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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岁“敦煌女儿”樊锦诗:北大才女,一去大漠就是一辈子!

2020年高考,留守女孩钟芳蓉考了676分,是湖南省文科第4名。


她选择报考北大考古专业,并于前天到北大报到,开始了在北大学习的生涯。
 
她说这都是受了樊锦诗先生的影响。


看了樊锦诗先生的自传《我心归处是敦煌》后,洗马君愈发欣赏钟芳蓉的选择,同时也更为敬佩樊锦诗先生。

决定重返敦煌的时候,樊锦诗暗下决心,“这一次去敦煌,一定要取得真经回来。”

那时的她觉得,最多也就在敦煌待上三四年吧。谁知,这一去,她在敦煌足足待了58年,吃了五十几次“李广杏”。

李广杏是敦煌的特产,每年六七月间成熟,即便在敦煌,每年也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能品尝到这种美味的杏子。

孙悟空吃了七年烂桃山的桃子,菩提才教他真本事,而樊锦诗看透敦煌、取得“真经”,用了58年。

一生最好的年华,都在戈壁荒漠的漫天风沙里度过,从青春少女到满头华发。

 

在通常的报道里,我们可以看到樊锦诗“楷模”的一面,也就是扎根大漠,一生无悔。

但在她的自传里,洗马君却看到了不同于大家印象中的樊锦诗,看到了她作为“人”的一面,看到了她的脆弱,看到了她的迷惘。

《我心归处是敦煌》

樊锦诗口述、顾春芳撰写


在书里,樊锦诗说,

“外界都认为我留在敦煌是自己选择的。说实话,其实我有几次都想离开敦煌。但是为什么留下来,这是一个人的命。

然而,经过近六十年的守望和历练,她觉得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

坐三天三夜火车才能到敦煌

樊锦诗第一次到敦煌,还是1962年的北大毕业实习。

后来的岁月中,她屡次回望这次实习,认为正是这次实习,改变了她的命运。


1962年10月,莫高窟北大实习同学合影
 

从北京出发,火车最终通过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沿着古代的丝绸之路继续向西走,经过武威、张掖、酒泉。

她在茫茫的戈壁中偶尔可以看到远处的绿洲,越接近敦煌,就越能感觉到大漠的那种荒凉。



经过三天三夜的长途跋涉,樊锦诗终于下了火车,但这里不是敦煌莫高窟,莫高窟还远在130公里之外,还需要再坐汽车才能最终到达。

到的时候,她已是两腿发麻,两眼发晕。虽是如此,但樊锦诗心里最急切的事情,还是进入洞窟看壁画。

整整一个星期,攀缘着积沙掩埋的崖壁,一个洞窟一个洞窟地看过去。

从北凉、北魏,到隋唐的山水、人物、建筑,从伏羲、女娲到力士、飞天……随着洞窟一个一个在她面前展开,她忘记了疲惫,空气似乎都变温暖了。


莫高窟第61窟,东壁北侧供养人(五代)

莫高窟第285窟,《伏羲女娲图》(西魏)


不过,敦煌的气候和生活条件,还是让自幼体弱的樊锦诗感到了极度的不适,她几乎每天晚上都失眠,经常到三四点钟就醒了。

那时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住的房子,就是从前的马厩,周围是土地、土墙、土灶、土炕、土桌……


 

饮水、洗衣,用的都是宕泉河里的苦咸水。深色的衣服晾干后,上面就泛着一道道的白碱。因为水的碱性很大,不适应的人喝完就拉肚子。

在敦煌,吃得最多的菜是“老三片”,土豆片、萝卜片和白菜片。春天最好吃的食物,就是榆树上结的榆钱。

榆钱摘下来撒上盐、和上面,在锅里一蒸,就是稀罕的美食。



那时的樊锦诗,因为营养不良和水土不服,身体虚弱到几乎走不动路。

实习没结束,樊锦诗就离开了敦煌,最后的实习报告也是在上海的家里整理写出来的。


全世界都把她忘记了


“我其实并没有想到,最后的毕业分配,把我分配去了敦煌。”

那时候的樊锦诗并不想去敦煌,可怕的水土不服让她心有余悸。 

然而,那个年代,樊锦诗跟很多年轻大学生一样,只要国家需要,就愿意无条件地服从。同时,敦煌石窟里的壁画和造像,也在不时撩动着她的心。

而且,当时的北大承诺去敦煌工作三四年后,就可以调回武汉,也就是樊锦诗爱人在的地方。

 
她不知道,这一去就是一辈子。

第二次来到敦煌,跟第一次一样,她仍是急切地想看到壁画。

那些早期壁画狂放热烈的土红色调,唐代金碧辉煌的经变画和青绿山水,那各种各样极富想象力的构图造型,斑斓瑰丽的色彩光影吸引着她。

“只要我一想到,迄今为止只有少数人才能够看到这么多不同朝代的壁画和塑像,我就感到一种莫名的兴奋和喜悦。”
虽是如此,樊锦诗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仍然感到孤独。尤其到了春天,整天整天地刮风,窗外刮风,屋内下沙,地上是扫不完的土。

她常常感觉好像整个世界都把她给忘了,望着黑皴皴的窗外,不止一次偷偷掉泪。

但她认为莫高窟就是她的家,她无路可退。

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还有哪里可以退,还有哪里可以躲呢?退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如退入自己的心,更为安全和可靠。

她已经习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进洞调查、记录、研究。习惯了每天进洞窟,习惯了洞窟里的黑暗,并享受每天清晨照入洞窟的第一缕朝阳。

只要进到洞里,樊锦诗什么烦心事都消失了。



留下,还是离开?


后来有了孩子,樊锦诗身为母亲,长期与丈夫、儿子两地分居,让她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

 

有段时间她反复追问自己:留下,还是离开?

她觉得应该成为一个好妻子,一个好母亲,应该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有权利和家人吃一顿团圆的晚饭。

有一次,她们一家四口终于团圆了,她望着他们父子三人,心想要想办法解决分居问题。

1965年,与丈夫彭金章在莫高窟合影

有人给她支了个招,说只要半年不到单位上班,就算自动脱岗,自动离职,这样就可以离开这个单位。

于是,她在武汉住了半年,全心全意照顾他们父子三人的生活。

但是,在武汉,她却牵挂着敦煌,那些壁画总是萦绕在眼前,挥之不去。

有天晚上,孩子们都睡了,她还是睡不着,起来翻书。她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又捧起了一本关于敦煌石窟研究的书。

半年一过,她又回到了敦煌。

在敦煌,她常常会想到李商隐的一句诗:“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
 

夕阳还是那样的夕阳,只是人已不再是昨日之人,有多少人早已消失在历史的苍茫之中。人其实很渺小,一生能做的事情非常少。

 
在后来的很多日子里,樊锦诗总是想到,上天赋予我们生命,活在这个世界上,应该为这个世界做点事。
 
她离不开敦煌,敦煌也需要她。

在与莫高窟朝朝暮暮的相处中,她感觉自己是长在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条。离开敦煌,就好像精神上被连根砍断,要和大地分离。

“我为莫高窟尽力了”

樊锦诗刚去敦煌的时候,同事们看她个子小,都叫她小樊。一位雕塑师就按照她的样子做了一个作品《青春》

“那个雕塑很像一个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也像我刚到敦煌时候的样子,那是我的青春。”

 

时光荏苒,当年的小樊,已经成为了八十二岁的樊先生,她已经在敦煌工作了近一甲子。

樊先生在《我心归处是敦煌》里说,自己总有一天会走的,她已经做好了准备。

她有时会想起王阳明临终前,学生问他还有什么心愿,他留下八个字: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如今让她聊以欣慰的是,她兑现了自己的承诺:“我为莫高窟尽力了。”




樊锦诗,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1963年毕业后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工作至今。曾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

她长期扎根大漠,潜心考古研究,完成了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的永久保护和永续利用作出了重大贡献。

《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有声书已在喜马拉雅正式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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