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从何来？印作何用？

印章最早出现于何时？最初的形态又是什么样子的呢？这是大家都想知道的。因为追根溯源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们崇古猎奇的欲望，更在于从艺术发展史的角度认识印章的本质，理解古玺印所蕴含的诸多文化信息。然而，历史已成过去，绝大多数的真相已经湮灭，后人解读的历史，都受后人所处时代环境、自身认知的限制，而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极大，因而得出的结论也就大相径庭。这是一种客观现实，我们只能试图以一些个性化的研判，启发人们的认知更接近真相。

所以，我们不妨从艺术起源、艺术发生机制的角度去推想一下，或许能对人们理解学界的争论、判断事物的本真有所帮助。

人是智慧生物，又是群体性、社会性的生物，当智慧的人类，有了族群意识、社会意识后，就会自觉地思考“我是谁”“我们是谁”的问题，进而想知道“我是谁”“他是谁”的终极答案。同时，在氏族社会内部的阶级分化也会越来越明确，区分等级、标识权力也就成为一种需要。在生活物资上、在制作出的生活用品上涂写描画、铭刻符号印记，除了记录他们发现、认识的自然之美，展示他们的创造才能、审美自觉外，便是昭示“物”与“我”的关系，“我”对“物”的所有权了。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把古器物上原始先民留下的刻画“痕迹”，视为印章的始祖。因为，无论是图腾徽志，还是装饰纹样，都是先民从认识自然过程中不断总结归纳而来的，必然带有地域的、种族的、个体的独特信息，这也成为区分“你”“我”，昭示所有权的重要手段。那些用来在远古陶器上抑压纹饰的模范，无论后人根据自己的知识储备和判断能力，将其定为文字或者是纯粹的装饰纹样，都具有特定人群、特定人员的特殊信息，也就具有区分、辨别的功能。我们之所以能很轻易地辨认三星堆文明中的器物特征，并能明确判断它与其他文明遗存器物的差异，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后世凭信功能明确、形式独立且固定的印章，与其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在社会发展和事物演进过程中，对所有物品的分类都越来越明细，印章的功用越来越独立，以致于凭信功能成了它最本质的属性。所以说，印章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依据生产生活的需要，自然而然产生的。这从域外其他文明也在某一历史条件下产生并使用印章（而且很多是早于华夏文明出现的）这一史实，便可得到确证。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生发展、不断演变、趋于完善的过程，印章也不例外。随着先民制作技能的提高、工艺方法的进化，最原始的刻画就像一粒萌发的种子，开始生枝长叶。绘画的、书写的、铭刻的分类越来越细，渐渐地各成体系，各自的功能也渐渐明确起来，印章也就从最原始的美化器物、昭示归属，向着更加具体、更加单纯的功能演化。

我供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有一位前辈印学家，曾担任美术研究所副所长的温廷宽（字景博），学术视野开阔，于金石学研究以及古印谱的搜集整理颇多建树，也有着自己独到的学术见解。他认为，远古时代的印章“是一种复制文字形象（或图画、雕刻）的独立小型工具”，也就是说，他也认为古玺印是从远古实用器具衍化而来。

随着社会形态的不断发展、人类文明的不断演进，人们的个体意识也就越发地强烈，而社会阶级的分化，也促使人们要以一种方式、方法，借助一些能够被社会大众认可的物品，标志出身份的差异，于是，形制、功能相对完善、完备，与我们今天所认知的玺印属性相同的印章，也就从功能边界模糊的“独立小型工具”中离析而来、应运而生了。当然，由实用工具向具有凭信功能的印章转化，还有赖于文字的形成（定型），特别是这些文字拥有了明确的示信功能。也就是说，只有到了文字相对成熟，每个文字的意义相对明确，能够标示器物归属时，印章利用文字彰显其凭信功能的时机才算成熟，印章也就真正具有了独立意义。

在存世的早期青铜器中，“亚醜家族”的铸造器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它们多次出土于山东益都苏埠屯，考古学者认为属于商晚期遗存。在这些造型特征明显、工艺精湛的各类器物上，大都铭刻有“亚醜”标识，这与被认定为“亚醜族徽”的铭文，从形式到功用都已经非常接近于后来的印章了，只是它们当时依附于器物存在，并未真正独立出来，也就不具备复制功能。

亚醜杞妇卣铭文

亚醜父丙爵铭文

大家熟知的“殷墟三玺”中，有一枚被学者释为“亚禽示”，而在出土的商晚期青铜器中，也有铭刻了“亚禽”家族族徽的器物，如“亚禽父乙尊”内底铭文，便可以与之互为“印证”了。

“亚禽示”古玺印钮  （印面与印钮）

“亚禽父乙尊”内底铭文

“殷墟三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土于安阳殷墟，最早被尊古斋主人黄濬所获。考古学家、古文字专家还对印面上的信息作出了释读，从其形制以及镌刻（或铸造）其上的纹样（或字迹）来判断，确实有了玺印的基本模样。或许，这三件被学界认定“确为晚商无疑”的已知最早古玺印，也属于印章形成过程中，由实用功能为主向凭信功能为主过渡期的产物。它们的存在与被发现，对它们原始属性的探讨，更进一步地说明，印章不是突然有一天被某个人或某个族群发明出来的，而是在手工艺不断进步、文字的标识功能不断明确而被利用的过程中，一步步确立自身形制以及属性——凭信功能的。当然，这并非否认在印章的功能作用经过社会实践被认可后，权力机构会以法律的形式将其定位并向社会推广，或许，这也就是战国时期印章得以普及并被广泛使用的根本原因。有些学者不认可战国以前有玺印存在，是他们心目中的印章，应该是形制固定、用途和功能明确的，而不是属性和功能含混不清的。

再者，“物勒工名”的习俗或曰传统，很可能也启发促进了印章的产生。换句话说，早期的“物勒工名”，很可能也携带了印章的某些原始基因，只是到后来，他被统治者用于管理生产者，以这一方式让制作者们为产品的质量负责。《吕氏春秋·孟冬纪》中曰：“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讲得非常明确，其实“以考其诚”的作用，也有着与印章凭信功能极为相似的属性。在当今所能见到的古代遗存中，有很多勒以工名的物品。我们在大量战国时期齐国的陶器上，都能见到印章的使用，而且这些印章的规格、形状各异，并未如后世的统一为方形。这说明，更便于识别、记忆，肯定是古人最重要的诉求。细想来，那其实就是“物勒工名”的先进方式，将制造者的信息抑压在陶坯上，可以是追责凭证，也可以是对产品、作坊的宣传和推广。从这个意义上讲，“物勒工名”也是以凭信为指归的。

战国齐陶“印迹”

不仅印章的萌生到定型有一个渐变、渐进的过程，就连它的用途和使用方法，也是不断变化的。最早的印章很可能是服务于器物制作的，后来的封缄成为相当长历史时期内最主要的使用方式，但也不是唯一的使用方式，会有不同的使用方法同时存在。且不说烙马印、仓廪印，古代遗存的官印、私印中，应该有相当一部分不是用于封缄的。现藏于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的西汉早期“文帝行玺”金印，并非一般的明器，根据“出土时印面槽沟内及印台四周壁面都有碰痕和划伤”说明，系长期使用所致，更重要的是，印面槽沟内遗留有暗红色的“印泥”，这说明在公元前一三七年自称文帝的南越国赵昧，在那个时代就以施朱钤盖的方式用印了。

“文帝行玺”金印

而大量汉代长条朱文印，如“巨蔡千万”“巨张千万”“巨颜八千万”等印章，使用方法和具体用途至今成谜，仍然没有确切权威而又令人信服的解释。这也说明，任何事物都具有多面性即多重属性，而且这些属性会不断地变化。当然，古玺印向文人篆刻的蜕变，是更重要的例证。

不过，就“殷墟三玺”来说，我们提出几个小问题：假如它们能够确定为印章，具有我们认知的印章属性，那么它们是因为什么被制造出来的？也就是说，制造它们的目的或曰动因是什么？当时的人们要用它来干什么？另外，它是如何被使用的？也就是它的使用方法是啥样的？使用它们的载体是啥样的？是抑压在陶坯上还是抑压在浇铸青铜器的模范上？亦或是像秦汉时代一样用于传递文书的封泥呢？另外，在迄今为止的考古发掘中，同时代的人类制造物，如陶器或青铜器上，有没有发现类似的印章被使用的旁证？特别是在殷墟一地，有没有这种旁证？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会帮助我们认识印章的发生、发展的步骤，也会解开诸多上古时代涉及玺印及其使用的未解之谜。

提出前面的问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多位权威的金石学家、印学专家将印章出现的时间定格在战国时代。著名学者、曾担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郑珉中在其为《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玺印》一书撰写的导言《从故宫博物院藏印看中国玺印的产生与发展》一文中写道：“玺印始于何时，文献中未见记载，传说三皇五帝时就已经开始使用玺印了。春秋及更早时代古墓的考古发掘中，无一方玺印出土。传世的古玺印，虽多是出土品，但出土时代很早，已无从考证其地点和时代。经科学的鉴定，尚可考证出某些玺印的国别，进而肯定其为战国所遗。由此可知，玺印的始作年代，不会早于战国。”郑珉认为“这是由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并从三个方面论述其原因：“首先，战国时各国的社会和政治变革，促进了官玺的出现和使用……其次，战国时期商业逐渐繁荣，市场交易增加，对个人凭证的需求加强，促进了私玺的出现……最后，玺印的产生，有赖于青铜铸造工艺的高度发展。”重文献、重实物证据，这是很多学者一直坚持的学术原则。而已知古代文献中，确实没有玺印起源的具体而明确的记载，涉及古代玺印话题时，也大都有“据传”字样，所以，郑珉将之视为“传说”故不予采信，这是由他自己的学术观念决定的。

这与罗福颐《古玺印概论》中的观点相同，他认为：“传世古玺印是战国至明清上下二千三百余年的遗物”，“其中或杂有春秋时代的遗物，然今天尚无科学的证明。”

为什么学者们的研究结论会有差异呢？我想，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与研究者不同的学术观念、不同的治学方法、不同的立论基础相关的，也是与他们对印章本质属性不同的理解相关的。像罗福颐、郑珉中等，非常严谨，他们认定为印章的，必须是从形制到属性都确立之后的，而且要有实物佐证，要有“科学的证明”。《后汉书·祭祀志》中有这样的说法：“尝闻儒言，三皇无文，结绳以治，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这种“尝闻儒言”（曾经听一些学者说过的意思），又没有实物佐证，肯定会被罗、郑两位视为“道听途说”，不足为凭。这显然与前面提到的温廷宽的观点有着很大的不同，他立论的基础中就有印章是从具有多功能的“独立小型工具”演变而来。这里有推论的成分，但这种推论也是有严谨的学术思想作支撑的。他们的学术立场以及在各自立场上的研究所得，都是值得尊重的。我们作为后学者，要能够发现他们观点的差异，更要能够发现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我们要在吸纳、参考前辈学者不同学术观点的基础之上形成自己的见解。

行文至此，我想到两个问题，因为这两个问题让人们感到非常的困惑。提出问题，是为了促进大家对印章起源以及早期玺印存在方式、形制特点的思考。其一：“殷墟三玺”被大多数专家学者认定为商朝晚期之物，被视为玺印源头的代表。一些历史文献中，也有西周和春秋便有用玺（印）的记载，如《周礼》和《左传》中有“楬而玺之”“玺书追而与之”的表述。但是从殷商到春秋这么久的历史区间内，怎么后人所能见到被确认的印章实物却“空空如也”呢？我想，这很可能也是罗福颐、郑珉中学术观点的支撑。其二，现藏天津博物馆的“王戎兵器”为陈介祺旧藏，被定为秦国官玺。这方古玺印收录在《天津博物馆藏玺印》第二二页，是开篇第一古玺。这方古玺印有绞索状半圜形钮，钮上有绳纹，印体扁平，印背铸有对称的蟠虺纹。菱形印面被两条凸起的交叉直线分成四格，格内铸阳文大篆“王戎兵器”（也有释为“壬戎兵器”者），四字顺时针布局。这方古玺被前辈一些学者鉴定为春秋实物，认为“是唯一传世的春秋时期的秦国铜玺”。

“王戎兵器”古玺

问题来了：前辈学者是如何从众多的古玺印中界定它是唯一春秋古玺的呢？当然是参考了古玺的形制、文字、制作工艺等等，但正如罗福颐所讲的那样，这样的判断有令人信服的“科学的证明”吗？再者，战国时期玺印的大规模使用（而且是各大诸侯国的共同行为）是因何而起？是东周王朝颁布了政令，还是在社会环境、生产力发展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各诸侯国同时具有了使用玺印的自觉呢？或许，随着考古发掘成果的日益丰富，还会有更多的新发现，对前辈学者们的某些观点证实或者证伪，也对我们的诸多疑问给出答复。

谈完古玺印起源，我们再来谈谈玺印在古代社会和古人生活中的功能与用途及其相关的话题。

首先，我们看看古人是如何定义玺印的。东汉太尉南阁祭酒许慎所著《说文解字》释玺为：“王者印也。所以主土。从土，尔声。籀文从玉。”稍晚于许慎的东汉名臣、大文学家蔡邕在其所著《独断》中解释道：“玺者，印也。印者，信也。”突出了印章作为凭信的功能。而《玉篇》对玺的解释也是：“天子诸侯印也。”

我们再来看前人对“印”字的解释。《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印，执政所持信也”。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里对此有一个详细的注解：凡有官守者皆曰执政。其所持之卪信曰印。古上下通曰玺。《周礼》玺节注曰：今之印章。按周礼，守邦国者用玉节，守都鄙者用角节。谓诸侯于其国中，公卿大夫于其采邑用之。是即用印之始也。季武子于周礼为守都鄙者，而以玺书，达于鲁君，是古有印明矣。盖以简册书之。而寓书于远必用布帛检之，以玺泥抑之。至用缣素为书，而印之用更广。《汉官仪》：“诸侯王黄金槖驼钮，文曰玺；列侯黄金龟纽，文曰章；御史大夫金印紫绶，文曰章；中二千石银印龟纽，文曰章；千石至四百石皆铜印，文曰印。”这说明印是权力的象征，代表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行使职权的“合法性”。《史记·苏秦传》中收录了苏秦的一句话：“且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而作为战国时期著名纵横家和谋略家的苏秦，也因为其智慧超人兼佩六国相印而成为历史上的美谈。

既然玺印是权力的象征，是凭信之物，受重视并被严格管理也是情理中的事了，连称谓都有着明确的规定。前面所引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文字的后半部分，就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卫宏《汉旧仪》卷上：“秦以前，民皆以金、银、铜、犀、象为方寸玺，各服所好。自秦以来，天子独称玺，又以玉。群臣莫敢用也。”到汉武帝时，典章制度更为完备，在官印方面也订立了一套新制度，不仅有等级之分，对质地、钮制、绶色等，都有着明确的规定加以区分。名称也分玺、印章、章等几种。清孙光祖《古今印制》载：“汉制，丞相三公至中二千石称章，千石至二百石以上称印，官印外，自刻姓名，曰'某人私印’，无官印者无私印。官印称'章’，私印只称'印’，士庶只称'印’，名印称'印’。盖章与印亦分矣。”

很多与玺印有关的制度规定，随时代的变迁而有所改变，并不断地踵事增华。我们可以翻看一下《二十四史》中有关使用玺印的具体规定，便可体会“兹事体大”，故规定严明、不容僭越了。《隋书》记录礼仪的分卷中，除了对“皇帝六玺”及其使用范畴的记述外，还有对不同品级人员使用印绶的规定：“二品以上，并金章，紫绶；三品银章，青绶；三品以上，凡是五省官及中侍中省，皆为印，不为章。四品得印者，银印，青绶；五品、六品得印者，铜印，墨绶；四品以下，凡是开国子、男及五等散品名号侯，皆为银章，不为印。七品、八品、九品得印者，铜印，黄绶。金银章印及铜印，并方一寸，皆龟钮。东西南北四籓诸国王章，上籓用中金，中籓用银，并方寸，龟钮。佐官唯公府长史、尚书二丞，给印绶。六品以下，九品以上，唯当曹为官长者给印。余自非长官，虽位尊，并不给。”而唐代，武则天篡唐而建立大周，这位雄心勃勃的女皇，有着扭转乾坤的魄力。相传她在上位之后，觉得“玺”字的读音与“死”相近，也有说法是因“玺”与“息”同音，所以改称为“宝”，后因朝代更迭又几经改易。《正字通》中记载：“又旧制，乘舆六玺。唐改为宝，唐末亡失。周广顺中，诏作二宝：曰皇帝承天受命之宝、皇帝神宝。初，太宗刻受命元玺，以白玉为螭首。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武后改诸玺皆为宝，中宗即位复为玺。开元六年，复为宝。初改玺书为宝书，再改传国宝为承天大宝。”从这些反反复复的改易，就能看出玺印在古人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何等的重要。

我们从古代的文献资料中，还能看到很多有关以印章材质区分官阶高下的记述。前面提到的出自汉代孔鲋编著的训诂学早期经典著作《小尔雅》的“秦以来，天子诸侯王称玺，独以玉”之外，《前汉·百官公卿表》中有“二千石皆银印，二百石以上皆铜印。”还有前文所引《说文解字注》根据《汉官仪》的表述内容。其实，类似的规定以及后朝根据需要对前朝规定的修订，在历史文献中比比皆是。这也说明，印章作为界定一个社会人身份的标志物、凭信物，在古人的社会活动、社会生活中是何等的重要。而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下，僭越是重罪，而这些规定就是要以法律的形式将之规范。

除了对称谓、材质的规范之外，对印章规格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各时代都有一套制度规定。除了一些实用印章，如烙马印、仓廪印等，凡与人的社会身份、社会地位相关的印章，尺寸上都有着严格的规定。这些规定在古代文献资料中多有记录，不在这里转抄。因为从清代金石学大兴以来，“地不藏宝”，有大量的古玺印实物及封泥出土，并被系统整理。观察这些古代遗存时不难发现，魏晋及以前的古玺印，除特殊用途的之外，一般来说体型都较小，特别是私玺，大都在一厘米上下。古代玺印体型较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使用方法，因当时印章主要用于封缄文书，抑泥是最主要的使用方式（陶坯抑压留痕与此相类），所以印体不宜太大；二是古人的印章使用普及而频繁，如同当代人的身份证件，要随身佩戴，史载苏秦佩六国相印便是证明，所以不宜太大、太重；三是材料昂贵，无论是玉料的采集还是青铜的冶炼，均属不易。

西汉“皇后之玺”印面与印钮

规格最大的当然是帝后之玺。一九六八年出土于陕西咸阳，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的“皇后之玺”为二点八厘米见方，通高两厘米，重三十三克，以和田羊脂玉坨刻而成。这是最真切的物证。曾为陈介祺旧藏，现藏日本国立博物馆的“皇帝信玺”封泥，虽不是玺印原件，也承载记录了帝王玺印的很多信息：该封泥的印迹尺寸为二点七厘米，考虑到封泥在干涸的过程中会缩水，所以用于抑泥的玺印原件，也应在二点八厘米左右，应该与“皇后之玺”的规格相当。

“皇帝信玺”封泥

到了南北朝时期，印章的使用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过去用于抑压陶坯、抑泥封缄变为施朱钤盖，也就是段玉裁所说的“用缣素为书，而印之用更广”，所以，以往很多限制印章规格的因素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彰显印章功能及其所有者的权威，制作出的印章也就越来越大。但这种改变的具体的时间及始作俑者是谁，文献中也是没有确切记录的，应是南北朝时期政权频繁更迭、兵燹不断之际，加之应用环境、使用方法的改变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九九三年，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孝陵被盗，武德皇后（被其长孙宇文衍即周静帝尊为天元皇太后）的随葬金玺也被盗走，后于一九九六年被追缴，现藏陕西咸阳博物馆，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此“天元皇太后玺”是目前已知史上最早的皇太后金玺，长四点四五厘米，宽四点五五厘米，印台厚一点九五厘米，通高四点七厘米，重八百多克。

 北周“天元皇太后玺”印蜕与印钮

从形体上来讲，此玺要比汉代的“皇后之玺”大很多，这也成为玺印使用方式、材质规格变革的佐证。到隋唐之际，玺印的管理制度更加严密繁琐，但玺印尤其是官印的尺寸变得更大，大都在五六厘米见方。到明清之际，官印的尺寸还在增大，如现藏天津博物馆的“祺皇贵太妃之宝”银印，就达到了十二点七厘米见方。

清“祺皇贵太妃之宝”印钮

当然，在私印的范畴内，从形式到内容还是较为灵活的。我们现在能见到的古代箴言、吉语、图画印，形状、规格就很多样，这在战国私玺和汉代私印中非常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