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的价值观念不同，所以中国的一些价值理念与美国本土的价值理念相互冲突时，就产生了很多的劳务问题。
曹德旺就曾说：'我71岁花5亿美元在美建厂，13美元时薪的美员工说我冷血'，当时的平均工资已经完全符合当地的工资标准，但是美国工人仍然认为迫害了自己的权利，提起了反抗和罢工。
一、中式管理，美式工作
1983年曹德旺曾承包第一家连年亏损的玻璃厂，1993年福耀玻璃开始上证所挂牌上市，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汽车玻璃制造厂。
在71岁时他在美国一个只有6000人口的小镇上建设了一家工厂，原本为这个小镇提供了三分之一的就业岗位，但是因为中美价值观念的不同，他们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曹德旺既然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于自己工厂的建设和管理自然也就以中式管理为主，当时曹德旺的在美国的福耀玻璃工厂，普通工人的时薪已经达到了13美元，但是当地的很多工厂最低的工资是7.5美元，平均工资也不超过10美元，曹德旺的福耀公司明显要比其他工厂略高一些。
但是美国工人不这么认为，他们不满足中式的管理，认为中式的管理模式侵犯了他们的权利，并且对一些福利待遇非常不满足，他们不喜欢这种机械重复的活动，但是这毕竟是工厂的工作制度，既然拿了工资就要负责任的将工作做完。
这种投诉似乎有一些想要自己挑选工作的味道，福耀工厂自然是不能允许这样事情存在的。同时美国工人也非常不理解中国工人的思想，中国工人一直在工作，他们为了赚钱可以加班，可以从事无聊的工作，这让他们非常难以接受。
在福耀的工厂里，中国工人跟美国工人一样，每天工作八小时，每周都有双休，工资时薪13美元，这在中国工人眼里就是天堂般的存在，他们也非常不理解为什么美国工人这么多怨言。
这场矛盾很显然就是中美的价值观出现了差异，在工厂里为了保证生产效率和工厂的正常运作，自然要设置一定的规定，来确保一系列的生产流程不被破坏，但是深厚的文化和企业差异想要平衡两个国家的价值观念和工作方式有谈何容易。
二、不知满足，仍提高要求
美国一个公会，专门来平衡工厂与工人之间的纠纷，这个公会全名是汽车工人联合会，简称是UAW。
最擅长的也是组织大罢工来抹去福利，每次员工有什么怨言或者不满都会来到公会进行沟通，所以美国员工对于公会有非常强烈的一依赖感。
当时的一位黑人女性，就向公会控告说自己只有时薪13美元，连给孩子买双运动鞋都成了奢望，可是当时的亚马逊在将美国雇员的最低时薪也才15美元。与此同时，亚马逊还取消了部分员工的月度奖金和股权激励，两两对比可见福耀的公司已经算是非常人道了。
当时曹德旺对美国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已经达到了营业额的40%，同时雇佣的2000多名美国工人，也已经为当地的政府贡献了2.5%的个人所得税，这种税收对于公共建设的投资算是非常巨大的。
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对于福耀公司是非常满意的，但是不满意的还是他们的美国员工，他们不满足中国式的管理方式，不满足自己无聊的工作，不满足类似军事化的管理，中国雇主与美国雇员之间的文化冲突。
这种情况下福耀工厂的美国工人开始罢工，这种状态下持续了10个月，改革是迫在眉睫的，10个月已经曹德旺的公司亏损了4000万美元，于是他开始更换领导阶层，聘任劳资关系研究院对员工进行游说，并且进行了投票，在这些措施的影响下，最终以投票表决成功抵制了公会进入。
三、中美差异，难以融合
美国工人最擅长的便是通过有幸来谋求更好的待遇，但是曹德旺没有就此妥协，而是采用了更加民主和法律的途径来把问题进行了解决。
从以上的种种事件可以看出，美国工人宁愿冒着失去工作的风险，过上贫困的生活也要在工作中维护自己和群体利益，但是中国的工人会进行权衡，在接受剥削和失业两种情况下进行选择，是进行放弃还是接受剥削，因为失业会更加痛苦，但是美国人宁愿饿死也会追求权力，这就造成了福耀公司这样的情况。
一边是'美式工作法'的中国工人，每天工作八小时，有双休，另一边是996的中国工人对这样的工作的看法，在美国工人不满足的当下，工作效率也非常低，而且还嫌弃待遇不好。
曹德旺这一套看似在中国有市场，这也是重视管理方法和和美国冲突的原因之一，曹德旺不能靠996的工作方式来要求别人，而是要更好的实行管理来提高收益，让工人和工厂都能达到利益最大化。
同时两者的矛盾也是思维方式的差异，美国人的思维是保住了市场就保住了利润，中国人则是保住利润，市场会紧跟其后，尽管福耀的时薪工资并不低，但是在中国工人眼里，拿了工资就要最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但是美国工人却不这么认为，工资是自己赢得的，但是自己也要保全自己的权益，不能因为工资来影响到自己的权利。
尽管有很多人说曹德旺冷血，不关注工人的待遇，但是曹德旺并没有就此妥协，同时作为一个企业家，他也展现了自己应该有的能力和气度，从来不向错误的事情进行妥协，不管是在生意上还是生活上。
通过这件事情也让我们看到，美国工人与中国工人的价值观念，无论是从勤奋还是产能，中国工人都要略胜一筹，美国毕竟是一个推崇自由的国家，也或许是这种制度的差异，让两国的工人对待工作的态度发生了较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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