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靖政策，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西方国家对德、意、日法西斯侵略扩张而采取的一种外交对策。绥靖(appeasetment），按其本义来说，兼有“讲和、调解纠纷”、“安抚、平息争斗”以及“用满足要求的方法息事宁人”等含义。
20世纪20-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加剧了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已无法继续维持下去。经济危机下，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德国迅速走上侵略扩张的法西斯道路，而英法等西欧国家却一味纵容德国，最终酿成第二次世界大战。
面30年代初，随着希特勒在德国上台，英法对外政策中的绥靖色彩就已初现倪端，始作俑者是英国。
1932年2月，国际联盟筹备的国际裁军会议正式召开。德国代表认为一战后对德国的军备限制过于苛刻，在会上公然提出“军备权利平等”的要求。
对此，英国政府采取了偏袒纵容德国的方针，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在裁军会议上提出了一个以“全面解决裁军问题”为目标的裁军公约草案，允许德国在5年内达到和法国、意大利等国同样的军备。
实际上满足了德国要求的与西方国家“军备平等”的“权利”，带有明显的“扶德抑法”的倾向。麦克唐纳开了个绥靖的头，但没能笼络住德国。德国不但退出国际联盟，还公开走上毁约扩军的道路
法国曾一度试图制止德国的扩张行径，但最终以失败告终。1934年2月，路易·巴尔都出任法国外交部长。从政治立场土说，他虽然属于右翼保守派，但他同时又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现实主义者。他对英国心存疑虑，对希特勒德国的威胁更是深为忧虑。
在他接任法国外交部长后，一方面严辞抵制英国纵容德国毁约扩军合法化的方案，另一方面则以缔结“东方洛迦诺公约”为中心展开活动，试图联合苏联和中东欧小国，建立一个反制德国的集团。法国的建议得到苏联积极反应，但是没有得到英国的支持，德国和波兰则直接拒绝参加。
1934年10月9日，巴尔都在马赛迎接来访的南斯拉夫国王时，被法西斯雇佣的凶手暗杀，也标志着法国积极抵抗德国的强硬外交的失败。自此，再无西欧大国有意愿和能力遏制俄国。
尼维尔·张伯伦担任英国首相会后，更是向绥靖政策政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38年9月英法伙同德意一起签订公然宰割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协定》。
至此，英法对德国的绥靖政策达到顶峰，阿道夫·希特勒越发不把西欧国家放在眼里，着手准备一场称霸世界的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在德国闪电占领波兰后爆发。
英国的三任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斯坦利·鲍尔温和尼维尔·张伯伦当然都不能推卸其应负的历史责任，但绥靖政策之所以能在西方畅行无阻，却不能完全归咎于个别政治家，而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
首先，和平主义思潮泛滥。20世纪30年代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9年）仅仅10余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带来的沉重代价使人们痛恨战争，亲自经历了一次大战的一代人对战争的严酷记忆犹新，恐战、反战的思潮流行，和平主义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
20年代英国发起组织的“不再战争国际运动”，在其宣言中公开要求每个成员“永不参战，不管它是进攻战还是防御战，不管它是国际性战争还是国内战争”。
英国帝国国防委员会在1935年7月1日的一份报告中提出：“英国今后几年不应卷入战争，这是最为重要的。应该抓住一切机会尽可能长久地避免战争风险…对于这一点，无论我们怎样强调也不会过分。”
法国外交部长乔治·庞纳也说：“我们要不惜任何代价来谋求和平”，“因为人们的真实感情已被战争恐怖所控制”。30年代流行的和平主义思潮是绥靖政策得以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二，20年代欧洲外交的温和惯性推动了绥靖政策的产生。凡尔赛和会刚刚结束，西方某些政治舆论就认为，凡尔赛和约对于德国来说过于严厉苛刻。一些政治家对德国修改和约的要求持同情态度，对法国坚持和约的苛刻条款表示不满。
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虽为战争发起国，但因其战败而受到同情；法国虽为战胜国，但其要求绝对削弱德国的强硬态度，也不得不令西欧国家堤防其“称霸”欧洲的野心。
希特勒上台后打出“反对凡尔赛压迫”、“修改和约”等旗号，进行毁约扩军活动，颇能迷惑一部分人。英国朝野上下普遍弥漫着“对德国是百般纵容”、“对法国则多方指责”的气氛。这种情绪与和平主义思潮结合在一起，成为绥靖政策的政治土壤。
第三，经济上的衰落是导致西欧国家采取绥靖政策的又一个重要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耗尽了英法等西方国家的国力，一战后几乎接连不断的经济危机，特别是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给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沉重打击。
大英帝国再也不能恢复其18、19世纪那种生气勃勃的局面，法国也逐渐由第一流强国跌落到第二流国家。因此希特勒嘲弄他们，说英国人只配“带一张对希特勒政权表示崇敬的证书到柏林来”。
西欧国家在经济上缺乏强劲的活力，造成军备上的滞后状态，大部分精力放在解决国内经济危机上，没有力气约束德国。
第四，西欧国家反苏反共本性，使其做着“祸水东引”的美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俄国的诞生，使英法等资产阶级政府感到如芒刺在背。他们害怕一场新的战争会导致布尔什维主义影响进一步扩大。
正如美国驻英大使约瑟夫·肯尼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时给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电报中所说：“哈里法克斯先生有这样一种看法，如果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那就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将要征服整个欧洲，”
所以他们希望能利用德国作为“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屏障”，遏制其“进一步侵入西欧”，可万万没想到这一步险棋最终反噬了自己。
第五，西欧当权政治家的决策失误是绥靖政策产生的直接原因。当时西方大多数当权的政治家(除路易·巴尔都、温斯顿·丘吉尔、阿尔弗雷德·达夫一库珀等人外）都对希特勒的本质认识不清。
他们相信通过让步能够束缚希特勒的手脚，能将德国重新回到维护欧洲安全的轨道上来；相信满足希特勒的“有限目标”，将使他更有力量控制党内极端分子；还相信纳粹德国是抵御共产主义向西欧扩散的坚强堡垒，因而甘愿对希特勒的种种行动开放绿灯。
希特勒在确定他的重整军备的政策时，曾经这样不无担心地对他的将领们说：“建设国防军的时刻是最危险的时刻。这时候就会看出，法国究竟有没有政治家；如果有的话，它就不会给我们时间，而会向我们扑过来。”
很可惜，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都没有这样的政治家对希特勒扑过来，最终双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相见。
可见，西欧国家对德绥靖政策的形成，是时代大背景因素（和平主义、经济危机）、欧洲传统因素（温和外交惯性、反共本性）和个别政治家因素（软弱怕事）相结合的产物。
时代背景和一个地区的惯性可能很难改变，但事在人为的道理告诉我们，即便无法对霸权国家的错误行径力挽狂澜，也要全力以赴做出行动，而不是一味让步、纵容。绥靖政策酿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可能酿成第三次世界大战。
西欧国家对德国的绥靖政策酿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历史上最值得警醒的教训之一。然而，西欧绥靖政策的出发点并非纵容德国的侵略行径，而是企图使用“宽容”和“仁慈”的方式惩罚德国，又为德国留有生存的余地，不至于绝地反击。
同时，西欧国家也不愿法国过度压制德国，西欧国家经过七次联盟才最终打破拿破仑的欧洲霸权梦，对法国的霸权基因始终不放心。缺失了法国对德国的约束，西欧国家在对德绥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遗憾的是，越怕战争，越是纵容战争因素的蔓延，越是导致战争。西欧国家的绥靖政策一再容忍德国的单边主义行径，给希特勒壮足了胆子，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当今时代不乏一些世界大国无视国际规制与责任，只顾自身利益不顾全球利益的单边主义行径，在全球疫情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一些国家不断威胁退群，诋毁世界卫生组织为全球卫生安全作出的努力。
祸及全球的疾病需要构建全球共同应对，有些国家一意孤行行为不仅无法解决国内疫情，还会成为向世界其它国家输出疫情的“病毒区”。如果不约束这些一意孤行的国家，很可能成为新时代的“绥靖政策”。
参考文献：
[英]基思·米德尔马斯：《绥靖战略》，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54页。
[美]特尔福德·泰勒：《慕尼黑：和平的代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张继平：《历史的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与政略》，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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