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 峥
｜内容提要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对我国应急治理水平的一次检验，也是进一步推进应急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契机。通过疫情防控，充分彰显了我国近年来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特别是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方面的成效。疫情防控过程中积累的应急治理重要经验需要长期坚持，显现出的问题与短板也亟待解决和补足，这突出体现在基层社区应急治理、基本民生物资保障和地方应急处置三个方面。
基层社区已经成为疫情防控的“哨点”“卡点”“支点”，但应急治理体系仍需健全；“寓治理于服务”在疫情防控中得以充分体现，但基本民生物资保障机制有待完善；严格的防疫措施具有成效，但地方应急处置能力仍需提升。
应把疫情防控作为提升应急治理效能的重要契机，在防控实践中检验应急治理成效，以疫情防控中暴露的应急治理突出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为切入点，通过完善基层社区治理体系、优化民生物资保障机制、提高地方应急处置能力，不断提升应急治理效能。
｜以下为正文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对我国应急治理水平的一次检验，也是进一步推进应急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契机。疫情发生以来，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我国举国动员、全民参与，用实际行动和显著成效展示了防控疫情的坚实实力和强大能力，彰显了“中国之制”的制度优势和“中国之治”的治理效能，积累了应急治理的宝贵经验。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具有难以预测、突发性强、影响范围广等特征，叠加其所引发的社会恐慌、失序等公共安全危机，会进一步放大灾害风险、加大防治难度，更会给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也对应急治理的效果和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如何更好地应对不断变化的疫情防控形势，如何更好地提升我国应急治理效能，仍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和挑战。面向未来，应充分考虑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平战结合需要，在不断坚持和发扬已有应急治理经验的基础上，主动应对挑战，破解突出问题，创新体制机制，不断提升应急治理效能。
一、坚持疫情防控中应急治理的宝贵经验
应急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应急治理效能往往是治理理念、组织机制、实施战略综合集成的结果。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联防联控和群防群治统一，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有效遏制了疫情的快速蔓延，较早地恢复了经济社会有序发展，积累了应对大规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宝贵经验，为持续提升应急治理效能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治理理念：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是疫情防控的根基所在，更是我国应急治理的基本理念。疫情发生以来，党和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出“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四早”和“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四集中”原则，外防输入、内防扩散，在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链、抑制疫情扩散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全国医疗卫生服务系统和相关部门及时完善救治方案，全力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死率，最大程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国感染人数、发病人数、重症人数和死亡人数都保持在较低水平。面对阿尔法、贝塔、伽马、德尔塔、奥密克戎等不断出现的新冠病毒变异株造成的严峻形势，我国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也为提升应急治理效能提供了明确的价值导向和思路指引。
（二）在治理组织上，坚持联防联控和群防群治相统一
应急治理效能的形成需要依靠高效的组织机制。从我国疫情防控的实际来看，联防联控和群防群治的统一，“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有效组织动员了各方力量，显著提升了应急治理效能，是我国应急治理的重要组织机制。一方面，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全国一盘棋”的联防联控机制围绕疫情防控需要，统筹规划、统一组织、统一调度救治资源，强化了部门间、地区间协作和配合，确保了全国疫情防控工作思想统一、步调一致、运转有序，既有效发挥专业部门的作用，又强化属地管理原则和地方政府责任，疫情防控整体性更高、覆盖面更广、执行力更强。另一方面，疫情防控是一场人民战争。全国各地广泛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基层城乡社区建立人民防线，党政干部、公安警察、社区干部、小区物管、志愿者纷纷上街入户，实施网格化、地毯式管理，形成了横到边、纵到底、全覆盖、无死角的疫情防控工作格局。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自觉遵从疫情防控安排，体现了群防群治的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
（三）在治理战略上，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如何认识重大突发事件和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关系，选择什么样的实施战略，往往直接影响应急治理效能。从历史经验来看，疫情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的疫情防控水平，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成本和风险也有所不同，需要充分考量短期应急与长期发展需要，实施不同的应急治理战略。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始终坚持努力把疫情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同时，根据疫情形势变化和防控成效，不断优化疫情防控举措，择机采取分区分级防控、推动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和民生保障力度，保持群众正常生产生活平稳有序，创新社会治理、防范社会风险、化解社会矛盾，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促进经济和社会有序恢复和稳定发展。在疫情防控中，我国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既体现了强大的应急治理效能，又为长期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持续的保障。
二、重视疫情防控中应急治理面临的突出挑战
此次疫情防控，充分彰显了我国近年来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特别是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方面的成效。与此同时，疫情防控过程中积累的应急治理重要经验需要长期坚持，显现出的问题与短板也亟待解决和补足。面对疫情快速扩散的新特点、病毒变异难以及时研判的新形势、广大人民群众对疫情防控工作的新需求，当前疫情防控暴露出我国应急治理体制机制仍存在不少问题，提升应急治理效能仍面临诸多挑战，突出体现在基层社区应急治理、基本民生物资保障和地方应急处置三个方面。
（一）基层社区已经成为疫情防控的“哨点”“卡点”“支点”，但应急治理体系仍需健全
基层社区是疫情防控的基本单元。从疫情防控实践来看，面对不断出现的新冠病毒变异株造成的严峻形势，城乡社区作为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首道防线，在推进联防联控、群防群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的作用更不可替代。具体来看，基层社区是疫情防控的重要 “哨点”。阻断疫情传播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全国约62万个居民社区作为群众居住生活最集中场所和与群众联系最密切的基层组织末梢，最容易发现和识别疫情。基层社区是疫情防控的关键 “卡点”。社区人员密集、人员复杂、人流量大，是疫情传播的重点，也是疫情防控的难点。控制病毒传播、防控疫情，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限制人员流动，将疫情扩散的风险在第一时间控制，社区也就成为落实管控隔离措施的基本盘。从值守路口、出入登记、测量体温，到入户排查、宣传防控、消毒杀菌，所有这些抗疫方针都需在社区具体落实，从而有效切断疫情蔓延渠道。基层社区是疫情防控的核心“支点”。社区已经成为广泛动员居民、业委会、社会组织等多方主体协同参与疫情防控的平台，也是服务居民的直接依托。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在疫情防控中，基层社区应急治理仍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
一是组织协调结构性“失灵”。当前，基层社区普遍实行网格化管理体系，即“二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五级楼组”，在日常社区治理中运转良好。但在疫情冲击下，其过长的科层组织链条结构带来的信息传递低效率和部门联接的脆弱性暴露出来，出现纵向上传下达不畅、横向部门协同受阻的问题。在一些疫情相对严重的地区，部分社区之间、社区与上级部门之间信息联络不够及时高效，使得社区防控信息数据需要重复排查、多头上报，影响了工作效率，加之暴增的其他业务量，使得社区有限的行政资源不敷使用。同时，由于没有平行的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协调系统进行补位，基层社区工作者普遍超负荷运转。部分基层社区工作人员反映，每天工作12-18小时、24小时待命已是常态。同时，由于责任“下沉”而权力“不沉”，导致社区工作人员成为“夹心饼”，常常两头受气。
二是应急管理体系还不完善。虽然疫情发生已近三年，但部分基层社区对应急管理工作的重要意义和作用认识还不够到位，社区的应急动员响应机制和能力建设在平时或多或少被忽视。相当一部分基层社区未针对疫情防控建立专门预案。部分基层社区应急管理预案缺乏结合本社区实际情况的细则，更新不够及时，缺乏灵活性和机动性。部分社区相关应急管理动员和应急演练相对不足，面对疫情的快速变化，预案只能停留在纸上，很难推进实施。
三是社会组织“缺位”现象突出。一方面，社区、社会组织、社工“三社联动”没有固定的载体或者稳定的资源作为支点，形成不了常态化的联动模式，基层社区较难吸引和调动社会组织参与。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在资源供给结构上过于单一，高度依赖政府资源，以基金会支持、个人捐助和服务收费等市场资源为首要资金来源的机构较少。这些组织机构对其他社会资源挖掘不够充分，致使他们在自主开发供给潜在的社会需求和服务方面缺乏主观能动性。
四是社区人员专业技能不足。基层社区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偏低且自我认同感欠佳，人员流动过于频繁且专业人才缺乏。社区工作者普遍缺少防控专业、应急管理和群众工作等技能。同时，基层社区在平时缺少对有专业技能志愿者的发掘和招募，以老年人为主的志愿者队伍在战疫关键时刻往往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五是社区信息化实用性不强。在本轮疫情中，一些建设多年的“智慧社区”平台明显“中看不中用”。很多社区虽然引进和安装了各类智能管理设施、设备，但对于此类硬件投入也只是进行了单一模块的应用，缺少对适应社区抗疫防疫工作功能的开发和利用。一些智慧社区的建设目前还停滞在设备投入和设施堆砌的发展阶段，缺少系统性思维和连通性意识，硬件设施对应的软件系统相互独立，无法实现信息数据联通共享和统一管理，直接影响了社区智慧治理的工作效能。还有一些基层社区即使建立了所谓的“智慧平台”，也由于缺乏日常运营和维护，实际活跃用户数量并不多，在疫情防控中较难发挥作用。在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很多社区仍然主要依靠“一张纸”“一支笔”等形式开展疫情信息统计、数据监测、人员排查等防控工作，就是这类问题的集中体现。
（二）“寓治理于服务”在疫情防控中得以充分体现，但基本民生物资保障机制有待完善
“寓治理于服务”，不仅适用于“平时”，也适用于“战时”。在正常状况下，公共服务保障能力 是体现政府治理水平的重要指标。在应急状况下，服务产品的供给数量和质量更是疫情严重地区群 众最为关心的问题，关系人心安定和抗疫成败，也是体现应急治理效能的重要标尺之一。面对复杂多变的疫情防控形势，特别是在几次关键的抗疫阻击战中，我国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全国一盘棋”统筹疫情防控与民生保障。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面对日益变化的疫情形势和应急状态下集中性、突发性的民生物资需求，我国基本民生物资生产供应、调配、运输配送能力仍需提高，部分疫情严重地区还出现了局部性物资供给不足与管理调度混乱等问题，这就需要进一步畅通基本民生物资从生产到消费的重点环节和关键节点，完善适应应急需要的基本民生物资保障机制。
一是基本民生物资“源头”生产供应能力仍需提升。民生保障源头在供给。部分地区缺少对重要民生物资生产企业和销售企业分区分类管理机制，导致其难以快速复工复产，影响相关农副产品和生鲜蔬果的生产，以及商场超市的“出店经营”。应急生活物资储备体系不完善，国家、省、市、县四级应急物资储备行业尚未建立仓储网络体系，部分地区仓网布局不合理，标准和专用化程度较低，管理效率不高，储备系统在疫情中发挥作用不够突出。
二是基本民生物资供需调配能力相对不足。部分地区对民生物资需求的监测引导机制不够完善，不能及时摸底蔬菜等重点生活必需品货源底数，不能及时发布市场供应和保供稳价信息，进而达到引导供销、稳定预期的目的。应急生活物资跨区域信息共享不足，导致“菜篮子”“米袋子”局部供求失衡，产销对接不畅。市场调节作用发挥不够，部分地区生活物资调配偏重政府宏观调控，发挥市场调节作用不够，导致价格过度扭曲的调配低效率。
三是基本民生物资“终端”运输配送机制亟待加强。面对疫情新形势，部分地区缺乏对疫情防控与民生保障的综合考量，道路运输防疫检查层层加码，简单以货车车籍地作为限制通行的依据，导致一些货车的通行受堵，制约了物资调送效率。部分疫情严重地区实施地方封控政策，对基本生活物资配送考虑不足，对疫情风险区内批发市场、大型商超、社区菜店、电商仓储等物资流通节点、网点全部或大面积关闭，并缺乏分区分类“解封”机制，导致区域内物资配送网络成为“断网”。同时缺少把跨域运送到指定地点的民生物资配送到居民小区门口“最后一公里”以及将生活所需的物资及时安全送达居民家中“最后一百米”的配送应急预案，缺少对电商平台末端配送能力的支持激励机制，保障民生物资的末端配送能力不足。
（三）严格的防疫措施具有成效，但地方应急处置能力仍需提升
面对疫情新形势，各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总体部署，推动实施“动态清零”，普遍采取更加严格的防疫措施，在应对新一轮疫情冲击中取得了较好的防疫成效。但一些地区采取的部分举措 “硬核”过度，出现了“静态管理”不规范、“强硬隔离”措施频发、“层层加码”形式多样等现象，不仅影响了防疫目标的达成，还带来了其他负面影响，亟需强化监督管理，确保地方应急处置措施合法合理，提升地方应急处置能力。
一是“静态管理”有待规范。面对隐蔽性更强、传播速度更快、防控难度更大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各地逐步将实行“静态管理”作为防疫首选措施和常规动作。经验表明，为实现“动态清零”，科学实行“静态管理”不失为快速斩断疫情传播链的一种有效途径，但如对其“时效度” 的把握不足则可能引发较大次生危害。从目前情况看，部分地区随机实行全域封控，群众往往措手不及，容易引发次日社会面秩序混乱。部分地区长期实行静态管理，引发群众不满。同时，“一例封城”增多，一些地方在检测出一例新冠感染病例后对城区采取了“静态管理”措施。“静态管理”是疫情防控的重要举措，但同时也对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造成较大压力，对这一政策的使用要慎之又慎，鼓励各地区在疫情防控的紧急关头既要采取果断管控措施，又要坚持原则底线，防止政策滥用。
二是“强硬隔离”措施多发。本轮疫情来势迅猛，一些地方法治意识不强，相关工作人员对疫情防控相关法律法规了解不够，在相关政策制定、发布和执行中又缺少专业法律指导和审核机制，只重视措施的防疫效果，忽略了措施的法律边界，认为应急情况下采取非常规手段是必要的、合理的，有意无意使用了“强硬”手段。一些简单粗暴的“硬隔离”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暂时达到了防控目的，但涉嫌违法，甚至侵犯了居民的人身自由权，埋下了安全隐患。如，一些地方采用钥匙上交、铁丝锁门、打孔插棍等各种“落锁封控”手段；一些地方对居民片区、楼栋以拉网、封板、将门锁牢焊死等方式进行“强硬隔离”等。这些行为与《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也有违《消防法》的规定，一旦发生意外突发事件、火灾事故等，居民无法及时逃离，有可能造成伤亡事故。
三是“层层加码”形式多样。一些地区极端化、机械化理解和执行中央防疫政策和要求，疫情防控 “一刀切”，既违背了“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精神，又给基层的防疫工作增加了不必要的压力，造成了防疫资源的大量浪费。如，擅自定义风险地区，提升风险管控级别；不遵守全国健康码标准，开发地方单独的“健康码”，自行设定“显码”和“赋码”规则；随机要求全员核酸检测，随意扩大核酸检测的地域范围、人员范围及频次；擅自延长国家规定的涉疫人员隔离观察时间；擅自采取断路、毁道等方式，破坏公共交通网络；滥用消毒液造成生态环境的二次污染等。
三、在疫情防控中提升应急治理效能的建议
疫情具有短期性和非常态性，而经济社会发展则具有周期性和稳定性。在不确定性中通过一些方式方法的运用增强确定性，不仅是人类面对各类风险和挑战的重要途径，也是应急治理的重要方向。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历程来看，无论是鼠疫、霍乱、天花还是“非典”、禽流感，传染病疫情都具有暴发、扩散、控制、消退的规律性，会在疫情发生周期内对人类健康造成极大影响。但人类可以主动把握疾病发生、传播特征，提升应急治理效能，避免重大疫情风险，降低重大疫情损害，防范、应对和化解重大灾害和危机。未来，各类不确定的自然风险仍然存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还会面临各种重大突发事件冲击；疫情引发的社会生产生活变革对应急治理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重要问题，积极应对挑战，完善平战结合的应急治理机制，提升应急治理效能，至关重要。我们应把疫情防控作为提升应急治理效能的重要契机，在疫情防控实践中检验应急治理成效，以疫情防控中暴露的应急治理突出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为切入点，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通过完善基层社区治理体系、优化民生物资保障机制、提高地方应急处置能力，不断提升应急治理效能。
（一）以“五个突破”完善基层社区应急治理体系
一是以“扁平化行政组织+灵活居民自治组织”实现组织协调体系的突破。探索“撤街道、并社区”，建立合署办公、联勤联动等机制，实现社区治理组织的扁平化，将原属街道办的大量资金和人员直接下沉到社区，减少决策和决定的环节，加强防疫、战疫的快速响应机制和决策机制。通过责任清单、任务清单、准入清单规范条线事项，同时依法保障实施。借鉴此次上海疫情中，因一张“每日疫情播报”而引起广泛关注的海棠名苑小区的做法，根据社区应急管理需要，社区居民自发组建不同功能领导小组——药品保障组、紧急就业报备组、防疫物资采购组、防疫物资专管组等，形成不同于原有五级楼组的另一套基于业主自治的组织体系。两套组织体系的组合，是建立在信任关系上的合作，大大提升了组织协同效率，实现了对封闭小区的高效管理。
二是以“预案规范建设+常态化演练”实现应急管理能力突破。把社区应急预案纳入国家分级预案管理体系，在区级政府的指导下，结合社区实际，建立简单实用、便于实施的应急管理预案。当前，尤其要借鉴发生疫情小区应急管理经验，做好应对疫情的应急管理预案，同时根据疫情最新变化形势，做好预案的更新调整，以确保预案的有效性和可执行性。整合好各部门下沉在社区的各类应急动员资源，完善社区应急动员响应机制，加强社区应急演练，有条件的地方可以为社区设置应急演练专项经费。通过开展社区教育、加强社区宣传等方式，普及社区应急管理和防护常识，引导社区居民增强自我防护意识和防护能力。
三是以“联动长效机制建设+专业社区组织培养”实现多元共治突破。搭建“三社联动”的常态化载体。推进社区自组织模式，积极构建基层政府干部与社区自组织群体之间的沟通平台，促使社区自组织充分发挥治理作用，形成不同的防疫服务层级，体现社区自治组织开展防控工作的强大力量。大力培育扎根于社区的专业化社会组织，创新其资金来源，不断增强社区专业化社会组织参与应急治理的动力、能力和活力。
四是以“社区职业体系+人才激励机制创新” 实现社区工作队伍专业化突破。加快建立社区工作者职业培养教育体系，设置岗位等级序列，提升社区工作者队伍专业化水平。创新激励机制，通过完善津贴增长机制、设立人才专项基金等，提高基层工作人员福利待遇。探索赋予优秀基层工作人员部分紧缺优质公共资源的优先享有权，让基层社区工作充满吸引力、保障力、创新力，让基层社区工作人员有干头、有盼头、有奔头。
五是以“一体建设+功能优化”实现社区“智治”突破。探索建设部门、街镇、社区上下贯通、左右衔接、协调联动的一体化数据中心和集中统一的基层信息数据库，着力打通数据壁垒。深化应用场景创新，根据疫情防控需要，依托“网络化+大数据”的方式，统筹管理和服务需求，建立和完善社区线上疫情防控服务平台，整合各类社区治理资源，为社区居民提供扫码认证、数字身份、人脸识别等便捷高效的防控管理渠道，并在此基础上，精准拓展基本生活物资保障等服务功能。
（二）聚焦“三个链条”，完善基本民生物资保障机制
一是聚焦“供应链”，完善基本民生物资生产供应机制。建立民生物资供应链平战转换机制，优化重要应急生活物资产能保障和区域布局。强化政府与企业在民生物资供给领域的分工合作，遴选一批优秀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建立企业数据库和战时合作备忘录，疫情发生时，企业自动进入战时状态，根据政府指导和战时民生物资需求调整产品生产和供给，以应对短期内可能出现的生活物资供应短缺。建立现代民生物资储备体系，科学调整物资储备的品类、规模、结构，提升储备能力。推进民生物资仓储的标准化、规范化，在实物储备的基础上，增加技术储备和生产能力储备。创新供给模式，推动发展“新业态”“新零售”，实现“农超无缝对接”“供求无缝对接”，促进产销协同。
二是聚焦“调配链”，完善基本民生物资调配机制。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建立集信息采集、分析与发布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信息系统，采集多源数据，对民生物资需求、供给、价格等多元指标进行实时动态监测分析。建立民生物资保障调度平台，用于收集、统计、分析、监控、调度各类物资的产能、产量、库存以及运输等情况，借助人工智能等技术和专家团队推演最佳物资调度路径和方案，提升生活物资保障的有效性和时效性。建立产销对接机制，组织协调民生物资主产区与疫情重点城市、重点地区高效精准对接，建立“一对一”保障机制，促进产销对接，组织超市、批发市场积极采购滞销果蔬等生活物资。
三是聚焦“物流链”，完善基本民生物资运输配送机制。督促各地把粮油、蔬菜、水果、肉蛋奶、水产品等农产品纳入常态化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范围，对重点物资运输车辆优先发放全国统一的通行证，对跨区域通行不得随意限制或擅自劝返。推动全域封闭地区尽快设立“菜篮子”产品中转调运站、接驳区或分拨场，采取“换人不换车”“一车一消杀”等方式，解决跨区运输问题。实行通信行程卡“白名单”管理模式，在严格落实健康监测和核酸检测等措施的基础上，不对进出全域封闭地区的货车司乘人员实施隔离。推广部分地区的保供“白名单”经验，批发市场、配送中心、物流中心、电商大仓、中央厨房等流通节点应开尽开，让商业保供体系在落实防疫措施的前提下能够基本运行。在政策扶持、交通运输、卫生防疫、员工复工等方面对生活保供类电商及快递企业给予重点支持和保障。以社区为单位，建立由社区干部、物业人员、志愿者和其他专业人员组成的生活物资保障社区服务队伍，加快形成社区采购配送“微循环”，有效提高生活必需品入户效率，实现社区“最后一百米”配送服务无盲点、不断档。
（三）规范“动态清零”中的“硬核过度”，提升地方应急处置能力
一是尽快建立实行全国统一的“静态管理” 标准。及时系统总结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实施“静态管理”的经验教训，择优汇集形成全国性预案指南。对“静态管理”划分若干等级，明确实施不同等级“静态管理”的基本原则、主体及权责、启动条件、解封依据和工作重点。明确相关等级 “静态管理”的上报、实施、解除、恢复和接受监督的程序。建立实施“静态管理”的评估机制，必须经专业评估通过，才能上报申请实施该政策。重点落实好针对老人、儿童、病患、孕妇等特殊群体的配套保障措施，让各地有据可依，避免盲目“加码”，最大限度平衡防疫和群众生活、经济发展的关系。
二是加强对疫情防控的法治引导和监督。加强对基层依法防疫的宣传教育，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法治意识。加强涉及疫情防控通告、政策的合法性审查。探索防疫部门引进法律顾问团队，鼓励地方司法部门积极为当地疫情防控措施提供法律支撑，规避政策出台的法律风险，涉及卫生防疫、应急处置和复工复产等防疫相关文件宜优先审核，主动帮助起草单位查找制定依据。畅通违法违规防疫的举报渠道，建议各地设立相关专线，鼓励群众积极反映相关问题。加大对违法防疫和执法过度的审查和惩处力度。
三是完善激励相容的疫情问责引导机制。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疫情防控的各项政策，将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统一起来。对地方政府在疫情防控过程中的具体举措进行监督问责，出现“层层加码”等过度防疫情况时，要以教育指导、通报批评等方式追究责任，引导基层干部在实际工作中敢于担当，按照严格政策规定行动。调整完善疫情防控问责机制，激励与问责双管齐下，可以静态管理预案指南为依据，对早日实现“动态清零”的地区予以表彰，对落实不力、违反规定的追责，形成双向激励机制。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报告》2022年第3期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