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韦建桦同志与北京大学黄枬森教授的两次学术对话记录。韦建桦同志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研究与编译工作，是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经典著作译文审订首席专家，近年来先后主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列宁专题文集》、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等一系列经典著作和经典作家传记，曾任中央编译局局长(1996—2010年)； 黄枬森教授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在长达70余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研究历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建设、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两位学者的问答和交谈以黄枬森教授的求学经历和治学生涯为切入点，围绕哲学学习和研究这一主线，对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建设、哲学研究的学风建设、哲学工作者的思想文化修养和社会责任以及经典著作的编译事业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系等重要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根据切身体会坦诚地表述了各自的见解。这些见解对当下如何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如何进行基础哲学的创新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警示意义。
七、前沿问题探索与基本理论研究
韦建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离不开对东、西方哲学的历史和文献的广泛涉猎，尤其是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认真学习、刻苦钻研和深刻领悟。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基本功，也是坚持严谨学风和科学精神的重要保证。我们注意到，几十年来，您在这方面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可以说是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由您主编的《〈哲学笔记〉注释》就是一个标志性成果。这部 50 万字的著作融汇了丰富的知识，进行了细致的考证，提出了中肯的见解，凝聚着大量的心血，不仅为研究列宁哲学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对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哲学著作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全书内容涵盖了从古希腊罗马时期直至德国古典哲学时期的整部欧洲哲学史，并且力求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一系列重要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进行介绍和评析。
直到今天，在林林总总的哲学论著中，您主编的这部《注释》仍然以其扎实的功底和独特的价值受到学界的重视，使很多同志深受教益。除此之外，您长期坚持对照原文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力求准确把握原意，做到融会贯通。您认为“这种基本功”对您的学习大有益处。[16]我们深深地感到，这种精神对于端正学界风气、启迪年轻学人具有重要的价值。请您谈谈这方面的体会。
黄枬森: 千方百计地读懂和理解所读的经典性著作，是做学问的基础性功夫，我从这一点获益不少。在我学习和工作的过程中，有几次我印象特别深刻。一次是中学老师王冶秋先生教我做读书笔记; 再一次是 1951 年在人大进修，苏联专家要求我们做列宁著作的读书笔记; 还有就是编写《哲学笔记》注释。苏联没有专门的注释性著作。中国有这样的书，但只对列宁的某些批注加上注释，至于列宁所做的大量摘录，读者仍然看不懂。苏联专家讲课，主要是梳理列宁的思想，但听后对读懂《哲学笔记》帮助不大。碰巧在当时的北大有两个很好的条件，一是有丰富的图书资料; 二是有掌握了丰富的哲学理论知识和外语知识的教员。我带领几位教师花了三四年时间，完成了编写工作。从那以后，我没有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再做过系统的注释工作，但碰到疑难问题无法理解时，我还是喜欢查阅原著，并与译文对照研究。我的体会是: 第一，原著及其表达的思想都是一种客观存在，理解、解读原著，就是一种认识，必须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解读它。第二，一定要弄懂原著的思想再对它作评价或引申，切忌望文生义，尤忌掐头去尾。第三，反对“六经注我”、为我所用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原则，决不按照自己的需要来理解所引证的经典作家的话。第四，经典作家的话不是绝对真理，不是自己观点的最后证明，只有实践才是最后的证明。
八、继承与创新
韦建桦:本世纪初，您主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研究”这一重大课题。这个课题的最终成果———4 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研究》已经问世。正确理解和处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历久弥新的重要问题。近年来，您在这方面有许多思考和论述。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您在倡导和推动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同时，反复强调要十分尊重和公允评价前人的探索历程与研究成果。从旗帜鲜明地反对全盘否定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以及其他学术著述，到一再强调要重视和研究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和贺麟等老一辈哲学家的学术生涯和重要贡献，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您在这方面的历史意识。在谈到个人学术道路时，您也经常提到艾思奇、潘梓年、胡绳、许德珩、冯定、郑昕等老一辈中国学者以及鲍罗廷、萨坡什尼可夫、格奥尔吉也夫等曾在中国任教的俄国学者，谈到他们在治学方面对您的启示。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学术的发展是一个前后相续、薪火相传、集思广益、不断升华的过程，其中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阶段都凝结着人们追求真理的智慧和心血。
您对历史、对前人采取的尊重和理解的态度，不仅反映了一个学者的道德，同时也体现了一种可贵的学风。我们希望听到您关于学术继承和学术创新方面的具体想法，特别是您在这方面对年轻学者的期望。
黄枬森: 继承与创新具有非常普遍而又重要的意义。大家知道，人类文明今天与原始社会相比可以说有天壤之别，其所以如此就是由于继承与创新。有继承才有积累，有创新才有发展，人类文明才能日新月异，才有今日之高水平和大规模。创新与继承是人类文明方方面面的永恒课题。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不能例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人类哲学传统的继承与创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也是对前形态的继承与创新。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以前哲学继承过来的东西看成是以前哲学的“复辟”，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今形态从以前形态继承下来的东西看成是“过时”的东西。
在我国思想界，有过极端化的偏向。例如，对西方哲学一概否定，对中国儒家哲学一概批判，对苏联的哲学体系根本抛弃，这些都是否定继承的偏向; 而复古主义、教条主义则是否定创新的表现。这些偏向都是应该纠正的。我当年也曾陷入一些偏向，今天也正在努力纠正。在我看来，抽象地承认继承与创新并不难，但掌握好分寸不容易，因为问题总是具体而复杂的，继承什么、继承多少，创新什么、创新多少，都很费功夫，往往需要长期艰辛的劳动。
九、哲学工作者的思想文化修养与社会责任
韦建桦:哲学是一种从总体上把握世界的人类智慧。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世界观，既包含对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总体理解，又包含对历史以及人与历史关系的总体理解，同时还包括对人本身以及人生意义的总体理解。哲学的这种科学性质和科学地位，势必对哲学工作者的思想文化修养提出很高的要求。马克思说过: “哲学家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17]
按照马克思的这个精彩论述，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者首先必须是自己研究的理论的笃信者和践行者，同时还必须超越本专业的畛域，经常把目光投向更加宽广的天地，去涉猎政治、经济、法学、史学、教育、道德、科技、文艺、军事、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广博知识; 必须关注时代的进步和民族的命运，贴近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 必须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发展中汲取营养，并且在考察世界历史、思考人类未来的过程中不断获取新的感悟和动力。正因为如此，公众对于哲学家的思想文化修养有很高的期许。在公众的心目中，“哲学家是智慧的爱好者，他不是仅爱智慧的一部分，而是爱它的全部”[18]，因此公众希望了解哲学工作者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提高自己的修养，积累丰富的知识，保持高尚的情怀。您能否围绕这个问题谈一谈自己的体会?
黄枬森: 这个问题提得好，很重要，但往往为专业工作者、专家所忽视。专业是有范围的，但专家是人，人是社会的人、综合的人、全面的人。
人不但应当有专业修养，还应当有综合修养，也就是你提出的思想和文化修养。这对哲学专业工作者尤其重要。因为哲学之为专业，在于综合、整合，在于全面、系统，在于普遍、一般，其为学也涉及百科，包含最广、最多、最深，这就是说，哲学专业工作者要具有渊博的知识、全面的文化修养。至于思想修养，我认为这也是哲学专业必然蕴含的内容之一。自古以来，艺术、道德、宗教、哲学四者何者应占主导地位，一直争论不断。
事实上，在哲学的科学形态出现之前，这个问题是无解的，因为这四个领域都在追求最后的东西，即终极的东西，难分高下。只有在哲学成为科学之后，即辩证唯物主义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出现之后，世界观的最后最高指导作用才显露出来。辩证唯物主义包含科学的历史观、科学的人生观、科学的价值观、科学的信仰———人类的共产主义目标。而在前科学时期，发挥最后最高的指导作用的不是世界观，而是超物质、超自然的感情、意志、心智，或者是“全知全能的神”。至于说到我个人，很惭愧，我没有自觉的思想文化修养，不过我的兴趣是广泛的，喜欢百科知识，欣赏文学艺术; 不封闭，不自以为是; 重视独立思考，不喜追风赶浪; 遵循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的古训。
韦建桦:您刚才提到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所具有的“最后最高的指导作用”。我想，这种最后最高的指导作用首先是指辩证唯物主义必然成为工人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同时也是指它应当而且能够成为每一个人的心灵归宿和精神家园。它应当让千千万万在人生道路上艰辛跋涉的普通人获得启迪，从而以清醒理性、从容旷达的态度去面对浮沉顺逆、进退得失、灾祸疾病、衰老死亡。我相信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使人活得更加清楚明白、乐观自信，能够引导人到达一种恬淡高洁、平和自然而又积极进取的人生境界，也就是说，它能够使人获得真正有益的终极关怀。您在《黄枬森文集·自序》中也表述了这样的看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可以成为个人安身立命之处，给个人以终极关怀。”[19]然而据我所知，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对这一点并不认同。他们在寻求终极关怀时往往只把目光投向旧时代的人生说教或现时代的流俗观念; 一些人为了走出人生困境、获取精神抚慰而转向了宗教，其中也有共产党员。这个现实问题应当引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反思。我们应当重新思考哲学的现实功能和社会责任问题。在物欲主义和功利主义盛行的历史环境中，哲学有责任帮助人们免于沦为自身需要和欲望的奴隶，克服贪求躁进的心态，始终作为自身的主体保持一颗坚定安静之心，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 “只有从安静中才能产生出伟大壮丽的事业，安静是唯一能生长出成熟果实的土壤。”[20]因此，哲学一方面要发挥引领社会发展的作用，一方面要关注和热爱人自身，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探索“人的解放”这个历久弥新的重大命题。可是我总觉得，多年来我们不太关注普通人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追问人生意义时所产生的困惑、焦虑、忧惧和怅惘，不太重视研究、辨析和借鉴古今中外哲学在这方面的丰富资源，不太积极主动地围绕生命历程和归宿问题进行学术研讨和理论阐发工作，所以我们很少看到与此相关的学术成果和普及读物。我认为这种状况应当改变。我们要通过不懈的努力，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面对和真正深入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和生活世界，并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贯通融汇，成为亿万普通人由衷信服和自觉选择的实践指南、心理支柱和生存智慧，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提升我们自己的思想修养，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涵。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使命。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还谈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和生命力呢? 您在前面的谈话中曾经提到: “群众中总有一种看法，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政治，而不是学术、不是科学; 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为政治服务的。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蕴含着很多科学真理。”我感到群众中之所以出现您所指出的这种片面性认识，主要是由于哲学在过去的意识形态领域曾经被教条化、庸俗化、政治化，同时也由于我们的哲学诠释和宣传普及存在着片面性，缺少对哲学“本当是什么”和“必须做什么”的科学回答和完整说明。群众的看法表明，我们还远远没有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蕴含的真理，包括这种哲学所揭示的客观规律和人生真谛深入人心，以致许多人没有体会到这种哲学同他们日常的精神生活有何联系;而任何科学的真理如果没有掌握群众，就不可能变成物质的力量。哲学发展的历史证明: 一种远离人们日常生活的哲学，最终必然会受到大众的漠视和疏离。
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经典著作编译
韦建桦:马克思主义真理在中国传播和运用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经典文本的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原著从欧洲语言向中国语言的转换。实现这一转换的关键，在于研究和领悟经典作家的思想，同时要辨析和判明中西文化的异同。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译者必须透彻地理解经典作家的原意，然后设法用严谨规范、明白晓畅的中文将这种原意表达出来，使读者阅读译本就像阅读原著一样; 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使读者能够“按照作者写作的原样”去把握原著的核心内容和整体风格。这真正是一项“代圣人立言”的工作，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对于编译工作者来说，这既是崇高的使命，又是严峻的挑战。
理论上的准确性是经典著作编译工作的首要目标。理论上的认识和表述不准确，一切都无从谈起; 在这方面，任何细微的偏差都会引起读者在理解上的巨大讹误。您在前面曾提到: “原著及其表达的思想都是一种客观存在，理解、解读原著，就是一种认识，必须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解读它。”这正是我们在编译经典著作时的指导性原则。然而要真正实现这个“实事求是”的解读原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中国和欧洲在历史、文化、心理、语言、风俗、习惯、传统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给翻译工作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由于经典著作涵盖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广泛领域，这就要求编译工作者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学术修养和语言造诣。所以恩格斯强调指出，经典著作编译工作“是真正老老实实的科学工作。”[21]
从20 世纪初到现在，中国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翻译家艰辛跋涉、勤奋耕耘，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和学说逐步介绍给中国人民，取得了众所瞩目的成果。到目前为止，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已经形成包括全集、选集、文集、专题读本和各种单行本在内的完整的版本体系，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伟大事业。然而，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及其表达的思想”既然是一种“客观存在”，那么，理解它的要旨、把握它的精髓就需要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在新的形势下，这项工作需要与时俱进，不可能一劳永逸。
您和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一样，长期关注和支持经典著作的编译工作。我们了解到，您本人在潜心研究的同时，也曾从事各种文献的翻译和介绍，您还撰写过文章，阐述编译工作对于整个理论建设的重要意义，呼吁人们高度重视这项事业。借此机会，请您谈一谈对经典著作编译工作的希望，特别是谈一谈还有哪些重大问题需要在理论研究和创新的过程中妥善解决。
黄枬森: 对经典著作的翻译我是一个十足的外行，不过我对这个工作的特点和甘苦是了解的。我十分尊重和尊敬这些译者，尤其是编译局的译者们。我几十年来以研究和阐述经典作家的思想作为我的毕生事业。我阅读的主要资料都出自你们之手，我对编译局一直抱着感激与尊敬的感情。前 30 年来往较少，后 30 年交往较多，编译局对我帮助、支持也很大，当然了解得更多更深一些。《光明日报》的文章《一群人，一辈子，一件事》对你们的介绍和评价引起全国强烈的反响，这决不是偶然的。
我的认识可以归结为几点: 第一，一个合格的译者必须具备很高的条件: 精通外文，精通中文，而且具有很强的文字表达能力，还要知识渊博，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第二，具有很强的为弘扬学术事业而自甘寂寞的精神，不仅敢于坐“冷板凳”，而且甘于坐“冰板凳”，是真正的无名英雄。第三，经典著作的译者尤其如此，要有自我牺牲的精神。解放前，阅读经典著作要受迫害，何况翻译。解放后，经典著作的翻译是一个集体的事业，署名往往是集体性的，有的甚至没有署名。第四，近 30 年来，编译局的同志们不仅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和发展了翻译工作，而且加强了经典著作的研究和传播的工作，把编译局建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文献编译、思想研究和理论传播的重镇，成为我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支重要力量。这种变化无疑是编译局适应时代发展、与时俱进的结果。
就今后来讲，我认为编译局无疑应当继续发挥编译、研究和宣传这几方面的功能，但应该坚持以编译为重点、为基础。在这个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时代，理论界十分活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方面是中国化、是创新，但是一方面必须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观点，在许多领域都是问题，都有争论。要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离不开对经典作家理论的准确解读，离不开文本，离不开翻译。在这方面，编译局的翻译已形成真正的权威，这是基础，是不能轻易改动的。在我看来，编译局在经典文本的准确解读方面，也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方面，具有其他单位难以取代的地位和作用。我希望编译局一定要发挥多方面的功能，不能单打一，但编译工作是基础，应该利用这个基础在准确解读经典著作方面发挥特殊的作用。
韦建桦:
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第一，在新的形势下，我们确实应当在理论研究和理论宣传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经典著作的编译工作仍然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基础工程，必须毫不动摇地继续推进。首先，我们要更加完整地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遗著，又好又快地推进和完成70 卷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的编译工作，及早为理论界和广大读者提供一个更加完善可靠的基础文本。其次，对于已经出版的经典著作，我们要根据新的研究成果进行审核和校订，使译文更加准确、编排更加科学、考证更加精当、资料更加翔实。最后，针对理论界和广大读者在学习和研究中提出的问题，特别是涉及版本和译文的问题，我们应当主动承担诠释和说明的责任，同大家一起弄清原著要旨和理论是非。
第二，我们要继续努力，建设一支合格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队伍。正如您所说，做一个合格的经典著作编译工作者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项工作不仅需要深厚的学养和严谨的学风，而且需要有恒心、毅力和献身精神。我记得朱光潜先生对我说过，以经典翻译与经典研究相比较，前者对学养、学力、学识和学风的要求更严。
事实表明，研究工作要求的是“得其要义”，而翻译工作除此以外还要做到“纤悉无遗”; 撰写论文可以“扬长避短”，而从事翻译却绝不允许“避难就易”。在经典翻译工作中，单是译名的确定和统一，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以《资本论》为例，在过去 80 年中，为了确立书中数以千计的中文译名及其体系，一代又一代人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今天，我们需要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培养出一批能够从事这种艰辛劳动的有志者，来继承这个传播真理的事业。
第三，我们需要同学术界一起，共同推进经典著作编译事业。这项事业必须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同步发展，因为这是一个不断探求真理和认识真理的过程。当前，我们一方面要深入探讨编译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语言表述问题，包括认真修订和完善一些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译名和译语，另一方面要全面研究 100年来经典著作编译史中具有深远影响的学术问题，例如经典著作翻译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建构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译名体系在中国形成的历程，经典著作译本对中国大众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的影响，中国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心理对马列著作迻译、解读和接受过程的作用与影响，等等。我觉得，这些研究将在理论和学术上促使我们扩大视野，开阔思路，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和经典著作编译工作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我们感谢您和哲学界的朋友们对经典著作编译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宝贵建议，衷心祝愿您健康长寿，祝愿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今天的访谈涉及哲学学习和研究的许多重要问题，可惜由于时间限制，有些讨论仅仅开了一个头。我希望今后还有机会继续向您请教，使我们的讨论能够进一步深化和展开。
【注释】
[1]梁适编:《中外名言分类大辞典》，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4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602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3页。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80页。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81页。
[6]参见曾国屏主编:《现代科学技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研究》第3部，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7]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第295页。
[8]赵为民主编:《青春的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页。
[9] 《黄枬森文集》第1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20 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20 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第 594 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第 313 页。
[14]同上。
[15]同上书，第 312—313 页。
[16]赵为民主编: 《青春的北大》，第 127 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19 页。
[18] ［古希腊］柏拉图: 《理想国》，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217页。
[19] 《黄枬森文集》第 1 卷，第 3 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457 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版第 21 卷第 276 页。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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