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作家文摘》第2411期
1947年，巴金与沈从文夫妇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在北京离世。接到沈夫人张兆和的电报后，巴金不相信这是事实，隔了一天，他才发出回电：
病中惊悉从文逝世，十分悲痛。文艺界失去一位杰出的作家，我失去一位正直善良的朋友，他留下的精神财富不会消失。我们三十、四十年代相聚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小林因事赴京，她将代我在亡友灵前敬献花圈，表达我感激之情。我永远忘不了你们一家。请保重。
1988年，沈从文去世，巴金发去唁电
话语平淡，泪水和悲痛都埋在心底。“一百多天过去了。我一直在想从文的事情”，巴金身患严重的帕金森氏症，执笔困难，他花了三四个月，用颤抖的手写长文《怀念从文》。
■ “好像我们有几十年的交往一样”
我和从文见面在一九三二年。那时我住在环龙路我舅父家中。南京《创作月刊》的主编汪曼铎来上海组稿，一天中午请我在一家俄国西菜社吃中饭，除了我还有一位客人，就是从青岛来的沈从文。我去法国之前读过他的小说，一九二八年下半年在巴黎我几次听见胡愈之称赞他的文章，他已经发表了不少的作品。我平日讲话不多，又不善于应酬，这次我们见面谈了些什么，我现在毫无印象，只记得谈得很融洽。他住在西藏路上的一品香旅社，我同他去那里坐了一会，他身边有一部短篇小说集的手稿，想找个出版的地方，也需要用它换点稿费。我陪他到闸北新中国书局，见到了我认识的那位出版家，稿子卖出去了，书局马上付了稿费，小说过四五个月印了出来，就是那本《虎雏》。
这是他们波澜不惊的相识，却又是一见如故的“融洽”。当时执教于青岛大学的沈从文这次南行，更重要的目的是去苏州见他苦恋三年的对象张兆和。
沈从文带了一大包礼物来，全是英译精装本的俄国小说，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契诃夫等人的著作，有一对书夹。据说，为了买这些礼物，他卖了一本书的版权。不知道是不是巴金陪他去新中国书局卖掉的那本小说集。沈从文不通外文，这些英译名著是托巴金选购的。张兆和觉得礼太重，退了大部分书，只收下《父与子》《猎人日记》和契诃夫小说集。
那天卖完稿子以后，在书局门口分手时，沈从文约巴金到青岛去玩。这是初次见面的客套话也说不定，然而，一个多月后，巴金真的去了。
“我本来要去北平，就推迟了行期，九月初先去青岛，只是在动身前写封短信通知他。我在他那里过得很愉快，我随便，他也随便，好像我们有几十年的交往一样。他的妹妹在山东大学念书，有时也和我们一起出去走走看看。”巴金在这里住了一周，“……我可以安静地写文章、写信，也可以毫无拘束地在樱花林中散步。他有空就来找我，我们有话就交谈，无话便沉默”。后来他还有回忆：
从文当时在山东大学教书，还不曾结婚，住在宿舍里面。他把房间让给我，我晚上还可以写文章。我就借用他的书桌写了短篇小说《爱》，也写了《砂丁》的《序》……
在青岛，沈从文不能忘记中国公学时代的张兆和，还有美丽的“偶然”。“真难受，那个拉琴的女子，还占据到我的生活上，什么事也作不了。”名誉、金钱、爱情、欲望、苦闷，种种问题，不断地搅动着他不安分的心。
沈从文摄于青岛的寓所（叶公超摄），1932年巴金曾在这里住了一周
1932年，沈从文30岁；巴金28岁，同样被困锁在热情的熔炉之中。这一年的10月，就是从沈从文那里离开的一个月后，巴金对朋友说“请你听听我这个孤寂的灵魂的呼号罢”，他对自己日夜投入的写作产生了严重的质疑：
我随时都准备着结束写作生活，同时我又拼命写作，唯恐这样的生活早一天完结。像这样生活下去，我担心我的生命不会长久，我害怕到死我还陷在文学生活里面。这种情形的确是值得人怜悯的。
■ “我是他们家的食客”
1933年8月，沈从文辞去教职，应杨振声之邀到北平参加编辑中小学教科书工作。同时，他开始筹办自己的婚事。多年后，巴金回忆：
第二年我去南方旅行，回到上海得到从文和张兆和在北平结婚的消息，我发去贺电，祝他们“幸福无量”。从文来信要我到他的新家作客。在上海我没有事情，决定到北方去看看，我先去天津南开中学，同我哥哥李尧林一起生活了几天，便搭车去北平。
我坐人力车去府右街达子营，门牌号数记不起来了，总之，顺利地到了沈家。我只提了一个藤包，里面一件西装上衣、两三本书和一些小东西。从文带笑地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你来了。”就把我接进客厅。又介绍我认识他的新婚夫人，他的妹妹也在这里。
沈从文寄给巴金的结婚请柬
巴金一点也不客气，在沈从文的蜜月期间，他到了沈家，大大方方地住进了沈从文的书房，“我常常开玩笑地说我是他们家的食客”。“院子小，客厅小，书房也小，然而非常安静，我住得很舒适。正房只有小小的三间，中间那间又是饭厅，我每天去三次就餐，同桌还有别的客人，却让我坐上位，因此感到一点拘束。但是除了这个，我在这里完全自由活动，写文章看书，没有干扰，除非来了客人。”
很快，巴金在沈从文的书房中开始了工作，他先写了一个短篇小说《雷》，接下来，他又写了《电》的一部分，“这部小说是在一个极舒适的环境里写成的。我开始写前面的一小部分时，还住在北平那个新婚的朋友的家里，在那里我得到了一切的方便，可以安心地写文章”。
那一段时间，沈从文一面编教科书，一面开始忙活《大公报·文艺》的组稿和编辑工作，另外还在写《记丁玲》，也是忙得不亦乐乎。巴金占了他的书房，他就在院子里的树下写。巴金也频繁地出席沈从文他们为《大公报·文艺》所召集的组稿聚会，后来又与靳以开始了《文学季刊》的筹办工作。
■ “敬爱的畏友”
那一时期，他们成了来往相当密切的朋友。不过，各自的观点未必一致，写作的风格更是不同，他们也不总是笑嘻嘻，而是经常有辩论，有时候还很激烈，甚至都公开辩论到报刊上了。巴金在《与李辉谈沈从文》中回忆：
李：一九八二年我去和沈先生聊天时，他说你们在青岛、在北京常常爱辩论。我说是不是吵，他说不是吵，是辩论。
巴：我们爱写信辩论，但辩论过后我们还是很好的朋友。辩论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关于我的小说《沉落》，他认为我对周作人的态度不对，很不满意。
李：你和他好像是两种性格，你们争吵时发火吗？
巴：不发火。我和从文辩论，有时暗暗发笑，他还以为我发神经，今天骂这个，明天骂那个。我骂周作人，也骂朱光潜。
《平和与不安分——我眼中的沈从文》李辉著
巴金究竟在小说《沉落》中写了什么呢？他写了一位教授，之前写文章“劝人不要相信存在的东西，劝人在恶的面前不要沉默，劝人把线装书抛到厕所里去”。一旦功成名就后，这位教授住进了大房子，有了满屋子的书，娶了美丽的太太，享受着安逸的生活。这时的他深悔年轻时的孟浪，劝青年们“勿抗恶”，要学会接受现状……熟悉周作人的人一定也能看出来，这里面讽刺和影射的就是周作人。关于周作人，多年后，巴金再一次谈到他的看法：
周作人当时是《文艺》副刊的一位主要撰稿人，从文常常用尊敬的口气谈起他。其实我也崇拜过这个人，我至今还喜欢读他的一部分文章……可是当时我批判的、我担心的并不是他的著作，而是他的生活、他的行为。从文认为我不理解周，我看倒是从文不理解他。可能我们两人对周都不理解，但事实是他终于做了为侵略者服务的汉奸。
1935年年底，沈从文在《文学月刊》第2卷第4期上公开发表《给某作家》，直言不讳地批评巴金：
我以为你太为两件事扰乱到心灵：一件是太偏爱读法国革命史，一件是你太容易受身边一点儿现象耗费感情……你对于生命还少实证的机会。你看书多，看事少。为正义人类而痛苦自然十分神圣，但这种痛苦以至于使感情有时变得过分偏执，不能容物，你所仰望的理想中正义却依然毫无着落。这种痛苦虽为“人类”而得，却于人类并无什么好处。这样下去除了使你终于成个疯子以外，还有什么？“与绅士妥协”不是我劝你的话。我意思只是一个伟大的人，必需使自己灵魂在人事中有种“调和”，把哀乐爱憎看得清楚一些，能分析它，也能节制它。
巴金在晚年也说过：
我记不起我怎样回答他……我写信，时而非常激动，时而停笔发笑，我想：他有可能担心我会发精神病，我不曾告诉他，他的话对我是连声的警钟，我知道我需要克制，我也懂得他所说的“在一堆沉默的日子里讨生活”的重要。我称他为“敬爱的畏友”，我衷心地感谢他。当然我并不放弃我的主张，我也想通过辩论说服他。
■ “有你们在，我一定会来”
就在沈从文写下《给某作家》的那个冬天，巴金又来北平了，又到了沈从文的家：
我去了达子营从文家，见到从文伉俪，非常亲热。他说：“这一年你过得不错嘛。”他不再主编《文艺》副刊，把它交给了萧乾，他自己只编辑《大公报》的《星期文艺》，每周出一个整版。他向我组稿，我一口答应，就在十四号的北屋里，每晚写到深夜，外面是严寒和静寂。北平显得十分陌生，大片乌云笼罩在城市的上空，许多熟人都去了南方，我的笔拉不回两年前朋友们欢聚的日子，屋子里只有一炉火，我心里也在燃烧，我写，我要在暗夜里叫号。我重复着小说中人物的话：“我不怕……因为我有信仰。”
巴金所谈的“大片乌云笼罩在城市的上空”，是日军步步紧逼的华北形势。
巴金在《大公报·文艺》上发表的《别》
在1935年的文章中，巴金特别提到了那充满友情的送别，“我又看见了你们的挥动着的手。这几年来它们就时时在我的眼前晃动。码头上、月台上的景象，我永远不能够忘记……”1988 年沈从文去世后，巴金在《怀念从文》中，再一次写到这个场景：
从文兆和到前门车站送行。“你还再来吗？”从文微微一笑，紧紧握着我的手。
我张开口吐一个“我”字，声音就哑了，我多么不愿意在这个时候离开他们！我心里想：“有你们在，我一定会来。”
我不曾失信，不过我再来时已是十四年之后，在一个炎热的夏天。
14年后，他们都过了不惑之年，那些青春的岁月逐渐离他们远去，然而，这样的友情，一辈子也不会远去。
来源：摘自《传记文学》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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