织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
胡绳一向崇拜、敬仰鲁迅，喜欢读鲁迅的文章，受其影响很深。胡绳与鲁迅未曾谋面，然而，他们之间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文字缘。1934年8月23日，胡绳在《中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走上实践的路去”的文章，对该报发表的三篇用方言写的文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还是用非土话写的文章意思表达得清楚。第三天，即8月25日，《中华日报》发表了鲁迅的《汉字和拉丁化》一文。鲁迅对“胡绳先生”的看法不以为然，认为“只要下一番功夫，是无论用什么土话写，都可以懂得的”。后来，胡绳谈起这桩往事，笑着说，鲁迅先生大概不会想到，他与之讨论的“胡绳先生”竟是一个十分敬仰他的16岁的学生吧。
在北大哲学系读了一年之后，胡绳离开北大回到了上海，一边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和从事党组织领导下的文化工作，一边自学和写作。1936年1月，也就是胡绳19岁生日时，写出了他的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的《新哲学的人生观》一书。19岁出书，在20世纪30年代极其罕见，因此，当时在上海的左翼文化人士中就流传着胡“神童”的美誉。胡绳这本“献给千万刻苦奋斗的青年”的书，写得深入浅出，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人的广泛欢迎，多次再版，成为激励青年革命和进步的书。正因为如此，这本书遭到国民党的查禁。
党史大师
胡绳对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情有独钟。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他着力研究中国近代史获得巨大成就，而立之年就出版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誉满学界。新中国成立后，有几位大学教授读了这本书，对该书的新颖写法感到惊奇，说居然可以用这样的写法来写历史。20世纪50年代初，胡绳又写了一系列研究中国近代史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的著作，并被母校北京大学聘为历史系和哲学系双学科兼职教授。那时，胡绳才三十来岁，已是当时中国理论界、史学界的著名学者了。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对胡绳佩服得五体投地，说胡绳只比自己大三四岁，但是，他的学识、理论和历史文化的功底都很深厚，他写的文章那么有说服力，我辈自愧弗如。
胡绳知识渊博，涉猎甚广，但集中很多精力研究党史，则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
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是胡绳主持编修的第一部党史，获1992年的国家图书奖。
同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胡绳主持编修的第二部党史，胡乔木写了《题记》，给予极高的评价:
这本书写得比较可读、可信、可取，因为它既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然，又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所以然，夹叙夹议，有质有文，陈言大义，新意迭见，很少沉闷之感，读者读了会觉得是在读一部明白晓畅而又严谨切实的历史，从中可以吸收营养，引发思考，而不是读的某种“宣传品”。
《题记》还写道:“真正的史书不是抄抄剪剪就可以'撰’成的。在这以前，如果不是完全没有同样的书，的确没有写得同样好的书。”
胡乔木在出版座谈会上还称赞这本书“对党史提出不少新颖的见解”，他指出，党史上的重大问题中央固然已有明确结论，这也是本书的指南，“但是这本书的特色，却在于它并不满足于重复或者引申已有的结论和研究成果，作者就党的发展过程中的许多细节独立作出自己的判断”。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确实是新意迭出，比如，关于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划时期的坐标”以及“十年探索中的两个发展趋向”的观点，都是胡绳新颖而独到的见解。这些新观点、新见解，受到普遍的好评与认同。
胡绳主编的这部党史受到读者普遍的欢迎，发行量超过660万册，许多大专院校把它作为教材。
这部书获得了吴玉章学术成果奖和郭沫若学术成果奖。
“无须后悔”
1998年，《胡绳全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结集了胡绳从1935年起六十多年间所写的有代表性的主要著作，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胡绳一生研究和写作的丰硕成果。
关于为什么叫《全书》，胡绳在前言部分作了说明:这套书称为《胡绳全书》，而不是“全集”。《全集》应该点滴不漏、无所不包地把一个人的著作编在里边。坦率地说，出这样的《全集》，我不配。《全书》也不是《选集》。《选集》应该把一个人的著作的精华编在里边。如果是出我的《选集》，其篇幅不可能像现在《全书》这样大。这里所谓《全书》，是介于《全集》和《选集》之间的一种文集，比较完全地反映了作者一生的写作生活的一种集子。
《胡绳全书》的出版是1998年理论学术界的一件盛事。12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胡绳全书》座谈会，中央领导、有关部门领导和专家学者一百多人出席会议。会上，主管领导、专家学者纷纷发言，盛赞胡绳在理论上、学术上的成就。
在座谈会上，胡绳也作了简短的发言。他谦逊地说:1938年初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60年来虽然可说是始终不懈地为党、为革命尽我所能地工作，但成就实在很有限。我的工作主要表现在写作上，结果就只是这一小堆书。
李瑞环在《胡绳全书》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指出:“胡绳同志在六十多年的研究和写作生涯中，始终坚持与时代的需要和人民的需要相结合，这可以说是他治学的一大特点。”
坦诚剖白
胡绳作为一个笔耕不辍的理论工作者，始终与读者保持心灵的沟通与交流，愿意把自己的心交给读者。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三十年中，胡绳写的文章相对比较少。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胡绳谈到，除了患病、“文革”的耽误、事务的繁忙、从事集体写作等原因之外，更重要的还是自我认识上的困惑。他坦诚地说:
从1957年以后，我越来越感到在我的写作生活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矛盾。似乎我的写作在不是很小的程度内是为了适应某种潮流，而不是写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我内心深处究竟是什么，自己并不十分清楚，但我觉得自己的头脑和现行的潮流有所抵牾。现在看来这种矛盾的产生是由于我不适应党在思想理论领域内的“左”的指导思想。但当时我并不能辨识这种“左”的指导思想。正因为我不理解它，所以陷入越来越深的矛盾。为顺应当时的潮流，我写过若干与实际不符合、在理论上站不住的文章。写作这样的文章，不能使我摆脱而只能加深这种矛盾。由于这种矛盾，我在写作的方向和目标上感到茫然。这样，写作就越来越少。
胡绳在编辑《全书》时，把当年写的那些自认为的“站不住脚”的文章毅然裁汰，并且还特意说明，即使收入了《全书》的那时所写的某些文章，“也不能不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
君子之过，有如天上日月之蚀。
胡绳的这段剖白，也是一篇深刻的理论文章，真实地反映了一个正直而又认真思考的理论家的矛盾与困惑。
胡绳的自我批评是诚恳的。
以胡绳这样一位终生以写作为职业的学者来说，那些“站不住脚”的文章只是他的论著中很小一部分，但在晚年还作出如此深刻的反思，这种科学的精神，这种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文章大家
胡绳是文章的高手。他的文章观点鲜明，有独到的见解，而又条理清晰，入情入理，读之如沐春风。像历史研究这样一般读者感到比较枯燥的题材，也被他写活了，外行人也愿意读。
原中宣部部长王忍之这样评价:
胡绳的文章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它总是努力把道理讲得尽量地周到，论述到研究对象的方方面面，总是努力把道理讲得透彻、深刻、细致。当人们觉得道理似乎已经讲完的时候，胡绳同志的文章却往往能峰回路转，别开生面，把人们带进一个新的境界。而有着这样好的内容的文章，其表达形式却是十分的朴实，不哗众取宠，不虚张声势，更不以势压人。胡绳同志的文章，不是靠别的，而是靠思想的力量、逻辑的力量来说服人、征服人的。胡绳同志在国内外的众多读者中，在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中间享有声誉，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胡绳的许多著作，不仅以思想缜密著称，而且以辞章考究为人称道。他特别指出:“一个思想僵化、粗枝大叶的人，很难写出生动活泼、严密周到的文章来。”
党史专家邢棠这样评价:
胡绳的文章读来却平和隽永，娓娓而谈，如抽丝剥茧，绵密无间;说理周详，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入腠里而不伤其他;遵循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却毫无口号式的说教;洋溢着理想主义自信和与现实相结合的实事求是，而不带丝毫“霸气”，卓然一文章大家。
胡绳写过一篇《对〈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文的说明》，文中提到关于怎样认识在探索革命道路中犯错误的问题。有的同志曾提出，如果说1957年以后二十年的“左”是探索中的错误，那么遵义会议以前那些“左”的错误，是否也可以说是探索中的错误呢?王明的错误是不是也可以说是一种探索呢?对此，胡绳的分析和回答是:“王明路线的错误恰好是因为不探索而产生的，是根本不考虑中国的国情，照抄苏联的办法，跟着苏联、共产国际跑。这个错误和1957年以后的错误性质不一样。1957年以后的错误是不照抄国外的模式，不跟着外国的指挥棒走，自己找道路，但是走到错误的路上去了。这是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性质。”若别人回答上面的问题，或许可以做一篇大文章。但在胡绳的笔下，却是举重若轻，分析得既简单明了，又切中要害。
老而弥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绳迎来了他理论研究和学术著作的第二个春天。作为理论家和学者而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是胡绳一生中前后辉映的成果累累的丰收期。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胡绳老而弥坚，挫而弥强。愈到晚年，他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愈加升华到一个新的更高境界。在新时期这二十年里，胡绳不顾年事日高、健康日差，刻苦钻研、勤奋著作，在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和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等重要领域内，无不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相继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论中国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前瞻》、《关于防“左”》、《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从党的历史看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等一系列重要文章。这些呕心沥血之作，处处体现着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与忠贞，处处体现着他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满腔热情，处处体现着他对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竭诚拥戴。
胡绳认为，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有关社会主义的科学思想十分出色的继承和发展，很了不起。对于邓小平理论为什么叫“理论”，胡绳有一个独到的解释，他说:
这不单纯为了避免与“毛泽东思想”在语言上的重复，恐怕应作更深层次的思考。就讲社会主义而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立论，虽然源于马克思，但许多具体认识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有很大的不同，超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确定的框架，真正把马恩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因此，邓小平理论应当叫“理论”。
1998年12月26日，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湖南省委联合召开的“毛泽东、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讨会上，胡绳作了长篇报告。那一年，他80岁，已与癌症搏斗了三年。他强扶病体，作长达三个多小时的报告，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啊!经整理和审阅后，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3期上，题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这是胡绳的压卷之作，封山之作。
有识之士评价胡绳晚年的这些作品说，胡绳以历史学家的功底来写论述现实的路线和理论的文章，使这样的理论文章具有历史的厚重感。而凭借对现实的路线和理论的深邃研究，来叙说现代的历史，又使这样的史论文章具有理论的深度。
壮志未酬
自从《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出版后，胡绳便有一个心愿:接着写一本《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胡绳主张: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110年间，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将这段历史“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因而，续写“中国近代史”的后半段，即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自然成了他一件萦怀难忘的心愿。
1995年，年事已高的胡绳，深感此事不能再拖了，于是邀请他的两位弟子，一起完成这部书稿。可是，“天命”难违，他的身体状况使他无法完成，只留下十次谈话和部分稿件。令人欣慰的是，《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已于2001年4月出版。书的第一部分就是胡绳的十次谈话。虽然这一部分只占全书篇幅的十分之一左右，但它的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它的学术价值，以及它所表现的存真求实、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都远远胜过该书的其余部分。
胡绳还准备研究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有些已经拟出了若干题目的大意，可惜天不假人，这些思考和研究大都还没有来得及完成，胡绳就溘然长逝了。壮志难酬，不能不留下诸多的遗憾。
2000年春天，胡绳的身体情况更差了，癌已经到处扩散。医生估计，按这样的发展趋势，恐怕只有五六个月的时间了。胡绳很坦然，不愿意住在医院里等待，希望在还能走动的时候，到各地走走，看看。他来到了熟悉的上海，到达的第三天，便提出每隔一天安排他到革命旧址、纪念馆、体现现代化建设成果的胜地，以及他过去在上海工作、生活过的地方去参观。8月14日，他首次外出活动，参观中共“一大”会址。虽然他坐着轮椅，仍然坚持上二楼参观党的“一大”召开的会议室。当他看到会议室墙上挂着的毛泽东、董必武等“一大”代表的照片时，他沉思了许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将近八十年的风雨历程，感慨万分。纪念馆馆长请他题词，他说:“让我回去好好想想，再给你们写。”回到住所，他连续三个晚上睡不着觉，白天有时整个上午坐在那里沉思，提笔拟了三次稿子，有的写得很长。负责陪同照顾他的工作人员考虑到他的视力不好，写字时手有些颤抖，建议他写短一点。他想了想说，就写“道路曲折，前途光明”八个大字吧。胡绳又深思了一天，逐字斟酌，终于写了“曲折有时难免，前途定是光明”的题词。
这是胡绳留下的最后的墨宝，是他对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艰苦卓绝斗争历史看法的总结，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光明前景充满信心的表达。
2000年11月5日，胡绳从容地走完了人生的最后的历程。在他去世之前，曾经交待了几件事:
第一，希望加强对社会主义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研究。现代科学技术及经济和社会发展很快，相对说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滞后。社会发展中不断出现的许多新的问题，难以及时判断和认识，更谈不上超前预测了。加强对社会主义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研究很有必要。我们不仅要在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创造奇迹，而且还要在建立社会主义新型社会模式上创造奇迹。第二，青年学术奖励基金的活动要继续办下去。第三，把自己的图书捐赠给湖北省襄樊市图书馆。
这些，可以视作胡绳的世纪留言。
哲人已去，风范长存。
胡绳一生在思想理论上随着时代步伐不断前进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成果，将如金石般永久。
参考文献
1.郑惠敬:《痛悼胡绳师》，载《百年潮》2000年第12期。
2.魏久明:《胡绳同志最后的日子》，载《百年潮》2000年第12期。
3.徐宗勉:《难忘的教诲——回忆在胡绳同志身边的日子》，载《百年潮》2000年第12期。
原载《名人传记》2002年第12期
《广州日报》2003年1月11日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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