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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国家安全理论创新
作者 / 白云真
大外交智库（GDYT）首席顾问
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特聘高级研究员
来源
经大外交青年智库（GDYT）首席顾问白云真授权，GDYT青年公众号刊发全文；内容节选自秦亚青主编《中华文化视野下的国际关系与全球治理》之白云真篇。
秦亚青语：“中华传统文化思想在当今国际社会秩序和全球治理中具有怎样的实践性意义也是讨论的重点之一。白云真的文章《文化与国家安全理论创新》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想和关系性安全逻辑用于当今世界政治研究之中,认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安全实践知识将成为国家安全理论创新的重要路径。中国国家安全理论有赖于中国文化蕴含的世界观、认识论与方法论。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安全理论，尤其是美国国家安全理论往往反映着西方文化二元对立的思想模式，在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上显示出其理论的贫困。国家安全理论创新需要聚焦内外一体的关系性安全世界、生生变通的关系性安全逻辑、义体利用的关系性安全义利。”
本文摘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安全实践知识将成为国家安全理论创新的重要路径。中国国家安全理论有赖于中国文化独特的世界观、认识论与方法论。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安全理论、尤其是美国国家安全理论往往反映着西方文化二元对立的思想模式，在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上显示出其理论的贫困。国家安全理论创新需要聚焦内外一体的关系性安全世界、生生变通的关系性安全逻辑、义体利用的关系性安全义利。
本文要词：文化；中国辩证法；国家安全理论；安全文明
特别说明：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金融权力视角下我国国际金融战略与角色研究”（项目号18YJAGGJW001）、北京高校高精尖学科交叉学科的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国家安全学成为一个重要的学科，由此国家安全基础理论创新更加成为中国国际关系以及国家安全学界不可回避的学术任务。更为重要的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及其所反映出的实践性知识有待于系统化、理论化。科学知识社会学者皮克林将科学分为作为知识的科学、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倡导考察文化的多元性以开启思考科学实践的新空间，反映出科学知识（scientific knowledge）与实践知识（practical knowledge）的差异及其两种不同的理论化形式。中国学者秦亚青明确指出，“对中国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建设而言，中华文化是取之不竭的思想宝库；对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理论建构而言，中华文化是启迪创新的源头活水。”可以说，中国文化为国家安全思想谱系与理论创新提供了有别于其他文化的知识背景与方法路径。为此，中国学人有必要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等，推进基于中国文化精神及其安全文明的国家安全理论创新，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国家安全理论体系。
在美国学术界，“与早期的黄金时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际关系学成为安全研究理论化的主要学科背景。”安全研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成为美国国际关系学的两大学科支柱。相似的是，由于相对成熟的理论视角尚没有形成，作为一门跨学科的新兴交叉学科中国国家安全学受到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以及道义现实主义、过程建构主义等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石之瑜立足于关系性以关系的平衡（balance of relationships）推进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化，强调先在的基于规则的关系（prior rule-based relations）、应变性关系（improvised relations）之别，以关系性安全（relational security）描述中国人道主义干预所体现的对外政策目标，强调维护稳定的双边关系，然而并未阐述出内外相反相成而一体的关系性安全。
秦亚青教授探索了社会理论建构的文化路径，以中庸辩证法致力于建构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 季玲正是基于世界政治关系理论关于共在存在、关系性身份和关系理性等基本假定，指出关系性安全强调以维系共在关系和追求共享利益为导向的关系性身份确认过程，是实现本体安全与物理安全相统一的可持续安全目标的路径，行为体遵循关系理性、能动和创造性开展实践活动是关系性安全目标得以实现的保证。然而该“关系性安全”的概念与分析框架并未涵盖或阐明关系性安全内在的内外等相反相成的关系、关系性安全的生生变通逻辑以及关系安全伦理身份，需要进一步返回到中国文化的世界观、认识论以及方法论等，阐明内外之辩的关系性安全世界、安危之辩的关系性安全逻辑以及义利之辩的关系性安全义利。
所有理论立场都有赖于本体论、认识论以及方法论的特定假设。为此，笔者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维度探讨国家安全理论的中国文化基础，进而以此审视美国国家安全理论及其贫困的根源，尝试着推进中国国家安全理论建构，进而阐明文化对于国家安全基础理论创新的重要意义。
二、国家安全理论的中国文化基础
国家安全理论是建构者所处的知识传统与价值理念的文化产物，因为建构者往往在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文化条件与历史实践下创建理论。“中国文明经验在新型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上的应用…是如何将中国人基于人'相互性’把人视为一种相互联系的'关系体’这种认知模式进行学理性提升。” 因此，国家安全现象及其问题必须放在思想文化脉络中来理解其意义，由此所激发的文化思考的根本问题、本土立场也是中国安全文明的根基和尺度。据此，中国国家安全理论必定与中国文化系统、安全实践有着或明或暗的关联性。由于日益增强的文化自觉，中国独特的安全经验、安全思想有可能成为中国学者学术贡献的来源，然而中国学者在构建国家安全理论方面仍然不足。事实上，中国文化蕴含着相对独特的世界观或宇宙观、认识论、方法论，反映在中国国家安全哲学领域中，因而中国文化内含的关系性世界观、道法自然的认识论以及中体和用的方法论不仅是修身养性的文化基础，更是国际关系理论、国家安全理论的文化基础。
（一）国家安全理论的中国世界观
中国人的世界观并不是相互隔离的原子论式世界观，而是关系性或互系性世界观。由此来看事物并没有固定不变的实体性质，反而是一种动态、功用、过程。《易经》将世界视为往来之过程，视为变化的过程。万事万物都在变化，没有不变的，因而谓之易无体，然而易以用为体，在用上方能彰显易之体。在中国文化视域下所谓固定不变的实体皆是生化而成的，但是并非完全否定固定不变的实体。万物周行不殆，并非自动，必有固定的基本实体。
西方文化很大程度上涉及人与上帝的关系，呈现出二元对立的思维特征，所依赖的一神论“更主要是一种思维模式，来源于一神教，但已经推广为理解一切事情尤其是政治、伦理和文化的一种思维模式”。特别是西方文化“始于欲在现象外求本体，将一切现象均视作物之附性非真正之实在，故恒欲撇开现象以探索支持宇宙之固定不变真实本体”。西方意义上的本体皆指具有固定不变性质的实体。在西方世界看来，世界是由低至高层层叠加的秩序，那么一切实体之物在这一等级秩序中均有一定的位置，遵循形而上的法则而运行。
（二）国家安全理论的中国认识论
任何一种理论体系与理论创新必定涉及认识论问题。没有对世界的认识，理论是不可能展开与创新的。在中国文化中认识论与作为实践知识的理论是相反相成的。《易经》并不主张以超自然的存在（如上帝）、抑或纯粹的先验精神（绝对理念）认识事物，而是强调观天地之象、人事之变。“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老子认为，阴阳相克相生的自然理性高于人的理性，以天道补人道损补抑举。“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与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道则不然，损不足，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其唯有道者。”人道取法天道，以有余补不足，以均平调和而安定。由此，中国认识论与关系性世界观有关，并不诉诸于纯粹的客观思维以及主体内在的理性，并不是凭借思维的规定去认识那现实的外部世界，而是观察体认思考阴阳自然而然地相克相生交替变化之道，以阴阳交替变化的自然之道推及人事。
中国学人观物体道，格物致知，探究事物而求得实践性知识体系，并不以所谓科学的假设为基础建构知识性理论体系。“盖凡世间一切消息盈虚往来剥复屈伸损益一切之相对两种状态，自吾人之认识上言之，皆互相补足相反相成而不可离之两面。吾人承认其一面，同时必须假设有其他面。二者实构成一全体。”为此，研究者应该以事件为本，顺应事物与事理相摩相荡相和、变化有常的自然法则。
（三）国家安全理论的中国方法论
中国思想文化所承载的“三生万物”不仅是修身养性的方法论，而且是中国经世致用的方法论，即阴阳相反相成的三元辩证法。中国道儒辩证法皆以《易经》的“一阴一阳之谓道”为源。《黄帝内经》亦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阴阳合体而通变应事谓之应用之道。老子言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阴阳需要动态中和之冲气的调和力量加以调节，因而阴阳和合实现阴阳之间的平衡则万物生。万事万物都是由相对的正反两个力量激荡而生成。阴阳和合以阴阳相对相反为前提，但是并没有停留在二元对立的思维，而是强调阴阳相成的统一性，然而西方文化是限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过于强调二元之分，并不太注重二元之合，更是将二元对立绝对化了。
儒家以中和强调中体和用不分，因而和之用无法脱离中之体，需以和之用体现中之体。儒家经典《中庸》承继《易经》坤卦的《文言》及《系传》，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阴阳的动态平衡为万事万物之本，所起的作用就是相反相成的适当均衡调和，如相反相成的损益关系。“天、地、人共生万物也…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致中和就是顺应交替变化的自然，顺正合理，恰当好处，因时而变。和而不同意味着变化万殊，更是揭示出和之用的精髓，意味着万殊之用，即万事万物表现出阴阳相反相成的不同方式。孔子强调过犹不及、“时中”，即因历史阶段性变化而调整阴阳之间的关系。孟子则言“叩其两端而执中，执中无权，犹执一也”，以内外之辩、王霸之辩、义利之辩阐明内外杂用、王霸杂用、义利杂用的中和之用。
三、美国国家安全理论的贫困
国家安全理论创新必须以他国国家安全理论为鉴，特别是欧美国家安全理论。由于中西安全理论分属两个有别的思想文化系统，因而国家安全理论创新不能机械地将欧美国家安全理论纳入中国国家安全理论，也不能生硬地将中国国家安全理论整合到欧美国家安全理论体系之中，需要开展比较研究，以此作为中国国家安全理论创新的参照系。所谓的安全研究在二战结束前后以美国智库、大学为基础而成为一门跨学科以及独特的研究领域，然而20世纪90年代安全研究出现了以美国与欧洲为中心的两个相对独立的理论探索领域。“安全理论的一个特殊性是，独特的'政策知识’类型以专业知识支持政策——美国安全理论试图提供这种知识，然而（鲜明对比的是）欧洲安全理论将这种知识视为批判分析的主要经验来源。”鉴于美欧安全研究的差异以及美国安全研究经验对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的深刻影响，笔者更多地以中国文化视野探讨侧重解决美国国家安全问题的美国国家安全理论。
安全研究中的博弈论、威慑理论、防务经济学等战略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以及政策实践意义，但是由于安全研究的国际关系化，笔者更侧重探讨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所构成的所谓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衍生出的安全理论，以此以比较研究的维度揭示出美国国家安全理论的限度或局限、抑或贫困。如同余潇枫所评论的西方非传统安全理论一样，美国国家安全理论存有严重的本体论、方法论与价值论缺陷，即“一是以原子主义为特征的本体论局限，二是以二元对立为特征的方法论局限，三是以西方中心论为特征的价值立场局限。”美国国家安全理论深受牛顿经典力学的科学文化的影响，表现为以实体为单位的国家本体论、以理性算计的理性主义认识论、机械因果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美国国家安全理论以其所迷恋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注重单一因果地分析安全现象，处处尽显其国家本体论的假设。
（一）美国国家安全理论的本体论
从本体论而言，美国国家安全理论是关于存在的理论，是以相互隔离的原子式世界观为基础的，将国家假设为一个拥有主权的政治实体，主要以国家安全行为为研究对象。所谓的美国国家安全理论是以永恒不变的国家实体论（substantialism）假设为前提的，侧重探讨国家实体之间所存在的外部关系，使国家间安全关系呈现出鲜明的外部性（externality）特征。
现实主义的根本假设是，国家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因为现实主义者强调社会现实的实质是群体，在这个时代主要表现为国家。加拿大学者罗伯特·考克斯所称的新现实主义尽管试图突破逻辑个体主义的局限而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但是仍以国家独立自主的行为体为前提，将国家安全关系视为以国家为中心的安全现实。“为了理论，新现实主义学者必须把国家看作是一个实体，这个实体具有一定目标或利益，并能为实现其目标或利益做出决策和选择。这样，为理论之故，国家必须被当作一个不成问题的整体，这个整体理所当然、无可争议地存在着，拥有着疆界、认同结构、国民、合法性和利益，也有能力做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决定，这一切都不受跨国阶级和人类利益的影响。”新现实主义认为，理解国家安全行为的关键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及其国际体系中物质能力的分配，而且国家间权力分配的均势及其变化形塑着国家安全。自助体系的国际安全结构是由其主要行为体界定的，是行为体之间像原子那样相撞的产物。新现实主义安全理论将国家假定为单一的行为体，将物质能力、权力政治与冲突视为客观的，强调权力的工具理性以实现国家安全目标，忽视或者完全并不考虑国家内部的政治系统及其特征。“对新现实主义者来说，国家在本体上是优先于国际体系的。…如果不先形成关于国家行为体的概念，就不可能来描述描述国际结构。”然而这一假设显然是与安全事实并不一致，不仅因为国家是由特定的领导人、治理机制、利益集团以及国民构成的，而且国家是历时变化的，更是与其他国家、人群纠缠在一起的，并不是完全隔绝的。
新自由制度主义虽然强调国际制度对于国家安全的意义，但是并未完全脱离新现实主义的国家实体假设，反而在本体论立场上与新现实主义日益趋同。国际制度的有效性有赖于独立的个体国家对于成本效益的利益权衡，尽管基欧汉等最初曾经认为国家有着明确边界且与外界相隔离的假设是可以质疑的。“许多传统的（自由主义）跨国关系理论事实上相对而言是以行为体为中心，往往某种程度上忽视结构（或将跨国关系视为对自主性行为体理性行为'微不足道’的约束）”新自由制度主义学者罗伯特·基欧汉自己也认为，国家理性是新现实主义的核心假设，也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关键假设，即“在世界政治分析中国家可以被视为单一理性的行为体，仔细算计不同行动路线的成本并寻求使其预期效用最大化”。正是国家实体论假设使国际制度与个体国家安全行为因果性地联系在一起。
事实上，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将国家想象为本体论意义上的理想状态，借助形而上学抽象的国家概念认识安全行为，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其国家实体本体论实质上是观念实体本体论。与之相比较，建构主义更具观念实体本体论色彩。建构主义将社会意义、语言与信念视为社会存在本体论上意义最重要的方面，强调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建构主义安全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没有摆脱传统主义的深刻影响，侧重以洛克、康德文化结构的自由主义文化语境研究国家安全行为，解释国家安全现象。新现实主义的国家实体本体论没有给予理念以多大的空间，有碍于对安全变化的解释，建构主义则持观念实体本体论，然而两者都没有揭示出人类理念与物质世界的内在联系，无法呈现出反映特定历史特征的安全结构。
（二）美国国家安全理论的认识论
与美国国家安全理论将国家视为实体的本体论假设相一致的是，表现为以功利主义为前提的博弈论与理性选择的理性主义认识论。从认识论而言，美国国家安全理论是有关抽象的客观的知识，以理性认识的功利主义分析原则获得客观的安全知识。“理性的含义是什么呢？理性的含义仅仅是，某些竞争者比其他竞争者做得更成功。”华尔兹借助微观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以类比的方法将其视为其认识论的前提，假设国家致力于确保其生存。“正如市场经济一样，国际政治体系是由追求自身利益的单位的联合行动形成的。”尽管国家其他目标会变，然而国家生存的理性动机并不会变。“在无法确保国家安全的世界上，人们只是把生存动机作为行动的出发点，而不是作为对国家每个行动背后的冲动的真实描述。”国家要运用其力所能及的任何手段，获得自身界定的利益，能够进行客观地进行调整以适应安全环境。“功利主义理性主义以手段——目的或者说是工具的方式来界定理性：高效的行动服务于既定目的，其价值性或真理性体现在个体行为体的利益实现上，而无法在公共利益那里得的解释。经济理性主义是该理性主义的原型。或者说它是理性主义的理想形式。”有关安全的论述都是建立在所设想的虚假的理性认知基础上的，从而接受或反对特定的知识主张。研究者经由数据分析或历史案例研究归纳因果关系而获得安全知识，因而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是非历史主义的。
新自由制度主义者罗伯特·基欧汉虽然在观点或侧重点上与新现实主义存在着分歧，但是在理性主义认识论上没有根本性分歧，以理性主义研究合作的条件，只是对于合作没有新现实主义那么悲观。合作性协议或契约是以交换为基础的。“由于该研究计划根植于交换理论，它以稀缺、竞争以及理性为行为体的假设。”由此，国家并不能忽略交易成本。基欧汉认为，制度影响着参与合作的成本，因为制度减少了某种形式的不确定性，改变了交易成本。“即使理性主义理论并不总是帮助我们理解世界政治变化的精确程度及其呈现的形式，但是它通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世界政治变化的方向。”当然基欧汉也意识到理性主义的局限，强调理性主义善于提出问题且提供研究线索然而无力提供答案，需要将其视野返回到历史之中去，以时间演化的方式考察国家对环境的理性适应，进而力图使历史研究与理性主义研究规划相一致。
如自由建构主义者温特所强调的，建构主义因其观念实体本体论而有别于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然而建构主义仍无法完全脱离个体理性主义认识论。温特在20世纪80年代时也认为，理性主义理论“被证明是有用的，为作为战略互动的意外后果的社会制度的出现与再现提供了洞见”。国际规范之所以影响国家安全行为，是因为国家具有个体理性，权衡利弊才决定遵从国际规范与否。如秦亚青教授所言，“失去了个体理性，规范不会发挥作用，主流建构主义的国际规范研究也就失去了逻辑支撑点。”
（三）美国国家安全理论的方法论
实证主义往往表现为脱离安全现实的抽象经验论（abstracted empiricsm）。从方法论而言，美国国家安全理论是以价值中立为方法论上的预先假设，以机械的因果分析、因果解释、因果推理作为安全研究的方法，尤其是定量方法，抑或使定性数据化、定量化，以此探讨安全关系的因果性，遮蔽了规范方法。利益分析的单一因果推理的实证主义方法论是美国国家安全理论形成与发展所依赖的前提。美国安全研究一般寻求所谓变量关系的实证分析，将安全实践简化一种利益逻辑，建立起有关国家安全行为与国家安全结果之间机械因果性理解或理论，从而试图为特定国家的安全行为“自我辩护”。理性主义尽管并不完全等同于实证主义，但是与更为广泛的实证主义以及因果解释的方法论相一致。在实体本体论中，美国国家安全理论并不能探讨作为实体的国家或观念的构成或目的，只能提出有关安全手段的建议。美国国家安全理论寻求国家安全行为的单一成因，无法解释国家安全行为变化的动态特征，而且以西方的国家概念建构国家安全理论，遮蔽了非西方国家有别于西方国家的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从而呈现出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偏见与烙印。
现实主义安全理论将国家视为理性行为体，假定国家根据其界定的国家利益做出战略决策。“在战争中，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国家的目标都是追求眼前利益。”每个国家会尽其所能地为自身谋利益。现实主义者“对这些国家行动的解释，并非简单地基于它们所宣布的政策，或基于对它道义行为的假定，而是基于一个前提，即它们理性地寻求增加它们的权力的方式。他们制定种种政策，依赖自身或联盟，积累或保持足够的力量，以维护它们根本的安全利益，从而保护它们自身的安全。”对新现实主义而言，国家是理性的个体行为体，由国家权力所界定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计算形塑着国家间安全合作以及安全秩序。
像新现实主义那样，新自由主义认为国家安全行为是国家这一单一的理性行为体的产物，在安全舞台上追求安全利益。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似乎仅仅关涉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追求相对收益、抑或绝对收益。建构主义则认为利益是由观念所界定的，因为利益之所以具有意义和内容并由此产生作用，首先是由于观念使然。安全观念的根本作用是建构具有解释能力的利益。相比于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安全理论，建构主义安全理论更注重角色身份所赋予的责任。如果国家能够解决个体性与共同体之间的矛盾，就会创建一个康德文化的无政府体系，从而形成多元安全共同体和集体安全。
美国安全理论者寻求建构某种以单一因果关系为基础的所谓的作为客观知识的科学，以价值中立的立场探究所谓的有用知识，以此作为有效安全行为的手段或工具。美国国家安全理论尽管在安全实践上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但是往往拘泥于国家本体论，陷入安全的国内维度与国际维度、国家与民众之间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之中。特别是美国国家安全理论模仿牛顿经典力学的科学观，力求建构解释国家安全行为的因果理论，更关注共时性而非历时性，无法洞察潜在的安全问题及其未来安全可能性，往往陷入有因无果的所谓因果性与量化的陷阱或局限之中。
证实与证伪的科学验证方法坚持所谓科学知识与价值观的二元分立，贬低那些无法简单量化、为科学无法理解的安全道义与伦理，将安全道义与伦理排除在安全理论建构之中，呈现出道义与利益相分离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假设从权力界定的利益出发思考国家安全及其行为，从利益中推导出国家安全行为，进而建构出一种说明性的理论，最终致使新现实主义所描述的安全成为纯粹技术的运用以及盲目的战略冲撞，而无涉价值理性或各种安全危机。
美国国家安全理论陷入暗藏的实证主义习惯思维的、超历史的某种形而上学信念，带有纯粹数字游戏、粗野的经验主义以及狭义的逻辑实证主义色彩，体现在似乎简明易懂的因果推理与理论建构之中。美国国家安全理论所秉持的实证主义暗含着主体与客体、人与环境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由此美国国家安全理论的话语真理性存在于脱离主体的外在客体，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安全文明标准、乃至是西方安全文明标准。事实上在不同文明形态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实证主义具有不同的丰富内涵，有单向的实证主义、双向的或辩证的实证主义之别。当然，所有进行理论建构的研究者都无法脱离实证主义，因为实证主义在任何理论建构与探究之中都是无可避免或不可或缺的美国国家安全理论的。实证主义的局限不仅在于其单一单向的因果逻辑与推理，更在于其国家实体论、理性主义的前提与假设。基欧汉指出，“在我看来，在纯理论层面上进行无数辩论是不会有什么成效的，更不用说仅仅在抽象的层面上讨论认识论和本体论问题了。这样的争论会使我们偏离对世界政治的主题研究，转而可能成为知识上派生的、研究计划上分散注意力的哲学讨论。”美国国家安全理论的大多数实证主义者或明或暗地接受了国家实体论以及理性主义，不仅不予以探讨或怀疑，反而赋予其以优先地位。
总而言之，美国国家安全理论呈现出对牛顿经典力学及其形而上学的信念，试图以客观必然性将安全现象实体化、结构化，植根于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科学文化之中，显示出作为知识科学的美国国家安全理论的贫困，因客观化、绝对化而成为安全理论神话，实际上不仅脱离了美国安全实践，而且遮蔽了美国安全实践在安全秩序生成和转型中的作用。可以担忧的是，美国国家安全理论无法想象以义利之辩的方式看待安全世界，本身可能由于排除了所有揭示出既定安全秩序固有缺陷的观点，为安全理论带来灾难性、悲剧性后果，反而危及安全，成为不安全、动荡与危机的根源，强化了美国安全行为的合法性、正当性。为此，安全研究者需要围绕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对美国国家安全理论进行批判与反思。
四、文化与中国国家安全理论创新
中国国家安全理论需要结合安全实践的巨大变化进行重新创新或建构，立足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安全哲学、安全文明、安全文化，以关系性世界观而非原子式世界观建构关系性安全世界观，以系统理解安全事务，避免相互孤立的、碎片化的安全知识。对安全世界的本质重新进行理论阐释，那就必须对安全世界中可能发生的安全现象、安全现象之间的联系以及认知这些安全现象的方法等作出有力的理论假设。为此，笔者尝试着借助《易经》、《孟子》等从本体论意义上界定关系性安全世界，从元理论维度上阐明关系性安全的生生逻辑，从安全哲学的规范意义上明确关系性安全义利，以更为系统的方式推进国家安全实践知识的理论化。
（一）关系性安全世界
国家并非天然地、与生不变地具有理性行动能力，反而只有国家所处于、参与的种种安全结构关系才使国家有可能扮演着不同的安全角色。安全理论未必必然始于国家，反而应该关注国家所涉及的不同维度上的人群及其所构成的安全结构关系，首先必需突破外部和内部的二元语境，需要从本体论意义上把握安全世界深层次的内在关系的性质。如秦亚青教授指出的，“如果将世界、将世界政治的世界视为动态关系构成的世界，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复杂缠结的关系呢？关系的本原状态是怎样的呢？如若这类问题得不到回答，所有复杂流动的关系、所有重叠交合的关系圈网就会成为一团乱麻，使得世界成为不可认知的世界，使得国际关系的世界成为无法理解的混沌。”关系性安全世界有内外之分，但又是一体两面的。“现实的基本部分不是完全可分离的，而是纠缠在一起的（由此两个粒子在很远的距离内仍然相互关联）。”内外有别，在安全性质上也不同，内为忧外为患，然而本土安全与外部安全是相辅相成的，在本体论意义上是纠缠在一起的。
孟子曰天下“定于一”，“便可认为是中国历史哲学的不二法门，必须要'天下统一’或'天下一统’，才有长久的安定”，即以内外一体的安全世界观安内攘外，拨乱反正，解内忧除外患，以正面的相对的中和安天下。内安不敢忘忧，外定不敢忘患。宋太祖临终前曾亲告宋太宗：“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为之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为可惧。”宋太宗继位之后认为朝野矛盾重重，而且边疆少数民族政权时刻有问鼎中原的野心，由此内外孰先孰后成为宋太宗的一个安全难题。时相赵普向宋太宗奏言，“中国既安，群夷自服。是故夫欲攘外者，必先安内。”宋两朝统治者都没有正视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可能走向强大，而单纯地偏执安内一端，致使在宋太宗统治晚期安邦太平日渐转为危局。“内外问题不是外生的，而是在特定的环境中出现，并同时对其进行重塑。”内外二元分离的人为行为致使国家无法有效应对安全挑战。美国国家安全理论很大程度上割裂了国内与国际的纠缠关系，反而是以以国内与国际明确的区分为前提。中国国家安全理论不仅仅要关注外患以及内忧，而且要阐明外患与内忧是如何相互矛盾、相反相成的，进而并不是机械地区分国际安全问题与国内安全问题，反而从中探寻由内而外、由外返内的安上全下（国民一体）之道。
关系性安全世界观并不能消解国家的实体意义，反而需要阐明国家的内外安全边界。“我们反对的不是实体化，不是实体的概念本身，更不是实体这个名词。我们反对实体主义因为它只是策略的错置，而不是真理。说得明确一点，我们反对的不是策略性的实体主义，而是错误地把实体化的策略或道术等同绝对真理的实体主义。”西方策略性的国家实体论更注重实现国家安全的手段，某种程度上能够成全不同主体的安全需要与诉求，然而其错误在于将手段视为脱离主体的客观的绝对真理，反而成为潜藏着或埋下动荡、混乱与危机的根源。“由于主体性的差异，在西方文化中出现的实体主义与在中国文化中呈现的实体主义乃是两种不同的实体主义。西方的实体主义是自体性的…中国的实体主义却是互体性的，它的根源不在外向性。”正是由于国家实体不同的文明构成性，中国关系性安全世界观并不是外向性的，而是内外互为一体的，更是内向性的。
（二）关系性安全逻辑
如何揭示出关系性安全内在的相反相成的及其由此引起变化的逻辑是任何国家安全理论建构都无法回避的议题。关系性安全逻辑并不完全遵循结果性逻辑、适当性逻辑抑或辩论性逻辑的理性逻辑，而是无定体之用的、因循生生变易的实践逻辑。《易经》言称，“生生之谓易…通变之谓事。”生化无终无始，谓之易。《易经》又言，“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一阖一开，一收缩一开放，一安一危，谓之变；无往不复，轮流周转，谓之通。《易经》的“生生通变”观念显示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是中国文化独特的哲学观点。通变作为实践性知识或背景知识构成了关系性安全逻辑的起点与支撑。生生通变在关系性安全上体现出安危相互转化、周而循环、权变、应变、适变、拨乱反正的生生逻辑。关系性安全的安危行动逻辑是相反相成的、相互关联且相互转化的，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因果推理逻辑。安危有常有变，因而关系性安全逻辑是安危相对相因、治乱循环的生生过程，体现为安危交替的周期性变化。
安全现象是由相对的安危正反两个力量而引起的。有安必有危，有危必有安，安中有危，危中有安，否极泰来，危必生安。“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之所以危在于自视安全，没有意识到危险。世间没有太平，国家随时面临着安危。危极安生，安极危生，因而国家安全决策者需要判安危之机孰急，定理势之情孰重。正所谓，安须循理而尊道，而不能背理而伤道。国家安全决策者必据事实而知安乱之体，克服以危为安、以乱为治之流弊，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
现存的安全秩序并不是自然的、普遍的，反而是因时而变的。关系性安全的生生逻辑不仅存在于时间关系中，而且存在于空间关系之中。不言而喻，国家安全理论所探讨的安全问题、现象都有其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空间。《易经》又谓“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据此安危可分为四时，即治时、乱时、离散之时、改易之时。治时，安危相推相济，中正而安；乱时，安危相冲而危居主导地位，表现为某种危机；离散时，危难得到暂时的缓解抑或危机的倾向得以增大；改易之时，安危激荡难以调和而不得不变革。故安或不安，时势也。处理安全事务要随时间、空间而机动地渐变突化，否则国家将会偏安一时，偏安一隅。安危因时势异而相生，并非固定不变的，反而是日渐互变的，因而国家安全决策者应居安思危、居危思亡。因而研究者需要将安全结构历史化而不是将其视为自然而言的现象，以理解安全结构是如何历史形成的以及变革安全结构的可能方式。
（三）关系性安全义利
方法论并不仅仅是一套似乎价值中立的技术，而且关涉到实质性问题及其相互关系、有关国家及其安全目标更为宽泛的假设。国家安全理论建构需要关注美国国家安全理论所贬低或忽视的道义价值维度。即使对于修昔底德的米洛斯对话（the Melian dialogue），新现实主义并没有从辩证法的方法论洞察到其论述的伦理特征。道义现实主义虽然从中国古代道义观中发现道义在大国崛起中的作用，但是仍然将逐利视为国家行为和国际规范演化的根本动力，事实上消解了国家安全实践的道义内涵。中国领导人强调“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义利并举，以义为先”的实践性原则，而且秦亚青等学者强调正确义利观的外交实践。由此中国学者需要以辩证法的认识论将义利观拓展到安全实践之中。为此，中国国家安全的关系性理论需要依据中国哲学义利之辩界定关系性安全义利，进而关注关系性安全道义与利益之间相反相成的关系，以协调性或平衡性地考量、取舍安全利益与安全道义，反对将义利对立起来。安全之利欲要节制，那么国家安全行为应该遵循以义节利的规范，重新确立安全目标，重新端正国家安全的态度，重新界定国家安全行为方式，以义节制私利，以公平义取安全，从国家自身做起。
道义与功利的义利之辩不仅是政治伦理的议题，也是安全伦理的议题。安全义理不待外求，是自我界定的责任。《易经》强调“利者，义之和也”，“利物足以和义”，“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易经》所言的利意指帮助别人，以利天下而自己不求利或自己少求利。利有大小，小利为己利，大利为天下利。小利者则往往“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义利有别有合，因而小利别于义，大利和于义。义利相反相成，是相对的，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因而义体利用方能离危得安，以义利平衡方能国安太平。在危乱的战国时代，孟子承继孔子思考治而变乱、安而变危的前因后果的安全文明精神，痛感“春秋无义战”，提出了义利之辩的安全哲学。孟子言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并非不讲利，而是认为富国强兵是小利，仁义才是真正的大利，反而扩大了利的内涵及其效用。然而国家往往心知其为然，急功近利，而行有所不肯，不顾及长远的大利。正如董仲舒所言，“夫德不足以亲近，而文不足以来远，而断之以战伐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也，皆非义也。”当然中国国家安全哲学与伦理强调国家安危以兵为要，以兵诛暴国，为正义而战，然而义战必须以能外战为基础，否则战而不能胜，守则不固，安而生危也。
五、结论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中国与人类社会依然面临着诸多的安全风险、挑战与抉择，中国学者肩负着以中华安全文明守正创新国家安全理论的学术使命，以道术一体的安全文明彰显国泰民安、治平天下的思想与行为。然而西方尤其是美国主流安全理论者受制于国家实体假设的本体论、理性主义的认识论以及机械实证的方法论无法突破其理论框架的束缚以及分析工具的限制，显然在安全冲突、混沌动荡、失序危局等方面表现出无力感、恐慌感。
文化对于国家安全理论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因而安全的概念界定及其理论创新不能回避文化这一根本性问题。任何宣称普世有效的国家安全理论都是不可靠的，事实上都受限于特定的物质条件与文化背景。源于美国文化特定价值观与历史实践的国家安全理论并不具有普世意义上的有效性，却体现了美国特定时空条件下自身及其所代表的联盟体系的安全利益。实体本体论恰恰是美国国家安全理论神话及其所暗含的贫困的根本根源，因而中国国家安全理论创新必须超越这种策略性的、绝对的实体本体论及其由此衍生的认识论、方法论。
由此，中国学者需要回应、关注21世纪重大的安全议题，以文明自觉的学问姿态提供新的安全文明与行动路径，尝试着解决安全研究为何没有重大进展的学术之问，进而突破美国主流安全理论、方法与范式的思想与知识禁锢。为此，中国国家安全理论研究并不能仅仅以表象知识将一些常识性安全现象串联在一起，而是要尽可能关注更深层次的安全现实，寻找安全现象背后的生生逻辑以及不同实体所生成的显著不同的表现形式，理解安全现象，处理安全议题，建构安全秩序，进而推进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建设。（注释、参考文献等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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