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第3期
作者简介
江畅，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部政治哲学研究中心教授。
从历史上看，西方政治哲学的情形十分复杂，它从来没有某种共同的研究范式，甚至同一个学派的政治哲学家亦是如此。西方政治哲学一般是指轴心时代以来在西方社会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具有西方文化背景和文化根基，对当时和后世产生过一定影响，至今仍然具有重要价值或启示意义的各种理论形态的政治哲学，包含元理论、基本理论和应用理论三个基本层次。它们以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哲学思辨方法研究理想社会、社会公正、政体和制度的合理性、权力的合法性及其制约、法治的重要性及其与自然法的关系、公民社会及其与国家的关系、公民的德性和权利等重点问题，旨在给国家治理和政治生活提供规范和指导。西方政治哲学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观点纷呈，与同样历史悠久的中国政治哲学相比较，具有历史发展的多源性和断裂性、理论根基的多变性和迥异性、思想旨趣的理想性和实践性以及学术观点的多元性和对立性等标志性总体特征。
西方政治哲学；国家；理想社会；政体合理性；权力合法性
西方政治哲学一般来说是指自希腊古典时代和罗马共和国以来，西方政治哲学家对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进行哲学思考和探讨所形成的理论形态的政治哲学，其中既包括在政治哲学名义下研究形成的政治哲学理论成果（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也包括并不是在政治哲学名义下隐含在理论成果之中的政治哲学思想（如柏拉图的对话集中的《国家篇》）。2000多年来，西方政治哲学成果浩如烟海，呈现出复杂多样的情形。我国已故著名哲学史家陈修斋先生认为“哲学无定论”［1］，他这是说，对哲学的性质不同哲学家有不同的看法，没有一个得到普遍公认的定义。作为哲学的专门学科，政治哲学就其性质而言亦无定论。但是，关于政治哲学的各种不同理解中还是隐含着一些关于其外延和内涵的共识。近几十年来，国内西方政治哲学研究兴起，但一般都局限于某位政治哲学家或某个政治哲学流派，尚缺乏对西方政治哲学的整体性研究，这既不利于对个别政治哲学家和政治哲学流派的总体观照和把握，也不利于我国政治哲学研究对西方政治哲学的借鉴和参照。鉴于此，本文试图在陈述西方政治哲学复杂情形的基础上对其外延、内涵和总体特征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仅供相关研究者参考。
一、西方政治哲学的复杂情形
西方政治哲学自古至今都不是遵循政治哲学家视之为共同信念的某种范式进行研究的。库恩认为，科学研究存在着科学家普遍认同的某种研究范式（科学实际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模型或模式），而且他们的研究遵从范式的规导。然而，西方政治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从无这种范式，甚至同一个学派的政治哲学家亦如此。因此，从整个西方政治哲学史来看，其情形十分复杂。
西方的历史大致上经历了从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的过渡时期、古希腊罗马时期、中世纪、近代、现代几个大的时期。文明社会前夕，没有系统的政治哲学思想，只有一些政治哲学元素包含在史诗等文献之中，自轴心时代开始的其他历史时期都有比较自觉的对政治的思考和探索，并且大多有文献记载。古希腊理论形态的政治哲学是从苏格拉底开始的，虽然他本人述而不作，但他的弟子们尤其是柏拉图对他的谈论作了记述或追述。不同学生的记述或追述有所不同，于是有了所谓苏格拉底问题的三个面相之说。柏拉图在阐述苏格拉底政治哲学思想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哲学思想，以至到了后期柏拉图对话已经没有多少苏格拉底思想的成分，所以柏拉图将苏格拉底政治哲学思想发展成了一种源自苏格拉底又不同于他的政治哲学体系。亚里士多德则在批判地继承柏拉图政治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了西方历史上第一个、而且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冠名为“政治学”的政治哲学理论体系。在亚里士多德之后，芝诺建立的斯多亚派也有自己的政治哲学，提出了著名的“世界城邦”理想。古罗马时期除了罗马斯多亚派之外，还有一些哲学家对政治哲学进行了自觉探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西塞罗。此外，教父哲学家在提炼《圣经》政治思想元素的基础上建立了基督教神学政治哲学体系。中世纪总体上不太关心世俗政治，但托马斯·阿奎那为适应天主教教会在城市兴起条件下统治的需要，在继承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对奥古斯丁主义进行了改造，建立了一种后来成为天主教官方哲学的新政治哲学体系。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的6个世纪中，西方政治哲学为适应资产阶级获得政治统治的需要而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形成了以马基雅维里和卢梭为主要代表的共和主义，以洛克和约翰·密尔为主要代表的自由主义，以托马斯·莫尔和马克思为主要代表的共产主义这三大政治哲学流派，自由主义后来成为西方主流政治哲学。进入20世纪后，针对近代以来社会出现的严重两极分化问题，罗尔斯建立了一种以“作为公平的公正”的政治哲学体系，对近代的古典自由主义进行了某种纠偏，而这种纠偏遭到了以诺齐克为主要代表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强烈反对。与此同时，共和主义的现代翻版社群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十分活跃，其间还出现了以施特劳斯为主要代表的、对自古以来政治哲学进行反思的、具有元理论性质的政治哲学。西方政治哲学曲折多变的历史演进是西方政治哲学复杂性的首要表现。这种复杂性告诉我们，一个人谈到西方政治哲学就必须说明它是哪个时代的政治哲学，否则听者就会对他的谈论感到不知所云。
不仅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政治哲学，同一时代也有不同的政治哲学，这一现象在西方近现代时期尤其突出。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述而不作，但他为西方政治哲学研究开了先河，其思想在柏拉图那里得到了系统阐述和发挥，形成了西方第一个政治哲学思想体系。从现有文献中很难看到二人在政治哲学思想上的差异，但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与其弟子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之间就有了比较明显的差异。以《政治学》著作的问世为标志，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正式创立了政治哲学学科，构建了一种政治哲学体系的完整理论形态，更重要的是，他与老师的政治哲学在社会理想、最佳政体形式、理想社会实现路径等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古罗马时期和中世纪政治哲学不发达，只有主流的政治哲学思想，非主流的政治哲学思想被视为异端而被压制或被消灭。近代开始西方走向国家化，直至今天西方各国的政治哲学仍有很大的不同，同一个国度的各种政治哲学也差异很大甚至完全对立。例如，美国自立国开始就逐渐形成了实用主义的政治哲学传统，不同时代的实用主义政治哲学在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上大致相同，但有不同的形态，如有以詹姆斯、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政治哲学，以普特南、罗蒂等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政治哲学等。实用主义虽然本质上是自由主义的，但有十分鲜明的美国特色。与美国不同，在西欧国家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是比较本原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当然，在不同国家也都有自己的民族特色。现代社会是开放多元的社会，同一社会中也有不同的政治哲学。美国虽然实用主义政治哲学占据主导地位，但罗尔斯的新自由主义和诺齐克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在美国乃至全世界都有很大的影响，而且美国的社群主义政治哲学也十分活跃。德国近现代占主导地位的是康德、黑格尔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但同时也诞生了与自由主义对立的马克思主义、意志主义和存在主义等很有影响的政治哲学思想或流派。法国在近代有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立，后来又出现了与这两大派别根本对立的非理性主义政治哲学，如生命哲学、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等等。除了实用主义仅限于美国之外，西方近代以来有影响的政治哲学往往都超出了国界。自17世纪至今这一历史时段，整个西方社会存在着众多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政治哲学，情形十分复杂。各种政治哲学不仅在观点上不一致，而且对政治哲学的理解差异也很大。
20世纪以前，西方政治哲学基本上都是对政治本身的研究。虽然哲学家也许会对政治哲学作出不同界定，但其对象都是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研究范围包括社会共同体的目标、国家、政体、自由、平等、公正等问题。自20世纪开始，受哲学中科学主义思潮和分析哲学的影响，一些哲学家开始以政治哲学本身为对象进行反思性研究。他们试图在对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政治哲学研究成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政治哲学的某种范式，以规导政治哲学家对政治哲学的研究。这种研究有些像伦理学中的元伦理学研究，但比元伦理学兴起得晚。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列奥·施特劳斯。他原本是一位政治哲学史家，但以1954年在希伯来大学作的题为“什么是政治哲学”［4］（前言）的讲演为标志，开启了他的元政治哲学研究历程，也开创了西方元政治哲学研究的历史。此后，西方对政治哲学进行反思性研究逐渐多了起来，只不过没有元伦理学领域那么多的派别，而且这些反思性研究大多将对政治哲学家的政治哲学思想研究、对政治哲学史的研究混杂在一起，典型的元政治哲学研究著作则十分鲜见。元政治哲学研究的出现，不仅标志着政治哲学研究的自觉，而且也对政治哲学研究具有一定的规导作用，今天的对象性研究者或政治哲学原理的研究者更注重研究的学科规范性。
政治哲学的对象性研究与反思性研究不同，其使命是以人类生活中的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为对象，研究和回答涉及政治的现实和理论问题，以给国家治理和政治生活提供规范和指导。因此，这种对象性研究也可以说是规导性研究。纵观西方政治哲学史，对象性研究是主体、主流。元政治哲学研究虽曾一度受到了重视，但时间很短，特别是罗尔斯的《公正论》《政治自由主义》等划时代著作出版后，元政治哲学乃至元伦理学发展的态势受到了扼制，大多数研究者的兴趣又重新回到了对象性研究。但自古至今，政治哲学家对政治哲学应主要研究哪些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的看法相当不一致。古希腊政治哲学家关注的重点问题是政体问题，把政体问题视为构建好社会的关键。基督教神学家关注的重点是人如何通过获得神学德性进入天堂的问题，世俗政治甚至被视为导致尘世苦难的根源，他们主张在不能消灭现实国家的情况下也必须让教权驾驭王权。近代普遍关注的是好社会的规定性，只不过有的把自由、平等等人的权利作为政治追求的理想目标，有的把消灭私有制、建立财产或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实现理想社会的根本路径。20世纪后，政治哲学研究更趋多元化，既有传统的规导性政治哲学理论研究，又兴起了元政治哲学理论研究，后来还兴起了应用性政治哲学问题研究，如战争、饥馑、社会不公、公民服从、难民、恐怖主义，等等。政治哲学的问题域是与政治现象同构的，上述各种问题都能够划入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围，但西方政治哲学家大多没有这种问题意识，通常也不考虑自己研究的理论方位。如此，政治哲学领域就显得相当繁杂，即使是相关研究者也难以对西方政治哲学研究的对象说清道明。
如果我们将政治哲学史研究的范围确定为政治哲学思想，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哲学理论，那么就还有一种复杂情形，即除了政治哲学方面的专门著述之外，还有很多包含政治哲学思想的载体或文本。一是史诗性的作品中包含的政治哲学元素，重要的有《荷马史诗》《古希腊罗马神话》《圣经》等；二是非政治哲学家的思想家著述中包含的政治哲学思想，如爱因斯坦的建立一个超越联合国组织的“世界政府”的主张、哈耶克的以市场秩序为轴心组织社会的观点等；三是在政治家思想中隐含的政治哲学思想，如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讲话》、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等；四是政治实践中隐含的政治哲学思想，如古罗马时期政治实践中包含的公民自由、政治共和、法律统治、公正至上等政治哲学观念，这些观念在古罗马社会得到了普遍公认；五是政治科学中包含的政治哲学思想。“从传统上看，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是一回事”［5］（绪论P1），通常称为政治学，但政治学有传统意义与现代意义的区别。传统政治学则侧重于政治哲学研究，但也包含现代政治学研究的内容；现代政治学产生于19世纪80年代［6］，其特点是把自然科学实验、实证的研究方法运用于政治研究领域，以揭示政治的本质及规律，因此，现代政治学也被认为是政治科学。不过，政治科学之中也包含着政治哲学的内容，至少隐含了政治哲学的承诺，而且现代政治学也在不断地向政治哲学深化，政治哲学正在成为政治科学的基础理论。以上五个方面的政治哲学思想观念无疑是人类宝贵的政治哲学思想财富，不过这方面的资源零散且隐蔽，其情形十分复杂。
以上所述各种复杂情形表明，在我们研究西方政治哲学及其历史的时候，需要从外延和内涵两方面对西方政治哲学作出明确的界定。只有这样，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才能明确方向和中心，避免误入歧途，防范拣了芝麻丢了西瓜的情况发生。
二、外延意义上的西方政治哲学
西方政治哲学的复杂情形告诉我们，西方政治哲学纵向涵盖古希腊罗马时期、中世纪、近代、现当代不同时代的政治哲学，横向包括不同层次的政治哲学（即政治哲学原理、元政治哲学及政治哲学史、应用政治哲学）、其他理论形态的政治哲学思想（即现代体现在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中的政治哲学思想）、隐含在其他各种载体（史诗、政治家讲话、政治实践）中的非理论形态的政治哲学等不同形态的政治哲学。所有这些形态的政治哲学各不相同，各具价值和个性，彼此之间有矛盾、冲突，也有一些相同或相通的内容和精神，而且都程度不同地具有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性质和特色。所有这些政治哲学形态都属于西方政治哲学的范畴，这种意义上的政治哲学是广义的西方政治哲学，其中许多有价值的资源还有待不断挖掘。然而，我们今天主要关注的不是所有这些政治哲学，而是这样的政治哲学：它们在西方和世界历史上具有一定影响，对今天仍然具有学术价值或现实意义，而且继承了西方文化传统，富有西方历史和文化个性和特色。这种意义上的政治哲学可视为狭义的西方政治哲学，这是对今天政治哲学和政治学研究、对政治活动和政治生活最具有价值，而又尚未得到应有的挖掘、整理和阐释的政治哲学，需要我们给予重点关注。
对这种狭义的西方政治哲学，我们可以进一步做出外延上的界定：西方政治哲学是指轴心时代以来西方社会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各种政治哲学中，那些具有西方文化背景和文化根基的，对当时和后世产生过一定学术影响和现实影响的，至今仍然具有重要价值或启示意义的不同层次的理论政治哲学。这里所说“西方社会”指源自古希腊罗马文化传统的国家，自古以来包括古希腊和古罗马、中世纪罗马天主教教廷统治的西欧国家，近现代西欧各国以及主要继承了西欧文化传统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西方政治哲学指的就是这些国家自轴心时代以来约2500年西方政治哲学家关于政治的哲学理论。对这一外延界定，需要作以下进一步的阐述。
第一，西方政治哲学主要是就理论形态的政治哲学而言的，那些散见于各种载体中的政治哲学思想、观点和看法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西方政治哲学。今天人们所说的政治哲学主要是指政治哲学思想，其成果是不一定得到确证的政治哲学知识。政治哲学思想可能是指政治哲学理论，也可能是指政治哲学观点和看法。政治哲学观点和看法都可以说是政治哲学思想，但并不一定是政治哲学理论，或者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比如，《圣经》中的“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圣经·罗马书》13：1）说法，就是一种政治哲学观点，认为一切权力都出自上帝，所以所有人都要顺服上帝。诸如此类的政治哲学观点和看法不属于西方政治哲学理论，不是狭义的政治哲学，而是政治哲学观点。狭义或严格意义上的西方政治哲学主要是指西方政治哲学家以政治为对象进行思考和探求形成的具有理论形态的政治哲学，如柏拉图的《国家篇》《法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洛克的《政府论》，罗尔斯的《公正论》，等等。这里所说的政治哲学家，主要指有政治哲学理论的哲学家（如亚里士多德）、神学家（如奥古斯丁）、政治理论家（如马基雅维里）、法学家（如法律实证主义者汉斯·凯尔森）等，以及当代西方的政治科学（现代政治学）研究者。需要注意的是，本文所谈的政治哲学家不一定是典型的哲学家，而是具有政治哲学理论的思想家，就是说，哲学家与政治哲学家不是包含关系，而是交叉关系。不过，西方理论形态的政治哲学往往会从非理论形态的政治哲学的文献（如《荷马史诗》《圣经》《人权宣言》等）中吸取营养，因此，这样的重要历史文献也会进入西方政治哲学史研究的视野。比如，研究古希腊政治哲学的起源时要研究《荷马史诗》中的政治哲学思想，研究基督教政治哲学的起源时要研究《圣经》中的政治哲学思想。
第二，西方政治哲学包括元理论、基本理论（原理）和应用理论三个基本层次，但主要是指政治哲学的基本理论。最初的西方政治哲学都是直接研究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的原理性研究。例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就是研究城邦问题的，它以“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为前提，分析城邦的形成及基础，探讨各种城邦的政体、制度，研究各政体的分类和变革，并提出了他关于理想城邦的设想。从政治哲学诞生开始直到今天，基本理论研究是政治哲学的主体部分。关于政治哲学的元理论研究可追溯到黑格尔死后出版的《哲学史讲演录》，这部哲学史中包含了对历史上的政治哲学思想的阐述。但真正对政治哲学史进行专门研究的是列奥·施特劳斯，他从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对政治哲学进行反思，先后发表了《论古典政治哲学》（1945）、《政治哲学与历史》（1949）等论文，到20世纪50年代发表了具有代表性的论文《论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基础》（1954）、《什么是政治哲学》（1955）、《洛克的自然法学说》（1958），上述这些论文后来被收集到了《什么是政治哲学》（1959）一书中。以这本书出版为标志，施特劳斯开创了对政治哲学本身的反思性研究，创立了元政治哲学。1963年，他和约瑟夫·克罗波西共同主编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部《政治哲学史》。这部政治哲学史与其他哲学史不同，它是一部反思性的著作，根据他的元政治哲学理论对西方历史上重要的政治哲学家进行了阐述。在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全球性重大问题的日益凸显，这些问题既进入了伦理学的视野，也为政治哲学家所关注，在应用伦理学诞生的同时，应用政治哲学也相伴而行，其中最突出的重大问题就是社会公正。罗尔斯的公正论严格地说就是一种应用政治哲学研究，因为他针对的是西方国家现实存在的严重两极分化问题，而不是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样研究一般意义上的公正。其他还有很多问题也属于应用政治哲学研究的范畴，如战争、饥馑、难民、恐怖主义、公民不服从，等等，只不过这些问题也为应用伦理学所关注。实际上，20世纪应用哲学的发展就主要体现在政治哲学和伦理学方面，而且两者之间并无严格界限。所以到了今天，理论形态的政治哲学实际上包括元理论、基本理论（原理）和应用理论三个层次，或者说存在基础领域、主体领域和应用领域三个领域。它们的研究对象不同，元理论以政治哲学基本理论为对象，基本理论以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为对象，应用理论则以现实中突出的政治问题为对象，但它们都属于理论形态的政治哲学，只是研究的对象、层次或领域不同。
第三，在西方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具有一定学术影响和现实意义的西方政治哲学才是我们关注的西方政治哲学。自古至今，西方的政治哲学理论丰富多彩，其中有许多被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只有那些有学术影响和现实影响的理论才会流传下来，才会流传下去，这样的理论也才会为政治哲学研究者所关注、采用、传承和创新。这里说的学术影响并不限于对当时和后来的政治哲学的影响，也包括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尤其是对与政治相关的学科的影响。罗尔斯的公正论就已经成为当代政治学研究的重要理论依据，任何政治学理论研究都需要参照或借鉴其观念和原则。这里说的现实意义，主要是对国家构建和运行、对社会政治生活具有规范和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虽然产生于西方社会，但对西方社会现实没有多少直接影响，而对社会主义国家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影响和意义不能仅限于西方社会，更要着眼于人类、世界。当然，也有一些在历史上被湮没的有价值的政治哲学文献后来被发现、挖掘，它们同样会产生学术影响或具有现实意义。亚里士多德曾作过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帝的老师，亚历山大死于征战途中后，雅典人开始反对马其顿的统治，亚里士多德因此逃到加尔西斯避难，他的著作也被查禁，以至于有哲学史家称“600年西方学者无人见过亚里士多德的作品”。直到12世纪之后，西方才通过阿拉伯哲学家阿维洛依（Averroes，1126-1198）重新见到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并从希伯来语转译为拉丁语。亚里士多德著作（包括政治哲学著作）重现于世，对中世纪经院哲学大师托马斯·阿奎那产生了直接的深刻影响，也对后来西方的政治实践乃至整个世界的政治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四，产生于西方的政治哲学不一定是真正的西方政治哲学，具有西方文化底蕴和特色是西方政治哲学的重要标志。西方政治哲学像西方文化一样，有古希腊的世俗文化、古罗马的法制文化、古希伯来的宗教文化、意大利的市场文化四个源头。这些文化都会以基因的形式在西方人的血脉中传承，对今天的西方人来说，这四种文化基因都会或隐或显地体现出来，它们可以通过教育激活并在西方人的人生中得到体现。真正的西方价值哲学是以这种文化基因为深厚土壤的，具有不可磨灭的西方文化印记，其中隐含着西方文化的基因，不是在这种土壤中生长的政治哲学就不是地道的西方政治哲学。对于不是西方人的政治哲学家，他们也只有长期在西方世界生活并真正西方化，其政治哲学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西方哲学，否则，即使他在西方写的政治哲学著作属于政治哲学，也很难称得上是西方政治哲学。20世纪以来，中国有不少学者长期生活在美国，也写了许多著作，包括政治哲学著作，但他们的政治哲学似乎未见得到西方学者的普遍认可。一般来说，他们写中国哲学的著作更得心应手，写出来的著作也才有更大的影响。阿马蒂亚·森的政治哲学思想得到西方世界的认可，他虽然不是西方人，但他生活在被英国长期统治的印度，英国的奴化教育也为他注入了一些西方文化基因。
三、内涵意义上的西方政治哲学
以上我们从外延上将西方政治哲学界定为从轴心时代一直到今天西方世界不同层次的政治哲学理论，但这个范围仍然很宽广，涉及约2500年的历史上西方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各种政治哲学理论。为了便于从总体上把握西方政治哲学，我们有必要再从内涵上对西方政治哲学作出一个一般性的界定。作出这个内涵上的界定无疑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需要以对西方社会的相关历史文献和社会现实状况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并形成完整的研究成果为前提。这里笔者根据自己对西方文献资料和社会现实的粗浅了解做一个初步的界定，供学界同仁讨论和批评。
在笔者看来，西方政治哲学是以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为国家治理提供社会理想、价值目标、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为主要使命，以理想社会、社会公正、政体和制度的合理性、权力的合法性和制约、法治的重要性及与自然法的关系、公民社会及其与国家的关系、公民的德性和权利等问题为重点，以思辨构想为主要方法的哲学理论。对这个内涵的界定，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展开。
第一，西方政治哲学是一种哲学理论。政治哲学存在一个学科属性问题。关于它的学科属性，目前我国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认为它属于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范畴，这种观点今天相当流行。有学者提出“政治哲学是广义政治理论的分支学科，居于政治理论体系的最高层次”，其他的层次包括通俗政治学、应用政治学、理论政治学，政治哲学被视同为哲学政治学［7］。另有学者认为，政治学包括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它们既有共同的研究对象，也有不同的知识基础和研究方法，由此形成两种不同的学科体系，即规范的政治哲学体系和实证的政治科学体系［8］。还有学者通过解析政治哲学的英语表达来证明政治哲学属于政治学，认为“政治哲学”是“政治的哲学”（political philosophy），而不是“关于政治的哲学”（philosophy of politics）［9］。第二种观点认为，政治哲学属于哲学，这是一种传统观点。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是从哲学角度来审视政治和政治理论问题，它是一种政治世界观，是哲学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10］。第三种观点认为，政治哲学是哲学与政治学的交叉学科，这种观点是在应用哲学的意义上理解政治哲学。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介于政治学与哲学之间，是这两大学科的交叉学科和中介环节，具有哲学和政治学的双重性质［11］。以上三种观点看起来似乎各有各的道理，但从其最初诞生时的本义看，西方古典政治学（政治哲学）是属于哲学的一个特殊领域或专门学科。
古典政治哲学在苏格拉底、柏拉图那里诞生时就与哲学本体论、伦理学紧密联系一起，本体论是哲学的根基，而伦理学和政治学（政治哲学）是哲学的两个特殊领域。本体论从宇宙、社会、人类三者关系的角度研究人性及其体现的人生问题，而人性有两个根本特性，即自为性和社群性。自为性主要是伦理学研究的领域，社群性则是政治学研究的领域。显然，这种古典政治学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那种政治学的一个层次，如同西方古典伦理学不是现代伦理学的一个层次（道德哲学）一样，而是哲学的一个特殊领域。西方古典政治学作为本来意义的政治哲学，也不是与现代意义上的那种政治学相交叉的学科，而是哲学研究的专门学科，是哲学的一个内在分支。当然，西方古典政治哲学更不是哲学的应用学科，因为应用哲学是20世纪70年代才出现的新领域。今天的西方政治哲学应该是古典政治哲学的现代化，而不应该是在它之外的作为政治学一个层次或基础的学科。明确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只有让政治哲学保持其哲学的性质，才能与政治以及政治科学保持一定的张力，通过反思批判来规导政治及政治科学。相反，如果把政治哲学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层次或基础，它就会丧失自己的反思力、批判力和规导力，最终成为服务政治和政治学的工具。
第二，西方政治哲学实质上是一种哲学政治价值观，它为国家治理提供社会理想（价值目标）、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进入文明社会后，国家治理都以某种政治价值观作为终极的依据，但国家治理者并不都对此有意识。自轴心时代开始，西方政治哲学理论中包含的核心内容和实质内涵就是政治价值观，政治哲学家创立政治哲学的初衷就是给统治者提供这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与统治者自发形成的甚至政治科学家创立的价值观存在着根本区别，这种区别在于它们是有哲学尤其是哲学价值论（在古代主要体现为伦理学或道德哲学）作为其理论基础和根据的，它们的合理性通常是得到哲学论证的，因而我们可称之为哲学政治价值观。
哲学政治价值观一般包含三大要素，即社会理想或终极目标、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社会理想是政治哲学家所构想的理想社会，它可能是最好的（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也可能是次好的（如柏拉图的“次佳城邦”——马格涅西亚），将它具体化就成了以终极价值目标为终极追求的价值目标体系。核心理念就是一定历史阶段实现社会理想或价值目标所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如西方启蒙时代的自由、平等问题。基本原则则是实现价值目标和贯彻价值理念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一些原则。西方政治哲学理论体系形形色色，但究其实质，无非是社会理想、价值理念、基本原则而言。不过，一些政治哲学家的政治哲学体系不那么完整，其中可能只有哲学政治价值观的某些因素，如有理想蓝图而没有使之得以实现的实施方案。
当国家统治者接受政治哲学理论时也就接受了包含其中的哲学政治价值观。当然，从2000多年的西方历史看，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统治者都接受政治哲学家提供的政治价值观；另一方面，他们即使接受，也并非全盘接受，而是根据自己统治的需要而有选择地或加以改造地接受，接受的部分在实施的过程中还可能有很大的变动。中世纪基督教教会统治者接受了奥古斯丁的政治价值观，但他们实际奉行的政治价值观与这种政治价值观仍有很大的差异，它更强调教徒在现世对教会的服从，而不是对来世的追求。近代以来西方各国选择的哲学政治价值观虽然大致相同，但各国政治家在将它同本国实际和传统相结合后所形成的主导政治价值观，彼此之间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第三，国家始终都是西方政治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与国家直接相关的问题是西方政治哲学始终都关注的主题。西方政治哲学从诞生开始就主要关注城邦，即古代意义上的国家，后来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成为古罗马政治哲学家研究的视域。基督教虽然看起来面向全人类，但后来的历史事实表明，基督教在其教会的控制之下把一切异教都视为仇敌，甚至严厉打击异端思想。在西罗马帝国分崩离析之后的长达千年的时间里，西欧始终处于由代表世俗权力的王权（皇权）和代表宗教权力的教权（神权）构成的二元统治局面。两种权力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在漫长的中世纪黑暗时期此消彼长，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其间经历了5世纪至10世纪的王权教权合作、11世纪至13世纪的教权居于上风、13世纪至15世纪教权开始衰落的历史过程。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其间直接研究世俗国家的政治哲学几乎没有，只是一些神学家特别是托马斯·阿奎那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论及王权与教权的关系问题。近代政治哲学家关注的更是国家，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哲学指向的就是建立统一的意大利，后来的启蒙思想家也大多着眼于民族国家考虑政治问题，其理想是构建不同于封建王国的理性王国。近代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断强化政治哲学家的国家意识，一些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如霍布斯、洛克、亚当·斯密、约翰·密尔等）都是着眼于国家来构建自己的政治哲学。只有少数政治哲学家有世界视野和人类情怀，如斯多亚派提出过“世界城邦”的构想，康德研究了世界公民和世界永久和平等问题，马克思把人类的解放作为终极追求，但这些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进入20世纪之后，国家仍然是西方有影响的政治哲学家关注的中心，罗尔斯的新自由主义、诺齐克的新古典自由主义、桑德尔的社群主义等都是国家政治哲学。不过，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系列新出现的全球性问题也引起了一些西方政治哲学家对世界共同体的重视和探讨，如哈贝马斯就提出过民族国家扬弃论，倡导建立“没有世界政府的世界内政”（实即世界共同体）。由以上阐述可见，西方的政治哲学总体上看是一种以国家治理为主要研究内容的国家政治哲学，比较缺乏世界视野和人类情怀。这种政治哲学与西方一直以来流行的国家至上主义有某种深刻的内在关联。
西方政治哲学由于以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他们眼中的社会主要是国家，国家是他们研究的主要视野，只是国家随着历史的变迁发生了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奴隶制到封建制再到民主制的变化。于是，怎样使那种苦难的、战乱的或社会问题重重的现实国家变成理想国家或好社会，是西方政治哲学的核心主题。围绕这一主题，政治哲学家们关注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国家是好国家，这几乎是每一位政治哲学家都关注并提供了答案的问题，其中社会公正又是关注的焦点。在西方政治哲学家看来，好国家的决定性因素在于政治制度及其体现——政治体制，这在古希腊被称为政体或政制，在近现代被称为政府形式。政治制度决定治理方式，这两个问题在西方是一体两面的问题。古希腊政治哲学家在最初着手研究政治哲学时就注意到这一重大问题，在西方最终确立了民主制度之后，由于这一制度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还在苦苦探索完善民主制的问题。迄今为止，这一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国家和政府依靠政治权力实行社会治理，政治权力是公权力，它存在着产生的正当性、运用的合法性问题，包括权力的制约问题，这是西方政治哲学家始终关注的焦点问题。柏拉图晚年就已经意识到了法治的重要性，近代启蒙思想家更将法治作为国家治理的唯一方式。法治理论将法律视为“国王”，那么就涉及法律产生的根据问题，西方政治哲学家注重从宇宙或人性中寻求法律的根据，这就是自然法或本性法，因此，对自然法的研究几乎贯穿西方古今。在2000多年的历史上，很长时间公民社会被看作同构同质。但到了当代，一些政治哲学家提出了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问题，两者之间关系的历史也因此被重新加以审视。国家以公民为基本的或终极的社会成员，又以公民的好生活为终极追求，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好则共生共荣，坏则鱼死网破，这一极为复杂的关系问题也是古今西方政治哲学家高度重视的问题。总体上看，古代高度重视公民的德性问题，要求公民应成为国家的好公民，而近现代更强调公民权利是天赋的，而且至高无上，国家存在的意义在于维护和扩大公民的权利。当然，古今政治哲学家研究了无以计数的政治哲学问题，以上所述只是其中的一些焦点性问题，把握了关于这些问题的西方政治哲学才能抓住其要害。
第四，西方政治哲学主要是西方政治哲学家运用思辨方法构建的哲学知识。施特劳斯说：“政治哲学就是理解政治事物本性的尝试。”［4］（P6）这种说法非常正确，因为他说的是理解政治事物的本性，而非它们的本质。自然科学也好，社会科学也好，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采取对现象观察、实验、调查等方法揭示事物的本质。这种现象的本质并不一定是事物的真正本性即本然本质，而是事物的实然本质，事物的真正本性并不能采取这些方法来揭示。一般来说，自然现象背后的本质是与其本性相一致的。比如，我们通过观察可以发现所有的动物都谋求生存得好，鸟建窝，蚁筑巢无不如此，于是我们就可以从这些现象得出动物的本质在于谋求生存得好。从哲学上看，动物的这种实然本质就是它的本性或本然本质的体现，因为动物是其所是的自在存在，其实然本质就是其本性即本然本质的体现。而施特劳斯说的“政治事物”都完全是人为事物，创造这些事物的人作为自为存在，可以是其所不是，其实然本质可能不是本性即本然本质的体现。例如，人们常常从许多人的自私自利、贪得无厌、见利忘义等行为中得出人的本性是恶的。这种看法实际上是混淆了人的实然本质与其本然本质即人性之间的区别，他们看到的是人的实然本质，而它并不是人的本然本质的体现。人的本然本质是谋求生存得更好，人在实现本性的过程中受环境的影响可能会变得邪恶，但这不是本性使然，而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因为如果人性本恶，人类就不可能进化到今天，成为宇宙中最高贵者。政治哲学，就其探讨活动的根本任务而言，就是哲学家运用思辨的方法探讨人的政治本性的学问，这种政治本性其实就是人性的社会性的典型形态。哲学家的思辨方法，主要不是观察、实验、调查等科学方法，而是对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以及政治理论进行反思、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根据理论逻辑构建政治哲学理论的非科学方法。只不过这种思辨方法在古代主要体现为从宇宙本体引申出社会本体或社会本性（如苏格拉底从宇宙的善目的引申出社会的善目的），而近现代主要体现为从原初状态引申出社会状态。其方法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都不是科学的经验归纳，而是哲学的思辨构想。
四、西方政治哲学的总体特征
由以上考察可以发现，西方政治哲学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其思想观点宛如晴空的繁星精彩纷呈，但与同样历史悠久的中国政治相比较，有其自身标志性的总体特征。概括地说，其最突出的特征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历史演进的多源性与断裂性。与中国政治哲学都源于以《易经》为代表的文化传统不同，西方政治哲学在演进的过程中不断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加入，而这种加入往往又否定了先前的传统。西方政治哲学最早的文化渊源是古希腊的人文文化，紧接着古罗马的法治文化取而代之，古罗马文化深受古希腊文化的影响又独具个性，成为西方政治哲学的新背景。伴随着罗马帝国版图的扩大，古希伯来的宗教文化汇入古希腊罗马文化之中，并与之相结合形成了基督教文化，从而为西方政治哲学提供了与希腊罗马文化实质上不同的宗教文化资源。13世纪开始在意大利兴起的市场文化是对基督教文化的否定，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又深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后来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又从古希腊罗马文化中吸取了丰富的滋养。
文化渊源的多源性使西方政治哲学具有明显的断裂性特征。西方政治哲学从诞生到今天长达2500年，其间经历过古希腊罗马、中世纪和近现代三个大的历史阶段，社会形态发生过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两次断裂性变化。作为时代政治精神的精华和升华，西方政治哲学也有相应的古希腊罗马政治哲学、中世纪政治哲学和近现代政治哲学三种基本形态，并且发生了从古希腊罗马政治哲学到基督教神学政治哲学，再到近现代政治哲学的重大转变。这种演进断裂性的最显著标志是社会理想由人间转向天国再转向人间，价值取向从德性幸福转向天堂幸福再转向世俗幸福。虽然后来的西方政治哲学在深层次上隐含着古希腊罗马的精神元素，尤其是以个体为本位，追求个人幸福，崇尚自由、公正、法治，但这三个阶段的政治哲学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治哲学形态。
正是在这种复杂多变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形态的断裂性变革中，西方政治哲学总体上呈现出内容丰富庞杂、观点多元对立的状态。这种状况在西方近现代尤其明显。麦金太尔认为，在我们的文化中，似乎没有任何确保道德上一致的合理方法，而且这些争论没完没了，显然无法找到终点，相互对立的论证具有概念上的不可通约性。之所以如此的前提在于，它们有一个历史起源意义上的广阔多样性。它们有的来自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有的来自马基雅维里、卢梭、马克思，等等。这种前提多元主义的情形“既可以很好地适用于交叉着不同观点的有条理的对话，也可适用于残章碎片的不和谐的杂烩”［12］（P12）。道德哲学的情形如此，政治哲学的情形甚至更为严重，如共产主义政治哲学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就是完全对立的。
其二，理论根基的多变性与迥异性。哲学起源于对世界本体的思考，这种思考的理论形态就是哲学本体论，本体论不仅是哲学最早的学科，而且是哲学的根基或支撑，任何一种政治哲学之为哲学，就是基于某种本体论对政治进行的思考和探讨。有些政治哲学家的政治哲学虽然表面看起来没有本体论作为根据，但实际上也隐含了本体论的承诺。西方政治哲学同样有其本体论根基，但不同时代的政治哲学甚至同一时代的政治哲学所创立或依循的本体论很不相同。
从历史发展看，西方政治哲学的本体论根基发生了一个从包含社会本体在内的宇宙本体到单纯的社会本体的重大变化。在西方政治哲学开创者苏格拉底那里，政治哲学的根基是目的论本体论。他认为，宇宙万物的本体不是始基而是目的，这种目的就是善或好。根据这种目的论本体论，城邦的目的被确定为让其公民过上好生活或幸福生活，而幸福就在于灵魂的善即德性，如何使公民有德性从而获得幸福就成为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苏格拉底的这种思想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传承，也被基督教神学家部分吸收，因此，西方古代的政治哲学被称为目的论的政治哲学。然而，从西方现代早期开始，政治哲学家不再关心宇宙本体而只关心社会本体，从社会本体论引申出政治哲学。霍布斯、洛克等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构想了一种事实上并不存在的自然状态，这种自然状态不是整个自然的状态，而是社会的原初状态。自然状态是危害人类生存的，于是人们通过理性的权衡，根据自然法订立契约、组建社会、制定法律。这种社会本体论其实就是政治哲学，其主旨是寻求国家产生和存在的正当性、权力的合法性和限度的本体论根据，为作为理想社会的“理性王国”构建提供哲学论证和理论依据。这种政治哲学没有宇宙本体作为根基，更不考虑苏格拉底的那种作为本体的目的，因而被称为契约论的政治哲学。以契约论为基础的政治哲学取向一直影响到今天，以罗尔斯的公正论政治哲学为典型代表。这是西方政治哲学本体论根基的一次重大变化，除此之外还有不少重要变化，如从目的本体论转向理性本体论（斯多亚派）、从目的本体论转向上帝本体论（基督教神学家）、从古典的“先道德后契约”的契约论（洛克）转向“先契约后道德”的契约论（罗尔斯）等。
从同一时代看，不同政治哲学的本体论根基也有很大差异。不用说西方近现代有霍布斯、洛克、卢梭、康德、罗尔斯等人不尽相同的契约论，即便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师徒三人的目的论本体论也有很大的差别。苏格拉底的本体论是典型的目的论本体论。他将目的引入对宇宙万物存在的解释，认为事物的产生和存在不仅是有目的的，或者不如说被赋予了目的，而且这种目的就是成为最好的。这里的“最好”就是“善”。追求“最好”就是事物的本性，也是所有事物共同的本然本质，成为最好的就是使事物自己的本然本质得到充分的实现。柏拉图的本体论是理念论，他认为作为世界之共同本然本质的理念才是世界的真正根源，由理念构成的世界是原型世界，现实世界则是理念世界的影子［13］（P58）。苏格拉底那里作为事物本然本质的“善”变成了理念世界中最高的理念，它是所有事物追求的终极目的，这种目的只有哲学家才能认识，所以也只有哲学家（或有哲学智慧的人）才能够担当国王的大任。亚里士多德在批判自己老师的理念论的基础上建立了实体论本体论，他先把个体事物视为实体，后来又把构成事物的形式视为实体。在他看来，以往哲学关于世界本原的探讨其实就是关于世界原因的探讨，他从中归纳出了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后来又将这四因归结为质料因和包含动力因和目的因的形式因。显然，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仍然保留了目的论的特点，但目的只是本原之一，其本体论地位大大下降。正是因为三位哲学家的本体论有所不同，他们的政治哲学也就有了明显的差异。
其三，思想旨趣的理想性与实践性。哲学既要构建本体世界、可能世界，又要构建理想世界（主要是理想社会）。一般而言，构建理想世界是价值论的使命，但作为学科形态的价值论出现之前，这一使命主要由政治哲学担当。在西方，自柏拉图第一次提供了一个理想社会即所谓“理想国”之后，历代具有开创性的政治哲学家都基于对现实社会的反思和批判，致力于理想社会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又一个理想社会的模型。其中最著名的有斯多亚派的“世界城邦”、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自由主义者的“理性王国”、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社会”，等等。大多数提供理想社会的政治哲学家都为理想社会的实现设计了实践方案，如马克思就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一些信奉某种理想社会的政治哲学家也参与了这种实践方案的修改完善，罗尔斯就是一位典型的代表，他不仅给理性王国增添了公正元素，而且为其实现构建了完整的理论体系。正因为西方政治哲学家高度重视政治哲学的实践性，西方政治哲学和伦理学一样在西方历来被视为实践哲学。整体上看，西方政治哲学史可以说就是根据不同时代的时代精神，针对不同时代的重大问题，致力于谋划理想社会及其实现方案的历史过程，整体上兼备理想性和实践性。即使是基督教神学家，也一方面不断完善天国理想的蓝图，另一方面又不断完善走向天国的路径。
其四，学术观点的多元性与对立性。在西方多头思想文化渊源和断裂性历史演进过程中生长和发展的政治哲学，无论是从纵向看还是从横向看，其基本观点呈现出多种多样的面貌，而且许多基本观点完全对立。
从纵向看，古希腊有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古罗马有罗马斯多亚派政治哲学、西塞罗政治哲学、基督教教父政治哲学，中世纪有基督教或天主教神学政治哲学，近代有共和主义政治哲学、自由主义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现当代有罗尔斯政治哲学、诺齐克政治哲学、桑德尔政治哲学等。在这些政治哲学中，虽然其中有某些共同的观点和精神，但总体上看它们都是彼此不同的，属于性质迥异的政治哲学，有些甚至是完全对立的。教父政治哲学就是与苏格拉底—柏拉图政治哲学完全对立的，近代的几种主要政治哲学则都对中世纪神学政治哲学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当然，在多元的政治哲学之间，有的一致性大于差异性和对立性，有的则反之。前者如苏格拉底—柏拉图政治哲学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后者如神学政治哲学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
从横向看，西方政治哲学的多元性和对立性更为突出。西方古代的政治哲学往往并没有因为时代巨变而完全死亡，而是有很强的传承性，或隐或显地得到了传承。如此一来，到了现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种类、派别越来越多，它们多元并存，彼此对峙，甚至相互对立。比如，由基督教分裂而形成的许多教派都有自己的政治哲学主张，它们今天都存在于西方社会，对人们和社会程度不同地发生着影响。这些政治哲学主张都是基督教神学政治哲学与时代和区域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是显性的传承。近代的共和主义政治哲学源自古希腊罗马政治哲学，虽然变化很大，但其中包含着古典政治哲学的一些基因和元素，这些则是隐性的传承。于是，到了当代西方，各种政治哲学都活跃在西方世界的舞台，都力图对西方社会的国家治理和政治生活发生影响。在这种多元对立的政治哲学环境中，政治家往往只能采取罗尔斯说的那种寻求“重叠共识”的方式，以求其政治主张上的平衡和协调，这实乃无奈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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