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水清浅2019-09-23 16:08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最后一个敌人齐王建主动打开了临淄的城门，向长驱直入的大秦锐士投降，七雄并立的战国时代结束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出现了。战国初年，秦国还是一个内乱频仍，积贫积弱，在魏国强盛的兵锋之下，几无立锥之地的偏弱小国。那时的秦国，或许都算不得是“战国七雄”之一。然而，自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发生了深刻而彻底变化，以无可阻挡之势迅速崛起崛起，之后代代开拓，世世进取，最终才有了始皇帝那六合归一、光耀千年的灿烂辉煌。
大图模式 在战国那样一个群雄逐鹿的大争之世，秦国能脱颖而出，除了切合乱世，被称为秦国根基的商鞅之法，还有其他许多更为深刻的原因，比如，秦人那“纠纠老秦，共赴国难”的战斗精神，连续七世明君雄主的罕见局面，惊世名将层出不穷的大秦锐士等等。除此之外，还有更为关键的一点，那就是自商鞅之后，接踵而至的秦国客卿丞相，如收回河西的公孙衍、提出连横的张仪、远交近攻的范雎、千金买国的吕不韦、推进一统的李斯等等。这些外来的丞相，在秦国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上，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若没有他们，纵然秦人再是英雄善战，也不能建立巍巍赫赫的大秦帝国。然而，匪夷所思的是，这些为秦国立下汗马功劳的丞相们，几乎全部都结局凄凉，这是什么原因呢？
大图模式 在秦国功勋卓著的相国之中，公孙衍因不愿与张仪同槽争食，主动离开了秦国，并走上了合纵抗秦的道路。秦惠文王死后，声望太过的张仪因与秦武王不和，被排挤出了秦国，一年后在魏国终老。甘茂在秦武王死后，因屡屡被谗言诋毁，逃出了秦国，辗转流离数国。楚系外戚魏冉，因成为秦昭襄王掌握权力的阻碍，被赶出了秦国，在封地郁郁而终。他们的结局虽不免凄凉，但起码保全了性命，与他们相比，商鞅、范雎、吕不韦、李斯等人就要凄惨的多了，无一不是极刑，无一人得到善终。
大图模式 开秦国的变法之先的商鞅，在秦惠文王继位之后，仅仅因为一句“商君欲反”的诬告，就被处以诛族与车裂之刑。帮助秦昭襄王从以宣太后、穰侯等为代表的楚系外戚实力中夺回大权，为秦国提出远交近攻大策的范雎，因为举荐了王稽、郑安平等人，被“以其罪罪之”，和王稽一起被处死。一手将秦庄襄王嬴异人推上王位，亲自率兵攻灭东周，夺取了赵国、韩国的大片土地，为秦国设立了三川郡、太原郡、东郡，为秦始皇的统一打下坚实的基础的吕不韦，因受嫪毐之乱的牵连，被贬出咸阳，不久又被贬往巴蜀，随后饮鸩自杀。以卓越的政治才能和远见，辅助秦王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提出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废分封，行郡县的李斯，因被赵高诬陷谋反，被诛族腰斩。
大图模式 这些客卿丞相们，之所以每一个都结局凄凉，是因为他们始终无法躲过秦法之下的两个陷阱。第一个陷阱是商鞅变法时提出的那一句“有功于前，不为损刑。有善于前，不为亏法”，只要做出有违秦法的事情，无论之前立下多大的功劳，都无法逃脱秦法的制裁。这些丞相们有的是真做过有违秦法的事，也有的是“被认为”做过这样的事，但终究都会被秦法制裁。第二个陷阱是，战国时期的丞相制度，无论是丞相还是相国，都是单独开府理事，拥有的权柄仅次于国君，想要有所作为，必须得到国君的全力支持，一旦稍有猜忌，必然万劫不复，而当全力信任他的国君死去，新王往往不会继续信任他们，所以悲剧的发生是必然的事情。
“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秦孝公在《求贤令》的诺言，每一代秦王都贯彻的很好，商君、武信君、穰侯、应侯、文信侯，每一个为秦国做出贡献的“客卿”都得到了相应的爵位与荣耀。同样的，“有功于前，不为损刑”的商君之法，每一代秦王贯彻的也很好，这些呼风唤雨，叱咤风云的丞相们，始终无法绕开秦法之下的两个陷阱，前赴后继的走向飞蛾扑火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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