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就其本质而言必然是冲突的，抑或相互融合的？这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现实问题，在文明研究者中是一个被普遍关注的话题。可是讲文明的冲突和/或融合，首先应注意“文明”一词具有两个基本含义：作为生命形态（或文化样式）的文明与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的文明。
原文 ：《生命形态的文明与共同体的文明》
作者 |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特聘教授 阮炜
图片 |网络
“文明”的两个基本含义
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文明”一词的两种用法不加区分。问题是，这个词不仅的确具有这两个层面的含义，而且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相互纠缠。如有人讲“文明的冲突”，他很可能不仅是指不同价值观或文化样式的冲突，而且更可能是指秉有这些价值观或文化样式的不同人类群体甚或集团之间的冲突。例如，当已故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大讲“文明的冲突”甚或“文明间战争”时，他显然不是指某些特定生命形态或文化样式之间的冲突或战争。很明显，他对伊斯兰世界、中国与西方的特定文化样式之间已经发生或将来有可能发生的冲突并不感兴趣。他所感兴趣的，是秉有这些生命形态的历史文化共同体之间正在发生或将可能发生的冲突。当他预言未来世界将发生“文明大战”时，他明明白白指的是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的国家群之间的全球性战争。
因此，所谓“文明”既指某特定的生命形态或文化样式，也指认同于特定生命形态或文化样式的历史文化共同体。在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89-1975）的意义上，这个意义上的“文明”也可称之为“社会”，如“埃及社会”“希腊罗马社会”“叙利亚社会”等。问题是，这两个含义并非总是一目了然，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复杂，并不是非此即彼、泾渭分明，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命形态意义上的“文明”虽然意味着一个文化共同体的大量人口对一套基本价值观、文化要素、历史记忆和生存空间的共享，但是这种文化样式上的一致性并非必然意味着文化共同体内部不同集团在经济利益和政治认同上的一致性。在历史上至现时代大多数时期，中东诸多穆斯林国家和西方各国虽然各自享有一种可谓共同的宗教-生命形态，即基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二者背后是叙利亚宗教和希腊罗马文化-宗教）的生命形态，但在政治认同上却是四分五裂的。作为整体的西方文明同样如此。尽管欧盟在某种意义上提供了一个反证，但目前大大小小的欧洲民族国家主权意识仍然太强，因而行为体意义上的超国家组织即“欧洲联邦”决不可能一蹴而就，甚至可能开倒车。2016年英国全民公投退出欧盟，再好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要在生命形态即宗教-文化样式之外梳理出一个共同体意义上的文明的根本原因。
形态意义上的文明是一件“百衲衣”
作为生命形态的文明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与作为共同体的文明相分离，而且能够播散，甚至能够整体性移植。如果一个共同体享有的文化要素不能传播到人类居住的其他区域并为当地的人们所采纳和利用，便谈不上人类历史的总体演进，甚至根本不可能有今天我们所熟知的文明。一个文明的形态要素或者说“文化”决不是什么知识产权，只能由“原创”了这种文化的人类群体所独享、所垄断。特定文化要素只要有其内在价值，在适当条件下总会被原本并非具有这种文化要素的人类群体所吸纳利用，尽管这种利用一般说来并非照单全收，而是具有很强的选择性。有价值的文化要素总是会扩散开来的，这是人类演进史上的一个通则甚至铁律。
当然，知识蕴含权力。一种文化在藉其种族载体传播的过程中，往往是对周边族群的征服、压迫、剥削和奴役，例如“希腊化”时代希腊文化往西亚北非扩张时马其顿人-希腊人与当地人的关系所示。另一方面，文化显然并非总是掌握在强者手中。被征服者之在文化上同化征服者，是一而再、再而三上演的历史戏剧。大体上可以说，这是一种历史规律。如我们所知，华夏和印度世界的文明总是以被征服者的身份一再同化入侵的军事强者和政治压迫者。在西亚北非的“希腊化”过程中及之后，那里叙利亚社会的宗教-文化在吸收利用希腊罗马精神要素的过程中最终以基督教的形式征服了整个地中海西亚世界，使那里原本非常强势的希腊罗马宗教-文化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也不妨视为一个柔弱胜刚强的例子。
形态意义上的文明既然由多种要素构成，那么当不同的文明发生互动时，一个文明在葆有其原有特质的前提下，其基本精神要素与另一个文明的基本精神要素之间一定会发生相互渗透、融摄乃至整合。在此过程中，这个文明的一些要素被淡化，另一些要素被强化，还有一些要素则可能被完全抛弃；与此同时，一些新要素被吸收进来，被嫁接到旧有的要素之上，从而产生一种迥异于原有特质的新生命形态。这里，最现成的例子是印度文明以佛教为载体进入中国后，大大改变了中国文明的总体特质，提高了其境界和理性思维能力，使之变得更深厚、更宏大、更精致。如我们所知，印度佛教经过与华夏世界固有文化要素的长期互动后，最终形成了一种新形态的宗教，即中国化的禅宗佛教，而禅宗佛教又辗转传衍到东亚其他地区，后来更是远播北美、西欧和大洋洲。在这一过程中，儒家本色的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印度宗教-文明要素的引入只是丰富了它。西亚地中海世界的历史提供了一个迥然不同的例子。当叙利亚宗教-文明自西亚进入地中海世界后，与当地希腊罗马宗教-文明发生了全面、深刻的碰撞磨合，最后形成了基督教。这已定然不是希腊罗马社会的某些文化要素发生了改变，或其局部属性有了些许变化，而是发生了整体性的品质的转变，一种不可逆转的质变。可以说通常所谓的“文明”既不是单纯的茅台酒，也不是单纯的白兰地，而是一杯混合的鸡尾酒。事实上任何一个现存的文明都是一件“百衲衣”。
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是，作为生命形态的文明与作为共同体的文明一样，具有开放性、多样性、包容性和生长性。这个意义上的文明像历史文化共同体意义上的文明那样，也会兴衰涨落，甚至会消融或者说碎片化在历史的星空中，但如果它仍然具有活力，便应是发展而非停滞的、多样而非单质的、开放而非封闭的、包容而非排他的。生命形态意义上的文明在其自主性的发展演进中，在与其他文明的互动过程中，总是会葆守其旧我，即其本原性的精神特质或原初的历史文化规定性，同时又不断地改写旧我，生成新我。一个健康精进、自强不息的文明一定是一个既能葆守其根性，又总是能够敞开自己，吐故纳新，“与时俱进”的文明，一个在不断扬弃旧我即既有精神质素的过程中“日日新”、“又日新”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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