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秩序演变的逻辑
作者：方长平
来源：《世界政治研究》2022年第4辑，转自人大国政评论公众号，原文链接：方长平 | 世界秩序演变的逻辑。
作者简介
方长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
在世界秩序演变的议题上，我们比较熟悉的英美两位学者赫德利·布尔和亨利·基辛格做出了重要的知识贡献。本文首先对二者的世界秩序观进行介绍和比较，试图从中发现二者的共同点和差异性，最后结合当前的国际环境，探讨世界秩序演变的逻辑以及未来世界秩序安排应有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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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与基辛格的世界秩序观比较
作为英国学派代表性人物，布尔在他的著作《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的秩序研究》中集中探讨了他的世界观。布尔首先对国际秩序的概念进行严格界定。布尔认为，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有足够的交往，其中一个国家可以对另一个国家的决策产生足够的影响，那么国际体系就出现了；如果国家认为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受到一套共同规则的制约，而且它们一起构建共同的制度，国际社会就出现了。可见，国际体系是国际社会形成的前提，它需要国家之间在相互交往的基础上，形成共有文化，认同共有规则，并接受一系列制度的约束。国际秩序指的是国际行为的格局或布局，它追求国家社会基本、主要或普遍的目标。这些目标包括：第一是维持国家体系和国家社会本身的生存；第二是维护国家的独立或外部主权；第三是以和平为目标；第四是尽力实现例如生命权、财产权、信守承诺等最基本目标。
布尔进而分析国际秩序的维持所需要的三个要素，即共同利益、规则和制度。维持国际社会秩序的第一步是国家之间形成一个追求社会生活基本目标的共同利益观念。这种共识的形成可能是源于国家的理性考虑，即国家愿意在对等的基础上限制自己的行动自由；也可能是国家间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念，认为这些目标本身就很重要。在国际社会中，规则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明确地告诉我们哪些行为符合国际社会的基本目标；制度在此是指一整套用于实现共同目标的习惯和惯例。具体来说包括：均势、国际法、外交机制、大国管理体系以及战争。这些制度的存在表明了国家在发挥各自政治作用的过程中可以相互进行合作，同时这些制度也是支撑合作的手段。对于上述三个因素的关系，布尔表示，共同利益观念是最基本的，旨在追求社会生活的基本目标；规则能够告诉我们哪些行为符合这些基本目标，制度则有助于使这些规则具有效力。在此需要强调的是，虽然规则和制度支撑着国际秩序的存在，但布尔并不认为前者的价值从属于国际秩序，他反对结构功能主义的解释逻辑。
布尔还分析了秩序和正义的关系。布尔认为，秩序并不是国际政治中的唯一价值目标，也不是压倒一切的价值目标。为了探讨国际秩序与国际正义之间的关系，布尔首先区分了国际正义、人类正义和世界正义。但在当前的国际现实中，国际正义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布尔对秩序与正义的讨论基本限于国际社会之中，即所涉及的正义主要指国际正义。在布尔看来，尽管维持秩序的制度有时是违背正义原则的，但秩序仍然具有优先性。没有秩序，正义也就无从实现。当然，在国际社会中，秩序与正义并不是一种普遍对立的局面，两者间有着一定的相容性。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布尔对国际法和大国的态度上。布尔指出国际法是一种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国际秩序和正义的要求就包含于这些目标之中。因此国际法有双重作用，它既维护着国际秩序，又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国际社会中的正义要求，体现着正义与秩序的相容与矛盾。或者说，秩序与正义之间的张力消融在国际法这一体制之中。至于大国，布尔提出了大国地位合法性的问题。布尔还提出合法性对于秩序维持同样重要。这种合法性是大国应有的特质，而不是徒有其表的强权政治的装饰。可见，秩序与正义在布尔看来并非是两个独立的因素，而是国际社会中相互融合又不完全重合的两种因素。
布尔最后从理论上探讨了通往世界秩序的其他道路的可能性。他提出了四种可能取代国家体系的世界政治组合形式，第一是有体系但没有社会，国际体系存在，但构成国际社会的要素不存在了；第二是有国家但没有体系，这就意味着，国家依然存在，但因为它们相互隔绝，不再构成一个全球性的国家体系；第三是世界政府；第四是新中世纪主义，它意味着主权国家并不是世界政治的唯一重要角色，非国家行为体越来越重要。在对上述四种模式存在的可能性辨析后，布尔进一步提出了对国家体系进行改革的若干模式——大国一致：基辛格模式；全球中心主义：激进的救世主义模式；地区主义：第三世界模式；革命：马克思主义模式。
基辛格承认，威斯特伐利亚原则现在受到了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挑战。欧洲通过一体化，实现主权共享，以超越这一体系。亚洲是采用主权国家概念相对比较成功的地区，但由此带来的紧张把彼此之间的分歧推向对抗的边缘。美国则摇摆不定，时而捍卫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时而抨击它的均势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前提不道德，而且落伍于时代，时而两种态度兼而有之。
基辛格进而认为，任何一种世界秩序若要持久，必须被视为是正义的，不仅被各国领导人所接受，也被各国公民所接受。它必须反映两条真理：第一，没有自由的秩序难以维持，最终也会制造出反对自己的力量；第二，没有一个维持和平的秩序框架，就不会有自由，即使有也难以长久。秩序和自由有时被说成是人类体验的两个极端，其实二者应被视为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要实现这两大目标，世界秩序要建立在两个因素之上：一套明确规定了允许采取的行动的界限且被各国接受的规则，以及规则受到破坏时强制各方自我克制的一种均势。每一种秩序迟早要面对其凝聚力的两种倾向的影响：要么重新界定其合法性，要么均势发生重大变化。当支持各种国际安排的价值观被根本改变时，就会出现第一种倾向；导致国际秩序危机的第二种原因是，它不能适应权力关系的重大变化。
基辛格最后承认21世纪的世界秩序结构的缺陷包括：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基本政治单元，本身性质面临重重压力，其权力面临被侵蚀；世界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不能同步，国际经济体系已经全球化了，但是政治结构还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边界依然重要，全球化的经济管理者几乎没有机会参与全球化的政治进程；没有一个有效的机制使得大国在重大问题上磋商甚至合作。重建未来秩序需要在各个地区内部确立秩序观的一致战略，并把不同地区的秩序联系起来。均势概念应当被重新评估；一种肯定个人尊严和参与式治理、遵照一致同意的规则开展国际合作的世界秩序是出路，也是激励我们的动力。
英美两大国曾经或者当前依然是世界秩序的主导国家，它们有共同的文化和制度根基，但布尔和基辛格的世界秩序观还是带有各自国家的历史和地域特征，这些对于我们系统认知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有一定参考价值。同时，在研究方法上，布尔的世界秩序观是建立在理论演绎的基础上，特别是对未来世界秩序的可替代模式的分析；基辛格的世界观尽管也有理论视角，但他具有明显的历史分析特征。
第一，二者都强调均势和规则、制度在维护世界秩序过程中的作用。基辛格认为秩序需要建立在均势之上，权力的均势和合法性是他整个世界秩序的两个最核心的变量。布尔把均势视为维持世界秩序的五大制度之首，均势、国际法、外交、大国、战争成为他维持国际秩序的根本制度。
第二，二者都强调世界秩序的合法性、正义性问题。基辛格通过讨论秩序和自由的关系探讨了秩序的正义性问题，他认为秩序和自由也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布尔在讨论国际秩序的正义性问题的时候，谈到秩序必须不能违背正义的原则，但是在正义和秩序之间，布尔强调的是秩序具有优先性。布尔也认为秩序和正义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二者有着一定相容性。
第三，二者都对未来世界秩序模式进行了某种设想。基辛格强调未来世界秩序需要大国协调，但是美国的领导地位不可或缺，普世原则必须坚持；但是他也承认，需要接受其他地区历史和文化现实，任何一国都不能独立建立世界秩序，要建立真正的世界秩序，除保持自身价值之外，还需要全球性、结构性的法理性文化，超越任何一个地区或者国家视角的理想世界秩序观都是很难实现的。总之，在基辛格看来，未来世界秩序的构建，依然要强调美国的领导地位，西方的普世价值同时也要接受其他地区的历史和文化现实。
布尔的国际秩序是欧洲的社会秩序向国际社会扩展的这样一个结构，它的逻辑是向世界秩序或者世界社会迈进。在这个过程中人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他探讨超越国家体系、国家社会不同模式的可能性。但是布尔恪守国际社会的秩序观，对任何对国际秩序的挑战都抱有怀疑态度，包括对全球化可能带来的国家能力的弱化。布尔认为国家体系只有在国际社会要素继续存在下去并得到加强的情况下，才能有效确保世界秩序得以维持。布尔认为未来国际社会的前途取决于世界性文化的发展，尽管布尔承认世界性文化需要吸收非西方文化成分，但在他看来西方文化的主导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因此布尔世界秩序观的西方价值、文化特色更为突出。因为布尔去世较早，其著作的出版早于基辛格的《世界秩序》出版40年，所以他看到的世界秩序观的挑战可能只是理论分析层次上的，而非基辛格感受到的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崛起的挑战的经验事实。所以相比较基辛格的世界秩序观，布尔的世界秩序的西方主导、西方中心色彩更加浓厚，布尔对非方世界的挑战的认知远没有基辛格那么直接和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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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秩序演变的逻辑与未来世界秩序的构建
通过对布尔和基辛格的世界秩序观的比较，笔者发现二者的世界秩序观尽管有各自特色和分析方法，但是其基本逻辑和历史、制度、文化基底是一致的；对于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面临的挑战，尽管二者开出了不同的药方，但其出发点和落脚点还是要维护世界秩序的西方主导地位、中心地位。
但这样一种世界秩序观，即便按照他们自己世界秩序观构建逻辑，一旦权力均势发生变化，国际秩序就应该发生相应变化，否则就会出现合法性危机。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权势增强，既有的世界秩序必然需要有某种改变。不仅如此，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二战后特别是冷战后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正面临着各种内外挑战，亟需重构。一方面，大国战略竞争突出，国际安全形势严峻，国家主义、现实主义回归，大国之间发生冲突和战争的可能性在上升；另一方面，冷战后自由主义主导的国际合作机制面临着西方内部和外部的挑战，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面临着多重危机；同时，世纪疫情凸显了人民生命健康权的重要性。在这样的背景下，结合西方既有世界秩序的问题与弊端，未来世界秩序具体内涵尚需要探究，但从逻辑上看未来世界秩序应该包含以下内容：
第一，聚焦战争与和平。世界秩序的演变历程告诉我们，世界秩序往往是战争结束后战胜国的战后安排，反映了战胜国的利益和价值诉求，无论拿破仑战争后的维也纳体系、“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还是“二战” 后大家比较熟悉的雅尔塔体系，都为战后世界的稳定与和平提供了一系列制度安排。维护秩序的主要是体系中的西方大国甚至是主要大国，支撑秩序的价值和制度也反映了大国的意志，笔者认为冷战结束之前的世界秩序主题是聚焦战争与和平问题，大国是秩序的主导力量。
第二，聚焦治与乱。冷战结束以后，西方认为在后冷战时期西方在价值观和安全上已经没有后顾之忧，雄心勃勃的西方试图建立一个在西方力量或者利益基础上反映西方价值的、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秩序，即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但事与愿违，西方世界内部治理危机加重，包括经济金融危机、政治极化、社会分裂、民族主义回潮，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崛起，对既有的西方主导的秩序构成了现实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未来世界秩序的构建在考虑到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同时，还要考虑为世界范围内的乱局提供答案。面对这样的乱局，西方治理方案往往失灵，而不得不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进行某种协商，这对于未来世界秩序，特别是经济发展领域的秩序构建是必要的，例如，G20机制就是在这样的逻辑下产生的。也就是说，在冷战结束以后，我们对未来世界秩序的构建既要考虑到战争与和平，还要考虑到如何解决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乱局，如何应对步履维艰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构建这样的世界秩序，仅靠西方大国显然远远不够，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世界力量日益发挥重要作用。
第三，聚焦安与危。应该说前面两种世界秩序观基本上还是以国家为主体的，秩序主要考虑到国家之间的战争与和平、合作与冲突问题。但是伴随着世纪疫情的流行，人的生命安全成为一个亟需面对的挑战。新冠疫情大流行给我们的启示是，国家安全并不等于人的安全，人的安全也不是西方话语下自由、平等等政治安全，人的生命权、健康权本身就是人的安全应有之义。在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里，比如英国学派，从国际体系到国际社会，到由人构成的世界社会；哥本哈根学派强调人的安全和社会安全的重要意义，自由主义把人作为一个主体；建构主义把人的施动性带回国际关系中；马克思主义主张人的彻底解放，未来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当前，中国共产党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都说明人的安与危同样应该是世界秩序构建的重要考量。要构建这样的秩序，除了国际社会大小国家的合作之外，还需要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以及国内、国际社会的广泛参与。
所以在笔者看来，在未来世界秩序观的构建中，既要考虑大国之间可能存在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也要考虑大国与中小国家共同面对的全球治理问题，还要考虑个人安全议题。从纵向上看，世界秩序的历史演变遵循这样的逻辑，横向上，未来的世界秩序必须同时兼顾这些因素才可能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也才符合世界秩序构建的合法性要求。
文章来源：《世界政治研究》2022年第四辑 总第十六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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