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后的'人类世”政治

法意导言

人类世概念由地质学上的意义延伸至社会政治方面，气候变化被视为典型的人类世例证用以说明当前相关政治行动的缺乏，新冠病毒疫情进一步凸显这一矛盾。邓肯·凯利（Duncan Kelly）在《波士顿评论》（Boston Review）上发表《新自由主义后的“人类世”政治》（The Politics of the Anthropocence）一文，引用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认为以新形式复兴旧经济模式的做法无法超越新自由主义，并系统梳理了当前两种有关人类世和新自由主义的学术观点，第一种学说以布朗为代表，对新自由主义进行批判，第二种学说反对布朗的观点，认为新自由主义仍有一定价值。最后，作者认为无论是创新社会形式，还是重循旧模式，都需要保证重新塑造价值与政治经济恰当嵌入关系之间的联系，而不是仅“遵循科学”。

新自由主义后的“人类世”政治

作者：邓肯·凯利（Duncan Kelly）

译者：张睿婕

图为网站文章截图

图片来源：
http://www.bostonreview.net/science-nature/duncan-kelly-politics-anthropocene-world-after-neoliberalism

历史学家亚当·图兹（Adam Tooze）认为，新冠疫情是“人类世”时代的第一次经济危机，“人类世”这一术语旨在说明，人类对气候与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我们从“全新世”（Holocene）进入到了这一新的地质时代——“人类世”。尽管这一观点本身极具争议，但那些支持“人类世”概念的专家强调，人类已经彻底改变了地球的环境，以至于我们亲手推进了地质时代的变迁，只不过这一变迁早已超出了我们的掌控范围。事实上，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的极端天气事件、物种灭绝以及新的全球紧急公共卫生事件都在提醒我们这一变迁带来的影响。

图中电影人记录下了1957年美国内华达州的一次原子弹爆炸

来源：Anthropocene now: influential panel votes to recognize Earth’s new epoch, Nature, CLARIFICATION 21 MAY 2019,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9-01641-5

在这些让地球变得越来越不宜居的事件中，当下最紧迫、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新冠病毒了，对于某一个体而言，新冠病毒似乎并没有那么可怕，但对于群体而言，它带来的是大范围的恐慌，这暴露了所谓先进民主国家政治制度当中的弱点。与其他流行病一样，社会中那些最缺乏安全保障的底层群众受害最深。如果“人类世”概念的提出是要求我们以新的方式重审政治行动当中的评估标准及其生态基础，那么我们就需要探索出一条新的前进路线，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当下所面临的挑战，并在后新自由主义时代建立起一个更加美好、更加公平的世界。在新自由主义盛行40年，新形式的独裁与民粹主义政治不断兴起的当今，人们对民主政治已经产生了根深蒂固的不满之情，而这场疫情，恰恰在此时爆发。

时任德国总理的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1878-1929）在面对当时的时代性政治危机时，用《火山上的舞蹈》（Dance on the Volcano，这是1920年由贝拉·卢戈西（Bela Lugosi）主演的一部无声电影）这一比喻来描述魏玛共和国兴衰过程中所面临的经济威胁——从一战战败、成功的民主转型到经济崩溃，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反犹主义抬头。虽然20世纪20年代初与30年代末肯定不相同，但这个比喻仍然令人信服。

当下的危机能否促使人们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层面上进行思考，并采取下一步的行动？

为什么事实证明，即便看到了大量有关地球越来越不适宜居住的证据后（现在又包括了新冠病毒带来的灾难），我们仍无法采取有效的政治上的行动呢？

01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图兹认为，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会是那位引导我们通过这个现代炼狱的维吉尔。[1] 贝克所提出的 “风险社会”理论，在“人类世”病毒大流行的当下，似乎比35年前更加适用。

图为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贝克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德国面临的环境沉降物、切尔诺贝利事件与生态政治等问题，他试图解释，生活在现代社会当中的我们，会面临哪些新的风险，而这些新的风险又意味着什么——从疾病、放射性沉降物到其他各种形式的生态灾难。他在《风险社会》（Risk Society 1986）一书中试图回答，既然我们已经“活在文明的火山上”了，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既做到“不刻意忘记这一事实，也不因担心其随时爆发而窒息”呢？一方面，对于这些威胁，我们有着科学的认知，但另一方面，病毒和放射性物质等无形的威胁让人们感到恐惧，在这一准宗教式的恐惧以及对不可见物的原始主义认识中，形成了一种超现代主义的反常结合。这种不稳定的结合物是贝克所寻求的“自反”（reflexive）的现代化形式中的一部分。正如他在《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Ecological Politics in an Age of Risk，1995年）一书中所说，气候危机时代的社会分为两个阶段，“最初，我们自己所创造的事物所带来的风险并不引人注意，但足以引发地球物种大灭绝级别灾难的风险正在逐步增加，而这一风险正是人类自己创造的。”

仅仅依赖“跟着科学走”已经无法让我们保持进步了。

第一种解决方案是技术性的，这一方案建立在经济持续增长与进步的基础之上，其实质内容有些像要求现代专家“监护”地球。尽管在技术官僚管理不善之时，民主制度可能会“反弹”一下，但整个方案只有在作为政治力量的民主制度实际“消亡”之后才可能得以执行。在这一方案中，未经选举的专家手中会拥有越来越大的权力，民主制度仍在运行，只不过它所剩的也只是一个与日常政治权力松散相关的意识形态幻觉而已。

风险社会的第二阶段，贝克称之为“危险文明”（hazard civilization），发生在知识生产的层面。随着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我们处境多么脆弱，风险随时可能降临，我们越来越需要感谢专家所做的大量工作，他们不断的了解这些风险，并化险为夷。然而，一方面，专家学者们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威胁我们生存的风险的相关知识，而另一方面，就如何科学控制这些风险的问题，专家学者们则表现出了巨大的分歧。想想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8年报告中涉及的大量文件和附录背后的政治因素吧，这些文件和附录的重点是论述将未来的全球变暖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的必要性。反过来，这一结论很快成为一项号召，尤其是那些处于全球变暖受害者前列的加勒比地区的人们，他们确实相信，只有控制在1.5摄氏度内，才能让他们生存下去。

正如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等人所强调的那样，科学意识的增强一方面体现在社会问题的辩论之中，一方面也体现在论证与解释的过程之中，但科学意识的增强带来了两个相互冲突的效果。一方面，它从无知当中解放了思想：认识到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确是一种解放。但另一方面，它也滋生了对科学知识的怀疑。反过来，这又会使反动主义式的批评成为可能，这种批评很快就被那些可以从现状中获益的组织与意识形态所接受。这种状况使我们更加茫然，因为风险社会和危险文明的潜在威胁也是社会性的，且这些威胁所带来的后果在社会阶层当中的分布也严重不均。正如贝克所说，在巨大的危害和生存威胁面前，一个保护个人拥有极端庞大的财富的社会，一个通过保护财产权，进而使得收入和财富严重不平等合法化的社会，同时“凭借自己的权威，使大规模危害合法化，并将这些危害结果强加于每一个人，甚至包括那些反抗他们的群众”的社会，究竟有什么存在的意义？

在《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一书中，贝克认为，原子能时代的悲剧应当被称为社会结构性的“不负责任”，其鲜明的特点在于“把原本应当控制风险的相关要素——例如法律、科学、行政等等，都变成制造风险的帮凶。”这一“荒谬的事实使得所有的抵抗都变得毫无意义”，因为社会不可能消除所有风险，所以社会组织与专家们所提出的“制度化安全保证”将风险的实际存在解释为系统运作的失效，而非已经交给技术官僚管理的社会关系的失效。社会组织已成为“自身安全技术的俘”，这是对支撑现代福利国家最初出现的社会保险计划的一种诡异的总结。

贝克的另一观点旨在为他所谓的“亚政治”（sub-politics）的多种形式的领域提供空间：当面对治理生态风险的新技术官僚的矛盾现实时，回归政治上民主问责的做法，在实践中表现为集体不负责。贝克认为，这是“危险文明”病态的“解毒剂”。但他故意不言明这种政治模式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这使这一理论一开始听起来相当抽象。“亚政治””领域是培养个人和集体政治判断的空间，地方团体和社区可以在这些领域当中学习、思考，同时在一个永远充满风险的世界里行动，但又不受严格的唯技术论等级制度的束缚，同时也不会不加批判地接受任何专家的专业知识作为作出政治选择的唯一理由。

这些框架要想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就必须在实地、在自下而上的民主组织过程中加以确定。如何确定政治组织的人选，一直都是生态政治成败的关键，对贝克来说，从亚政治领域的角度看，依赖民主自治的积极分子的治理模式似乎比某些政治和宪法理论中的预防性反多数主义能更好地解决保障生存安全的问题。这样的亚政治空间也有助于让人们不再寻求完全的安全，而是让自己习惯于这种“新常态”，习惯这些异常，并将其视为我们无法控制或无法理解的东西，或者试图通过回归早期的简单秩序中寻求慰藉，同时试图依赖强有力的领导者与感恩的臣民。面对当前的挑战，寻求技术上的彻底解决、宪制上的调整、甚或“委任独裁”的形式，看似可以获得解放，但事实上，它们只会把我们束缚在现状中。他们可能会为挽救未来的民主政治提供模式，但前提是不改变当前的民主价值观。但是，如果当前恰恰就是我们需要改变行为方式的时刻呢？

另一些人则借用了唐娜·哈拉韦（Donna Haraway）的术语，将新的种族间关怀的伦理视作“与麻烦共处”。或许，为地球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而进行的环保承诺与动员，似乎更有可能在宗教团体等非国家机构的基础上形成一个联盟，而这些团体认为自身的行动超越了民族主义政治中肮脏的世俗需求。阿米塔夫·戈什（Amitav Ghosh）已经清楚地阐述了这一点，当未来的历史学家回顾这段时期（他称之为“大混乱”时代），并认识到现代政治与经济排他性的事实，即这些领域在全球范围内只对少数人开放时，他们一定会抱有一丝同情。

最近，关于“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的提议提供了看似新颖的示范政治经济，获得国家层面、各个亚政治级别的以及跨世代分歧团体的支持。然而，这样做却体现了将亚政治与人类居住的需求或人类世的政治联系起来的一些结构性问题，这可能需要对基础性的概念，价值和对支撑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事项进行更彻底的重新思考。

尽管对主流的挑战不断涌现，地方主义和激进民主势力抬头，但它们通常仍是在人类世概念被提出前的观念视界内发挥作用。他们意识到需要迫切摆脱新自由主义40年的困扰，因此常常受到起（通常是措辞上，有时甚至是实质性地）当初新政的诱惑。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再次得到重视，政府需要控制公共支出，增加税收收入，以及制定一些促进充分就业的计划来获得足够资金，从而达到推动转型的目的，这意味着旧世界经济最后一次刺激和增长之后，将迎来慢速发展的新世界。以上论断由凯特·阿罗诺夫（Kate Aronoff）、阿丽莎·巴蒂斯顿尼（Alyssa Battistoni）、丹尼尔·阿尔达纳·科恩（Daniel Aldana Cohen）和西娅·里奥弗朗西斯科（Thea Riofrancos）在《要赢的星球：为什么我们需要绿色新政》（A Planet to Win: Why We Need a Green New Deal，2019年）一书中指出。

以新形式复兴旧经济增长、就业、利息和货币模式的尝试可能不足以回答贝克提出的问题。的确，人们常常不清楚超越新自由主义意味着什么，这一术语在理论和实践中的解读多种多样，其发展史影射的未来状况也扑朔迷离。

02

当前对该人类世和新自由主义有着两种较有说服力的学术观点。

第一种观点批判新自由主义，以温迪·布朗（Wendy Brown）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这是出于自觉的政治选择而导致的“消极”。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接受程度不一，呈现出“振荡场”的特征，广泛地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作用和主观性作为个人和比较优势的市场计算。此种计算秘密地损害了人与人之间、个人与政府之间团结友爱和守望相助的关系，这种情感联结往往超出政府决策范围不利于获取财富。因此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是反民主的，它宣扬去政治化，从而使得经济领域及竞争必不可少。

布朗反对新自由主义，认为民主只有在被排斥者提出抗议要求革命的时候才会想到改良和进步，此种进步方式以存在大量希望有美好未来，也许是无法实现的未来的政治观点为前提。一旦将市场演算更广泛地应用于民主政治或社会，便会出现一种新型的政治理性。当代新自由主义否定社会福利渐进提供的观点，而以简单空洞口头禅取而代之，如政府和市场是两个独立的实体，市场天生理性智慧，而政府腐朽迟缓，效率低下。

一些学者如尼尔·阿彻森（Neal Ascherson）认为，无论疫情之后的世界如何变化，都必须保证结束新自由主义，肯定公共物品的非私人属性，这又会是怎样的社会？威尔·戴维斯（Will Davies）认为新冠疫情时期的民主政治正陷于左右为难的选择之中。第一种社会模式是无论是当代右翼民粹主义者的民族主义还是所谓的“左后”或团结的左派，都重新回到邻里和谐，相互扶持，以爱国主义为主的美好时光。第二种选择是社会成为个人和团体广泛联结的混合体，相当一部分的链接将以突破物理意义上的远距离的科技技术形式实现。此种技术基础来源于十九世纪为应用宽带而诞生的社会学和电信革命。以上两种设想尽管大胆如神话，引起怀旧之情，淋漓尽致，但都无法应对贝克提出的质疑和批评。

第二种观点反对布朗有关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安格斯·伯格（Angus Burgin），菲利普·米洛夫斯基（Philip Mirowski）和迪特·普莱维（Dieter Plewhe）追溯现代新自由主义的根源至1938年于巴黎举办的Walter Lippmann座谈会和1947年于瑞士由弗里德里希·海耶克（Friedrich Hayek）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创办的Mont Pèlerin社会。早期观点强调，在二战后和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团体性智力组织对于建立完善自由主义理论的作用。历史学家奎因·斯洛博迪安（Quinn Slobodian）在其2018年出版的著作《全球主义者》（Globalists）中进一步延伸，重新寻找新自由主义的开端以将政治力量的焦点从国家转移至超国家联合体，从国家议会机构转移至世界贸易组织。奎因的这种远见汲取哈布斯堡王朝的治理模式，在这种模式，即使是再复杂的政治结构下都能有文化多样性兴旺发展而不受国家利益或政治利益干扰。（哈耶克（Hayek）和他的老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将第一次世界大战视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在现代民族国家中的灾难性胜利。）

这样复杂的超国家政治体一度被认为是控制资本主义的最佳方式，其不仅能从根本上节制资本主义的渗透，还能修复被歪曲的统计主义政治。新自由主义这一时期的观点是资本主义主张的镜像，反映出同时期发展的民族国家广泛地反对殖民主义的批判。但是是什么让从同时期与其竞争的各种观点主义脱颖而出的现代统计主义政治学与宣扬地球将不再宜居的人类世观点连接起来的呢？

在《气候利维坦》（Climate Leviathan，2018）一书中，杰夫·曼（Geoff Mann）和乔尔·温赖特（Joel Wainwright）列举了为应对气候变化可能出现的各种政治结构的类型。第一种方式是气候利维坦（Climate Leviathan），以富人和政治人物为保护自我利益而主动保护地球为前提构建的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第二种是气候毛泽东主义（Climate Mao），以反资本主义和专制集团而不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方式应对气候变化。第三种是气候贝希摩斯[2]（Climate Behemoth），在民族国家层面上进行反动民粹主义的改革。但除了以上这些选择外，杰夫·曼和乔尔·温赖特指出我们还需要想象和思考气候X（Climate X），深入反思种种形式的亚国家和国际化政策也许可能以新的价值和会计形式重新连接经济和政治。

也许不仅是因为疫情致使新自由主义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在疫情之中，大量国家政府和国际银行一前一后拼尽全力稳固经济系统以维持现状。但也有一些国家实施打着保护民众健康的幌子实施复工复产恢复经济的戏剧性政策。这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视角可以用来思考处于从新自由主义向人类世的政治。但同时一些想要恢复旧政治秩序的势力蠢蠢欲动，那么谁又能说新自由主义的计划已经明确地顺利开展了呢？也许不仅是因为疫情致使新自由主义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而正是人类世的挑战成为思考新的政治表达形式而不是重回过去政治模式的导火索。

03

在所有问题之中最重要的挑战是对主流价值观念的质疑：我们亏欠大自然多少，我们亏欠下一代多少。这些问题可能使我们鼓起勇气重新考虑生态环境恢复及其他历史遗留的不公等问题（例如种族奴隶制和父权制压迫）并在当下进行改革。'人类世'还冲击了现代观念中的人口、经济增长限制、分配不公及人与动物关系。

就像贝克在风险时代对于环境政治学的做法一样，我们可以试图从技术官僚法制范式或缓解适应的角度来审视这些问题。贝克提出的真正挑战，以及通过人类世的叙述和现代认识论，是这样一种想法：我们最好是以我们用来审问政治和经济的术语，彻底修改既定的惯例和期望，改变它们的历史和价值观。

回望政治理论的发展历史，我们也许能提出一种崭新的可供选择的社会形式。我们至少还可以遵循重视流行于一战前和一战期间的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传统，以寻得新自由主义之后政治理论应向何处发展的灵感，尤其是历史可以清晰向我们展现新自由主义是如何与其批评者长期斗争而不只是新自由主义当前斗争后的结果。美国的反托拉斯进步人士、欧洲及英国研究财富、福利和税收原则三者之间习惯以应对如环境污染的负面外部影响的历史政治经济学家，所有这些都提供了比现代新自由主义和主流经济学所能提供的更广阔，更综合的方法，以观察政治，经济学，历史和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以上这些方法都重视复杂性而不是预测性的简化。

只有重新塑造价值与政治经济恰当嵌入关系之间的联系，前述的构想方能重新被考虑。此次疫情至少再度展现这是一个有关政治经济或市场社会的古老价值问题，而且占有未来社会如何发展，政治如何进步的重要份量。至于这种反思是否会影响到对建立在爱、正义和激进希望基础上的政治形式的激进要求的实现，还是仅仅遵循阻力最小的路线回到正常一切照旧，这仍有待观察。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有没有疫情带来的特殊威胁，仅“遵循科学”都无法使我们向未来更进一步。

参考文献

[1] 此处维吉尔（Virgil）来源于但丁著作《神曲》中的古罗马诗人，他显示出父亲般和蔼、慈祥的性格，对但丁对但丁无微不至关怀和教诲，救助并带领但丁穿过地狱、炼狱。本文中用维吉尔意指贝克将会是带领人类走出困境的向导。

[2] 贝希摩斯是出现在《圣经》里的怪物，传说上帝在创世纪第六天用粘土创造了贝希摩斯和利维坦，它的尾巴如杉木般挺直，肌肉如石头般结实，骨骼如铜铁般坚硬。此处的Behemoth直译为贝希摩斯，引申为“怪物”、“巨兽”之意。

翻译文章：Duncan Kelly, The Politics of the Anthropocence, Boston Review, March 10, 2021 Issue.

网络链接：

http://www.bostonreview.net/science-nature/duncan-kelly-politics-anthropocene-world-after-neoliberalism

译者介绍

张睿婕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专业，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技术编辑：王丹蕾

责任编辑：徐梦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