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牡丹花开的时节。欧阳修在《牡丹洛阳记》中说：“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市中贵贱皆插花，士庶竞为游遨。”相比其他历史沉淀中的古城，牡丹可谓洛阳繁盛的代表。一句“花开时节动京城”，足以让人们联想到千年帝都洛阳当年的胜景。在历史的回音壁上，洛阳曾一次次奏响钟鼎齐鸣的乐章。没有任何一座城市能像洛阳那样，长久地站在历史舞台的中央。洛阳纸，作为衡量一部作品好坏的标尺——至今，形容一本畅销书的火爆程度，最传神的词还是晋代人造的“洛阳纸贵”。洛阳的市花牡丹，目测极有可能成为中国的国花——去年，中国花卉协会发起了评选国花的网络投票，牡丹毫无悬念地拔得头筹。“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实际上，因为这句诗，很多人已经默认牡丹是国花了。唯有牡丹真国色
洛阳铲，盗墓贼发明的神器，一铲下去就知道地底下有没有古墓——这铲本上不了台面，不过好在它已经走上正道，变成了考古工作者的标配。而且不光考古，在建筑、公路、农业、水利、矿山等凡是要进行地质勘探的地方，都少不了洛阳铲。洛阳铲这种东西能在洛阳诞生，并以“洛阳”命名，至少从侧面说明了一个问题：洛阳地下的宝贝极多。洛阳有着4000多年的建城史和1500多年的建都史，是中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而洛阳盆地上所萌生出的河洛文化更是五千年华夏文明的主脉。司马迁在《史记》中讲，“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河洛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不是无缘无故的。从地形上看，这里地处九州腹心，享八方辐辏之利，且群山环抱，四水汇流，是一块浑然天成的“风水宝地”。河洛中的“河”是指黄河，“洛”是指洛河，这片土地上除了这两条大河外，还流淌着洛河的两条支流伊河和涧河，四条河流冲积出了一块肥沃的小平原。平原之外高山屏列——西有崤山、中条山；南有熊耳山、外方山、伏牛山；东有淇山和嵩山。北面是滚滚流过的黄河，黄河南岸并不高耸的邙山则成了一座牢靠的水坝。群山阻而不塞，山脉间四通八达的缝隙成为进出洛阳的天然通道。若在这些地方设置关隘，可保商旅通行无碍，亦可封关据险，拱卫洛阳。所以，古代帝王建都的备选名单里一定会有洛阳。那些以西安为都的王朝，要迁都时，首选也是洛阳。人们说起洛阳总喜欢拿西安来对比，但这并非现代人的专属。“洛阳还是长安？”早在汉高祖刘邦打下江山的时候，就已经成了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神都洛阳城
西汉立国之初，原本定都洛阳，可仅仅数月之后就赶着车驾浩浩荡荡地迁到了关中。其实，仅这一个回合，娄敬和张良就已经把这两座城市各自的优劣给捋清楚了。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被山带河，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正所谓进退自如。唯一的缺点是，位置略偏，交通不便。而洛阳盆地，居天下之中，关山拱卫，水陆通达，在和平年代，坐镇洛阳统御中国无疑是最佳选择。然而，一旦天下有变，洛阳极易四面受敌，沦为四方征战之地。例如，东汉末年黄巾之乱后，群雄并起，洛阳被董卓一把火烧掉，曹操一度建都许昌。而后连年混战，中原大地满目疮痍。即使在短暂统一的西晋之后，洛阳也不可避免地见证西晋快速灭亡的惨烈情景，匈奴人的铁骑彻底终结了辉煌数百年之久的奢华幻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洛阳又一次成为都城的焦点。北魏刚建国时，都城设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孝文帝即位后决意改革，强制定下了迁都洛阳的计划。定计迁都后，孝文帝决定直接留在洛阳，甚至在洛阳城的兴建任务上马之前，孝文帝宁可住在洛阳一角，也不愿回到平城的宫室。迁都后，洛阳成了当时首屈一指的大城市，从规模上看，甚至超越南朝的都城建康。如果仔细考察洛阳作为都城的历史，会发现，洛阳其实是最不适合作为都城的地方。以形胜来讲，它不如长安拥戴山河，在大运河修建之前，交通运输也不能说绝对的方便。选择定都洛阳，意味着必须举全国之力去供养这座都城，这是一个倾全国之力的面子工程，而沉溺于其中的繁华，又会使人忘却远方的忧患。对远在北方的人来说，这种忧虑尤为明显。驻扎帝国北方的鲜卑部族军队，长期以来在边地苦寒之中，守卫着帝国的边陲，但现在，他们发现洛阳只顾着自己繁华，却忘了他们的存在。于是，他们选择发动叛乱，血洗了这座华丽的帝国都城。直到隋唐年间，洛阳才开始了第二场复兴，并迎来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奢华的一段往事。在河南巩义市的河洛镇，一个湮没于的历史古国重见天日。
隋朝建立后，起初定都大兴城（即唐代的长安城），到了隋炀帝时，他让人造了一个新首都洛阳，又派人挖了一条大运河。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北连涿郡，南连吴越，结束了自三国至南北朝以来长达300余年的南北分裂的历史。公元611年正月，隋炀帝举办了一个相当于现在的“元宵灯会”的国家级活动，排场相当壮观：全国的百戏、奇技艺人会聚洛阳，盛大的演出活动持续了一个月，每天晚上端门街都是灯火通明，人声鼎沸。此外，隋炀帝还举办了类似于国际贸易会的活动，不计成本地吸引西域商贾，丝绸之路很快繁荣起来，西域的珍宝也大量进入洛阳。隋炀帝举全国之力疯狂享乐，以至于隋朝灭亡后十几年，洛阳贮存的布帛还堆积如山，贵族、官僚家里“以绢为汲绠（注：用绢来做井绳）”，燃布生火做饭。其后延至唐、宋，洛阳充分利用漕运优势，作为帝国的核心有600年之久。到唐高祖时，李渊把首都定在长安。首都要消耗大量粮食，光靠关中一带不足以供给，唐朝不得不从外地输入粮食。到了唐高宗时代，政府规模急剧膨胀，长安城人口也跟着增加，粮食就成了大问题。这时，隋炀帝留下的东都洛阳又成了救命稻草。洛阳附近的洛口仓里的粮食堆积如山，只是运不到长安城。在唐高宗时代，每遇关中歉收，李治就带着文武百官到洛阳去逃荒。于是，洛阳城再度成为一个有诱惑力的选择。李治也开始提升洛阳的地位，将它正式定为东都，营建洛阳宫殿，称长安和洛阳为“东西二宅”。到了武则天时期，她作出了更大胆的决定，将洛阳定为帝国的真正首都，改称“神都”，地位超越了长安。从此，她一直待在洛阳，很少再回长安。政府机构也都转移到了洛阳。或许是早年在宫闱斗争中杀戮过多，登基之后，武则天大规模投入佛事，其中最为著名的事件发生在公元695年：这一年中，武则天拆毁洛阳乾元殿，在原地基上大兴土木，崛起了一座“万象神宫”——明堂高294尺，装饰奢华，甚至用纯黄金雕琢出“九龙捧凤”来装饰外表……这一时期，洛阳还拥有多个庞大的集市，其中以南市最为著名，史料记载，其占地面积庞大，在市场中有120个分类经营商品的集市或街，数千家单独的商店和货栈。而为了方便居住在洛阳的外国人，洛阳城还专门设置了许多奉祀外国神的寺院，如为了方便波斯移民，城内为他们设置了3所拜火寺，让这群外来者感受“皇恩浩荡”……武则天之后，唐中宗继位。唐中宗与韦后急于返都长安，那里才是他们的权力基地。从经济上说，韦后的这个决定是不划算的，但是从全国战略布局看，选择长安还是正确的。不过，粮食问题不解决，就连唐玄宗也只能逃荒。据统计，唐玄宗执政头25年里，有1/3的时间待在洛阳，而每次去洛阳都是因粮食问题。痛定思痛，唐玄宗决定大力整顿漕运。尤其是从洛阳到陕州这一段，很多人都曾设法改进，但都失败了。后来还是一个叫裴耀卿的人解决了漕运的问题，他把漕运分成几个环节，在每个节点上都建好转运仓库，设计好衔接时间，由不同的专业人员实施。运粮船什么时候进入黄河，什么时候到洛阳，什么时候走陆路，什么时候入渭水，什么时候到长安，裴耀卿都精心设计。这个方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此后几个继任者又做了进一步完善。到天宝年间，每年运往长安的漕粮高达400万石，可供养差不多100万人，足够大唐帝国政府运转之用。有了这些粮食，大唐还可在西北供养一支庞大边防军。长安的崇高地位从此牢不可破，洛阳则走向衰落。唐玄宗绝足洛阳，留在长安过着奢靡的日子。直到安史之乱爆发。公元755年，“安史之乱”（注：唐朝将领安禄山与史思明背叛唐朝后发动的叛乱）爆发。这场叛乱不仅影响了一个唐王朝的兴衰，更是几乎彻底改变了中国。在此之前，无论战争对洛阳的破坏有多严重，它都能从废墟中重建起来。但是，这次不一样。安史之乱
从汉朝开始，中国的经济重心就开始渐渐南移。但是直到隋末唐初，北方还是占优势。以秦岭淮河为界，北方和南方的人口当时差不多是3:2。但这个比例在变化，安史之乱前夕，这个比例达到1:1。安史之乱的爆发骤然打破了平衡，南方在经济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北方则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到了宋朝时，北方与南方的人口比例已翻转为2:3。这背后当然有各种深层原因：战乱、河渠失修、水土流失等。不过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也许是气候的改变。据科学家研究，唐朝的气候要比今天气温高些，而且要湿润得多。但到了唐末宋初，中国气候开始变冷，游牧和农耕的分界线开始南移，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清朝初期。北方的衰落，西北的凋敝、游牧民族的再度兴起。在这个大背景下，洛阳衰落了，到唐末残破已极，最糟糕的时候，整个城市人口不满百户。而在争夺运河的过程中，汴州（今河南开封）脱颖而出。它控制着汴河到黄河的入口，是运河的一个关键点。控制它就可以截留漕运的财富。最终，军阀朱温以汴州为基地，灭亡了唐朝，建立了后梁。洛阳就这样被放弃。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曾有过一度的犹豫，考虑将首都移到洛阳，并最终转移到长安。但这个方案最终没有实行。日渐寒冷的气候、凋敝的西北、东北方敌人的崛起，以及黄河水文的恶化，使得帝国再也不可能通过大运河供养一个庞大的西北都城。洛阳也再没能成为任何王朝的首都。随着运河航线的东移，洛阳的枢纽地位越来越低。北宋之后，洛阳逐渐退出了的历史主场。到了北宋末年，洛阳又遭南下的金兵“洗礼”，之后彻底衰败，只作为军事重镇而存在。20世纪以来，洛阳的地位又经历几度变迁。民国时期，洛阳的军事与民用工业有不少发展。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还曾短暂迁都洛阳，设为行都。丽景门素来有“洛阳第一楼美称
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洛阳作为战略要冲，屡遭兵火，经济生产遭到巨大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洛阳地处内陆腹地，交通不便，不及郑州的地理优势（京汉铁路和陇海铁路便汇聚于郑州），主要是作为工业城市发展。“一五”计划期间，苏联首批援建的73个厂矿中有4个大型厂矿建在洛阳：中国第一拖拉机厂、洛阳玻璃厂、洛阳矿山机械厂与洛阳轴承厂，都是当年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字，使得洛阳一举成为仅次于北京、上海、武汉、天津的全国第5大现代化城市。但是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工业没能适应市场经济，逐渐衰败下来。洛阳轻重工业比例失调，重工业最多曾占比超过80%。洛阳曾经试图发展过棉纺织、皮革等轻工业，但没有取得成功。重工业发展遇到瓶颈，民营经济发展有限，难以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加剧了洛阳的活力不足。近些年，国家十分重视洛阳建设。2017年洛阳被定位为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2021年，国家“十四五”规划又将洛阳定位为国家区域中心城市和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民间“洛阳崛起”的呼声也很高。古都洛阳能否再度崛起？人们拭目以待。柳丁，《河南地缘格局：华夏中原的辉煌、衰落与复兴》；温飞，《神都洛阳到底有多“神”》；
李夏恩，《从平城到洛阳：鲜卑帝王的“中国”梦》；
押沙龙，《长安与洛阳相互竞争：东西二都的并立与共衰》；
李雅静 吴静，《洛阳印象：“没落的贵族”？》；
段笑蓉，《宋元以降洛阳城市变迁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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