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洒你的笑容回身一转，别了我年少的烦恼寂寞与过眼烟云”——罗大佑《思念》我是在工厂大院成长起来的。父母亲所在的工厂是五十年代末在北京路旁边兴建的，厂区有翻砂铸造、金工、电机、锻焊等几个大车间，红砖钢梁，高大宏伟，管道缠绕，电线纵横，具有典型大工业时代建筑特点和雄伟气势。工厂大门口有一巨大彩门，上面的装饰、标语随时都在变换。特别是每逢国庆等重大节日，大彩门更是用灯光和花团装修得缤纷华丽。工厂对面是乌鲁木齐铁路局机关和围绕铁路局建立起来的市场、街道、学校、医院、公园、俱乐部等各种生活设施齐全的“铁路社会”，是当时乌鲁木齐城北区最大的商业中心，可以说新市区就是以铁路局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工厂家属区和厂区联在一起，工人们就在一个巨大的围墙圈起来的大院子里上班、生活。围墙外面朝西跨过了高高的白杨树拱卫的北京路就是铁路局地盘了，南、北、东三面都是红旗公社（二宫乡）广阔的庄稼地，金黄色的麦田，绿油油的青纱帐，雪白的原野，随着季节的变幻，大地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厂区东面围墙外环绕着一排树林，林子里是浓稠的鸟鸣，树下是一条灌溉小渠，每到夏天我们都到这里戏水。朝东眺望，一年四季都能看到白雪覆顶的博格达峰。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里，生活在工厂大院的人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计划经济时代，政企是一家，工厂也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小社会，各种社会事业大都自己承担。厂里建有篮球队、文艺宣传队，有食堂、浴室、医务室、幼儿院、锅炉房、车队和家属院，在自己的小社会里自给自足。厂里甚至有个副业队，在几十公里外的郊区农村，为职工吃粮吃菜搞些福利，每天秋天厂里都要派出职工参加秋收。我在厂里干临工时还在那里割过麦子。工厂工人和技术人员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有上海的，东北的，四川的，河南的，都是国家统一调配来的。后来又进了一批复转军人，以甘肃人居多，还招收了一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大都是乌鲁木齐和哈密的新疆本地人。因有铁路局、矿务局、农机厂、轴承厂、汽配厂、发电设备厂这些工厂企业，北京路上的新市区和中心城区的天山区、沙区明显不一样，市井气息和商业文化不明显，更多是一种工业文明的渗透和影响：遵守纪律，讲究同一，集体观念强，说比较规范的普通话。在这种气氛熏陶下，城北人的气质与中心城区的人明显不同。我到内陆上学、工作，同学和同事们都很惊异，一个边陲的新疆人怎么说的一口标准普通话，甚至都不相信我是土生土长的新疆人。每天早晨我们都会被遥远而广阔的大喇叭声唤醒，在《东方红》乐曲中，听着“新闻和报纸摘要”去上班、上学；后来乐曲变成了《歌唱祖国》，依然声震四方，八面回音，指引着方向。厂里的篮球队在自治区机械工业系统数一数二，中锋主力是一个叫王苕子的青工，运球迅疾，篮板、投球、防守样样出色，是当年我们心中的姚明。每当打联赛，我们都乘厂里的卡车，东奔西跑到赛场助威呐喊。还有一个娱乐就是看电影，在物质、精神贫乏的年代，电影给我们带来慰籍，看一场电影就像过一次节，放电影的老赵是我们心中最可爱的人。我们还成群结队到附近厂矿、公社去看电影。当年看电影的景象就如一个电影片断：手电筒的长光在黑夜里晃动，一群人深一脚浅一脚走在田梗上，兴高采烈地像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那时的夏天是在瓜果的潮汐中度过的。每年夏天厂里都拉来一卡车一卡车的西瓜分给职工，每家每户家里床底下都堆满了西瓜。我们吃西瓜一般不切牙，每个瓜一劈两瓣，用勺子挖着吃。入冬前，家家户户都要储存大白菜、土豆和萝卜，也是厂里的大卡车拉回来分给职工的。家家都有菜窖，户户都散发着一股白菜发霉的味道。冬天来临每家每户都要拉一卡车煤，用于取暖做饭熬过漫长的冬天。每当下雪了，还要上房扫雪，扫院子的雪。那时的雪好像很大，每场大雪都没过膝盖，扫雪也是个力气活儿，一般都要用去大半天时间。大雪过后，在阳光下堆雪人、打雪仗也是孩子们最快乐的事情，冬天并没有冰彻至骨的严厉。小卫是我儿时的玩伴，也是小学同学，整天搅合在一起，不分你我。小伙伴们给小卫起了个外号“未足奇”，听起来好像没头没脑。那时刚学完毛主席诗词“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孩子们就把“未足奇”每天挂在嘴边，也不管它什么意思，就特指小卫了。小卫脑瓜聪明，学习好，爱好多，不管学什么，一学就会。小卫爸爸是上海人，妈妈是北京人，都是厂里的技术员，待人谦和。他们家里和其他工人家里不太一样，洋气、整洁，家中藏有老画报，集邮册、幻灯片，这是我们爱去他家的原因。听大人说，他爸爸出身资本家，小卫从不说爸爸家的事，却总爱拿妈妈的出身说事，因为他妈妈出身是老革命、而老红军。他曾带我去铁路局附近一幢住驻着空军部队的大楼，他的一个当飞行员的叔叔在那里。他叔叔穿着综色牛皮飞行夹克，英武威风，拿出许多牛奶糖和饼干招待我们。那可是那个年代稀有的东西啊，一般人家逢年过节也未必能见得到，当时幸福得都快晕过去。几十年过去了，那间飞行员宿舍、那些牛奶糖和饼干一直深深刻在脑海，挥之不去。有一天他家来了个老婆婆，留着剪发头，有些花白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面色粉白，几乎不见褶皱，戴一付金丝边老花镜，拄着一根精巧的拐杖，像是电影里的人。原来这是小卫的奶奶，当时应有六、七十岁了吧。听大人们说，她是资本家太太，正值运动高峰，从风暴中心上海到偏僻边疆儿子处躲灾祸。可这里也不是世外桃源，她没有逃过一劫，时间不长，就被革命群众勒令到副业队参加劳动改造，好久见不着她的身影。我和小卫的情分小学没有毕业就完结了。他随父母亲一起调到内陆去了，后来也上了大学，再后来移居了国外。我一直怀念儿时的我们，怀念那些生涩的日子。在晨光里我们背着书包，各拿一块苞谷面发糕，一边吃着，一边踢着石子，走向很远的学校。那时每家的孩子们都是兄弟姐妹几个，家里大人根本管不过来，只能散养、放养。在孩子里面，年龄大点、有些社会经验，敢打敢冲的自然就成了孩子头儿，带着一群孩子爬烟囱、走墙头，偷庄稼，打群架，维持着混乱中的秩序。有次看到我们的带头大哥脸上突然长了许多小痘痘，说话时喉结上下滚动，就觉得有些好奇。小兵私底对我下说，这是发育了。我也不知道发育是什么意思，有一天在排队分西瓜的时候正好在他旁边，便问他：小兵说你发育了？当着那么多人面，让他面红耳赤，无地自容。他把我拉到一旁，差点打我一顿，脑羞成怒、气极败坏地说：昨当着这么多人说这个？发育是什么？下面长毛了！他感觉很丢人，我却很茫然。受当时社会风气和氛围影响，孩子们中间也充满了戾气，以打架为乐事，三天两头打个鼻青脸肿都是常事。我们大院孩子经常和马路对面铁路局的孩子打架，集体互扔石头，不时有人中弹，头破血流。还在各自地盘上劫道，抓住对方落单孩子狠揍一顿。和自己在一起玩的小朋友也会经常翻脸动手。我和发小就曾打过架，把鼻血打出来。也曾被一名年龄、个头都比我大的家伙头按在地上，把头打成血葫芦。有一次，和一位同学因一件事产生龃龉，敌意越来越深，谁都不愿意先低头，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打一架。我其实心里一直害怕，但也准备好那个时刻到来。每天我在身上都藏带一支有铁扣的武装带，以防不测。这一天终于来了，那天在放学路上，我遇到了那个同学，相向而来，眼睛一直瞪着我。我也不能回避，旁边有那么多人看着呢，不能认怂，老牛瞪刀子般也一直瞪着他。他把书包一扔，不多言语冲过来挥拳就打。旁边围了不少人，没有一个人劝架拉架，都在看一出好戏。这时我抽出藏在腰间的武装带，铁扣朝外挥了出去，金属声连续轰响在他的头上，霎时鲜血迸裂，他一下懵住了停止了攻击。这时旁观者有一位大哥出面劝架了。他见我手握利器再打下去也占不上便宜，悻悻作罢，我也不想扩大事态，就坡下驴。打一次架能够让孱弱的心坚强起来，不见一次血也是成长中的遗憾。打完架不久，一切又烟消云散，不知什么时候和那家伙又搭上讪了，其实孩子之间那有那么多的仇恨。那个时候工人阶级地位高，当一名工人是自豪光荣的职业。同学发小不少都在这个厂里当了工人。当时有政策，一家一个有孩子可以顶替父母在工厂工作，厂里不少子女子承父业，意味着有了铁饭碗，其他孩子则要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去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到我高中毕业那一年停止了，不然我会和许多同龄人一样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高中毕业参加高考，以3分之差落榜，当时没有太多沮丧，因为身边大多数人和我一样都没有考上。那时并没有对未来的焦虑和所谓成长的烦恼，身边的同学朋友有的去当兵了，有的进工厂当了工人。当时我就想随时准备接父亲的班，在厂里当个工人，和大多数青年一样，就这样安生过下去。作为“待业青年”，厂里在“知青社”安排了我做临时工。冬天我在锅炉房烧锅炉，春天钻到停烧的锅炉里掏灰碱，夏天在毛坯库房搬运铁工件，秋天在“抗震加固班”做车间厂房加固工作。我开过天车，学过电焊，抡过大锤，扛过管钳，学会了看图纸，可以调仪表，已经是一名合格的准工人了。面临高考前一个月，工友们都关心鼓励我：抓紧时间复习一下，参加高考吧，那是你的未来！于是我洗净手上的油泥，脱下蓝色的工装，集中精力开始冲刺复习。上次高考主要是数学没考好，拉下了成绩。我抓住主要矛盾，数学中解析几何是个大题，题最难，分数也最多，一道题就20分。我就天天集中做解析几何练习，其他基本就不管了。最后考试中果然最后一道解析几何题是最高分，我基本拿下了它，让我的总成绩提了上去。幸运的是，在动乱年代成长起来的我，在合适的年龄段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潮，我的青春绽放的时候，沐浴了改革开放的强劲春风。“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郭沫若先生在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上那篇著名的书面发言中引用白居易的一句诗，让多少人为之激动，至今印象深刻。时代的豪迈，激荡着我们的心胸，改革开放改变了我们一代人的命运，也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社会公平与公正在我还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恢复重建，“暖雾驱云扑天地”（李贺），我有了上大学的机会，也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电影《二十四城记》剧照
高考中间还有一段小波折。当时是厂里的工会干事统一到区教育局办准考证。拿到准考证一看，是中专学校准考证。我说，这个不对呀，我考的是大学。那个办证的大叔说：可能换不了啦，不过都一样，反正都是上个学嘛！在我的强烈要求下，大叔又跑了一趟教育局，不知道他经过怎样的交涉把准考证换了回来，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的准考证号是850240。高考的前一天晚上，家门口露天电影院放映香港电影《巴士奇遇结良缘》，我全身心放松高高兴兴看了这部欢快愉悦的喜剧片。第二天，就在离厂不远的铁一中考场参加了高考，这次人生大考，我幸运地考过了。通知书拿到后，一起工作的工友们齐声祝贺，送我一金丝绒封面的笔记本和一本相册。上学临走那天，厂里派出了卡车，工友、老师和家人们一起到火车站送我。那个灿烂的秋天，我离开了乌鲁木齐，也从此作别了我成长的工厂大院。然而记忆如同当年北京路上白杨树的落叶，它在每一阵阵的秋风里起起落落，漂渺而又落寞。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体制改革、企业改制的社会变革浪潮中，一代普通工人在改革的历史阵痛中，做出了牺牲，付出了代价。那种“逢年过节有福利，生老病死厂里管”的日子永远远去了。高大的车间消失了，轰鸣的机器停止了，红砖墙围起来的厂区被开发商开发成连片的商住楼，再也见不到一丝工厂的气息，“逝去的是一江春水，返回的是空空河床”（北岛）。前些年刘欢有一首歌曲《从头再来》：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进风雨······它真切地反映了转制时期工人们的境遇。我也亲见了我的一些同学、发小，我的一些同龄人，从骄傲的产业工人到下岗职工的过程，见证了他们曾经在阳光下的荣光自豪和风雨飘摇中的无奈。这隐秘的忧伤如清晨流淌的薄雾时不时地萦绕在心中。
【专栏作家】马明月，在报刊和网络媒体发表有散文作品等，出版有散文集《天山明月》，现居乌鲁木齐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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