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 | 从思想文化术语看中国语言文化的传承发展基金项目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专项“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18VXK001）阶段性成果文章版权 | 本文已获得原作者授权，如需转载，可关注本号，在后台留言文字语言是人类从蒙昧进入文明的主要阶梯和驱动力，文字的力量就是通过一系列“术语”既可表征外部事物，也可以表征人内在的主观意向，还可以表达事物之间以及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术语可以表达事物，可以让人通过运思反映事物的规律，表达人的意向性，让人与人之间进行交往。可以说，语言逻辑构建的术语，反映的是客观世界以及人类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另外，文字书写让人获得了一种超越时空的中介力量，使人们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获得了继承的历史性和不断丰富发展的创造性。术语内涵的变迁和创制就是人类文明变化的反映，我们传承发展思想文化术语的过程也是人类文明传承发展的过程。在漫长的进化史中,是什么让人类逐渐远离了一般动物的层次,实现了作为人之为人意义上的超越?我个人认为,这可能是基于人类运用符号语言的缘故,这就是文字语言的力量。文字形态的语言比声音形态的语言更加具有属人的力量。正是文字语言,让人大大地超越了一般动物的生存状态。是文字语言构建了一个完全属人的世界。正因如此,人们才认为,有了文字,人类就逐渐摆脱了蒙昧状态,进入了文明史。当然,在文字出现之前,人类就在漫长的历史探索中,朝着文字的方向不断努力,譬如,结绳记事,世界各地出现的岩画,陶器上刻画的符号,都是人类文明史之前的“类文字”符号,它们都以某种方式为文字的出现做了预演。人类的语言能力让人的意识可以借助符号——即由词语构成的术语——作为中介来运思,人的意识逐步变成某种符号化操作的过程,从而使人的欲望、情感、冲动、想象都在意识中获得了符号化的标识。正如《周易》所说的,“辞也者,各指其所之。”“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1]312,354这就是说,有了文字表达之后,各种术语就成为人与客观世界之间的中介。如果动物是直面自然物,如具体的花花草草,各种飞禽走兽,那么人往往在意识中先用语言对这些事物进行了分类,甚至进一步抽象出“植物”“动物”这样的“辞”或术语。德国历史学家德罗伊森指出,“人类的文字是一个强有力的杠杆,它能处理极其广泛的事,它能将无以量计的个别事物结合为不同的概念”[2]105,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术语”。实际上,正是作为概念的术语,才能让人“把纷杂的世界简化、分类、结合、组织,使它变成一个观念系统;也正如此,人的精神才借语言、思考从他自己所属的一切变化纷杂的万物中脱颖而出,成为万物的主宰”[2]121-122。由此,人的实践活动越来越不同于一般动物的本能反应,人类借助文字的力量而运思,成就了“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1]318。“辞”或术语能够指称某种存在或存在的状态,这是其第一个功能。“辞”或术语还能够表达事物的秩序或变化规律,这是其第二个功能。客观世界纷纭复杂,但是经过人们按照文字整理,就必定有一个秩序的构建。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1]308-309,文字的排列,就是人们对客观世界各种现象的理解,这种理解来自对客观存在的认识并形成某种主观的逻辑结构,反过来人们又将这种结构赋予客观世界。“辞”或术语的第三个功能是表达人们的意愿或意向。自然世界是按照客观规律运行的,没有主观的目的,一般生物是按照本能生存的,不分善恶、无论好坏。但是,在人们的文字语言中,就自然而然地区分了善恶、美丑、高下、正邪,在古代尤其区分安全与危险。如《周易》所言,“辞有险易”,“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经过人们的文字叙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1]308,312,311。可见,有了文字,人们就越来越有了明确的是非判断或道德意识,就有了好恶的情感和立场,就有了价值观。“辞”或术语的第四个功能是让人们能够传递知识、思想或情感,进行人际沟通交往。“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这就是说,话说得对,文字表达的观点正确,远近的人都能够理解拥护;而话说的不对,文字表达的观点不正确,远近的人都可能反对。由此,言语不是个人的私事,而是人们交往的事情。“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1]319如果像马克思所说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人的社会关系往往是靠语言构建起来的。譬如,“在美国和英国,基于性别和种族的不平等是通过表达方式实施的。”[3]实际上,其他国家和社会体中,也存在如此这般大量的语言现象。可见,言语是公众的事情,一个人的言行会影响公众的生活,而文字更是如此,因为文字让人的言语行为获得了超越时空的力量。通过文字阅读,你不仅可以有机会理解万里之外人们提供的讯息、知识、理论和观点,而且可以尝试理解几千年之前许多前贤——老子、孔子、韩非子和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想法和情感。显然,有了文字语言之后,人类不仅可以通过公约化的术语形成共享各种观念的社会共同体,而且还使这种共同体具有了文化传统的历史传递性。在时空的延续中,人们传承着术语构成的语言体系,也通过这种传承而传承着文化传统;人们创制着新的术语从而丰富语言,也通过这种创新而创新着文化。在语言中,作为表达具备指称性的术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有了这些术语作为特定事物、属性、思想、情感甚至价值观的标识,人们的运思和认识都会大大提高效率。一方面人们可以通过把术语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加以梳理,以对应自身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理解,从而把零碎的、分散的意识形成某种系统的、连贯的思想;另一方面,更加重要的是,有了书写的文字,人们获得的知识才不随着其自然生命体的死亡而消失,而是把获得的有效知识通过文字记录下来并且传递给后代,后代人就可以在前人认识的终点开启新探索的起点,而不必每一代都从头开始。正因为如此,有了文字之后,人类文明开始呈现加速度发展的态势。人类历史已经有了几百万年,但是令人目眩的发展变化却是在有了文字之后出现的。实际上,哲学以及近代以来的科学,如果没有文字作为中介工具,是不可能产生的。正如德国历史学家德罗伊森指出的,“所有思考行为都是语言行为,思想借着固有的语言展开(虽然思想也不断地推动语言的变化)”[2]66。不过语言同任何事物一样,都存在内在的矛盾。语言或术语对事物的记识应该是一致的,但现实语言运用中往往发生转义,如“北京”是城市名,但因为它是中国的首都,而往往又标识为中国。当人们说“北京的观点”时,就是说“中国的观点”。语言或术语的内涵应该是具有连续性的,因为这种延续的一致性,才能保证理解的一致性,但是在实际运用中,术语的内涵则往往发生变化。这是因为语言本身和生活世界的互动都内在地存在着这样的矛盾,在一定意义上说也需要这种矛盾性。实际上,如果词语机械性一致,那与人的诗意生存不符,也无法反映生活世界的丰富多彩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更不能反映变化多端的可变性、发展性。在客观世界中,普遍存在的矛盾恰恰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语言同其他现象一样,也是在矛盾运动中丰富、发展的。语言的这种矛盾发展,不是反映在术语的内涵变化上,就是体现在新术语的产生中。中华思想文化术语是由中华民族作为语言主体所创制或构建,并且在使用过程中凝聚、浓缩了中华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词或短语形式固化的概念和文化核心词。在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形成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术语,对于理解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知识体系和社会现实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从历史与现实通过思想文化术语而贯通这个观点看,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继承发展呢?首先,思想文化术语建设要坚持自主与开放的统一。一方面要坚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因为这是中华思想文化的基因,这个基因变了,中华思想文化也就失去了根基。另一方面我们的思想文化术语也应该在与域外文化或世界各文明之间的互动中不断丰富发展。譬如,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许多词语,包括“哲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系统”“传播”等,都是在与西方或日本文化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另外,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大潮,在日常生活中,各国相互借鉴的词语越来越多。譬如,“酷”就是英语“cool”的音译,而“血拼”也与英语“shopping”的发音有关联,有翻译家认为,“这个创造性的译文非常形象”[4]。不过,作为一个学者,我总觉得这种词有些不伦不类,缺乏必要的典雅与庄重。当然,语言在实践中是非常活跃的,难免鱼龙混杂。但是,我们必须谨记: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优长,善于汲取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民族才是有活力、有创造力的民族。其次,思想文化术语建设要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一方面要继承,继承才有经历时间的历史连续性;另一方面也必须在时代发展中不断创新,创新才能适应社会的新发展。譬如,“网络”一词就是原有概念在万维网时代的新运用,而“电脑”“自媒体”“融媒体”“元宇宙”“人工智能”等词,都是在继承基础上的新发展。思想文化是不断丰富发展的,表达思想文化的术语也必须不断丰富发展。实际上,术语的创新反映着如下内容:(1)新事物的发现,如在雨林中发现某种新物种;(2)认识空间范围的扩大,如随着航天技术的发展,人类的深空视野不断扩展;(3)人类创造的某些新技术革命,如人工智能;(4)对已知事物认识的深化,如唯物史观对人类历史本质的把握。恩格斯1886年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评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革命性意义时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5]如果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说法,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那么,认识发展到什么程度,就应该有什么形态的术语。认识的边界和语言文字的边界是协调拓展的关系。再次,思想文化术语建设要坚持规范性和灵活性的统一。一方面要强调规范性,另一方面也应该给自由使用留有一定空间。很多词,即使原来的词语能够表达,但是新术语可能更加传神。譬如,“认同”一词的使用就是证明。“文化认同”“国家认同”“价值认同”等术语要比“保持一致”“共同性”等更加传神。另外,“治理”一词的出现,就明显地以网络化互动式共治的内涵超越了原来“统治”或“管理”的界定,一个多元主体的秩序代替了单一主体主导的秩序。最近一个时期,不断有新词涌现,这是社会精神自由创造的语言征兆。最后,思想文化术语建设要坚持准确性和简洁性的统一。一方面要含义明确、准确,另一方面也要遵循“语言经济”即简洁的原则。思维是高度耗费能量的过程,大脑耗氧量占人体耗氧量的很大一部分就是证明。而语言是思维的工具,畅通的思维需要好的思维工具。正如人们说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可以说,语言经济原则就是思维经济原则的体现。简洁准确的语言,有利于快捷正确地思维。在这个意义上,数学中的二进位和数字技术中的“0”与“1”符号,就符合思维便利的语言经济原则;而科学中的公式,实际上也是思维经济原则在科学语言中的体现。语言经济原则是语言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这尤其反映在术语的简洁性上。譬如,在反腐败的过程中,一段时间内“裸官”一词成为流行词,用来指配偶子女都已经移居国外甚至成为外国公民的官员。这个词既简洁,也非常生动地反映了这类官员的状态,因而就能够流行开来。与之相反,“国内生产总值”这个术语在使用中就不是太成功,而大家仍然更愿意说“GDP”,原因在于作为术语的“国内生产总值”不符合语言经济原则。可见,语言简洁明快,就容易传播开,以浓缩的知识表达符合进行集约式语言话语的架构。语言的变化首先体现在术语的变化上,不仅是术语内涵的嬗变,而且是新术语的不断产生。术语变化所体现的语言变化就是人类文明变化的反映,我们传承发展思想文化术语的过程也是人类文明传承发展的过程。在语言的变化过程中,术语的变化发挥着重要作用。之所以要重视思想文化术语,是因为术语作为意识和思维活动的产物,不可能不带有民族性和特殊的思维方式。如果语言带有民族性,那么肯定也有历史性,反映使用者那个时代的特征。现在,英语是世界的通用语言,这是由英美两国连续的霸权所塑造而成的。如果18世纪以来西方靠殖民掠夺构建了西方的支配地位,那么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已经在西方语言中变得根深蒂固;如果英语作为“语言帝国主义”的现实在国际交往中占主导地位,那么这种互动中必定反映盎格鲁-撒克逊人许多褊狭的执念。语言并不是完全中立的。譬如,胡珀(Keith Hooper)和普拉特(Michael Pratt)通过分析发现,“会计学中的用语并不是中性语言,又或是没有立场的”。而“假如会计学是一种可以被某些团体任意控制的工具,那么它就有能力使收入、财富和权力得以重新分配”[6]126。例如,在新西兰“那普遍性的殖民主义论述,化身在各类文本、言辞和践行之内,创造、生产和合理化特定的'真理’。不断提到'文明’和'土著’,而不提及毛利族,是19世纪后期各类殖民主义文本和言辞的一种特色。这些术语为不同意识形态的殖民者随意地使用”[6]88。他们还发现,在殖民者那里,“语言为各种政治利益服务”。利用不同的术语,本身往往就是一种立场的表达。“论述不仅是诠释各类斗争或统治制度,论述就是斗争的目的,也是斗争的工具······不同的个体挑战和重写在论述中的某些位置,就是扮演了斗争过程中的一个角色。”“论述并不是(简单地)将宰制翻译为语言,论述本身便是一种被攫取的权力。”[6]83,85,87在有些学者如比历克(Michael Billig)看来,别说是人文学科,即使自然科学也不能完全免除特定的文化印记。“科学本身也被视为是一种内在地(具有)措辞性格和以说服人(为目的)的活动。”[6]38今天,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我们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我们也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新形态的文明,不能跟着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言说,而只能创造这种文明的新的话语体系。如果说“以言者尚其辞”[1]327,那么讲好中国新形态文明的故事,就需要不断传承创新中国的语言体系,而带有中国特色的术语是构建这个体系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