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爱读书，善思考，敢怀疑。他是中国革命的领袖，新中国的缔造者，也是一位渊博的学者，杰出的诗人、词人。
全国解放后，曾有外国人说：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奇特的组合，但实际上，这又是一个必然的组合。
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毛主席在肩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同时，他始终没有丢下过诗。可以说，他写诗，爱诗，关怀诗，跟他的内心活动是密切联系着的，是与他的革命实践同始终的。
革命家和诗人，在毛主席的身上达到了和谐的统一。在多年的革命战争生涯里，他有着坚定的马列主义信仰和坚韧不拔的革命斗志，同时，他有一颗炽热的诗心，也充溢着诗的感情。
青年时期，毛主席在追寻革命真理、努力学习的过程中，对诗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5年，他便写出了《沁园春·长沙》这样的词来。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即便是在生死存亡的险恶情况下，毛主席依然以诗抒豪情、表壮志。没有纸笔，他便在“马背上哼成”。
对毛主席来说，诗不是单纯的兴趣所在，更是他真实心声的传达。从他的诗词中，一代又一代的青年能够感受到毛主席作为革命家的壮怀和诗人的热情，我们能够看到一幅革命历史的大画卷。
毛主席的诗，有着强烈的个人风格。他既继承了古诗的长处，又不受其局限性，还加以发展。此外，诗的独特风格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他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革命经验。丰富的实践经验使他写诗不是专靠灵感，而是立足于苦难的现实，从而写出了大量具有现实意义的诗词，流传至今，让人叫绝。
1945年11月，重庆《新民报晚刊》传抄发表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随即在山城引起轰动。很多人正是通过这首词开始真正认识到毛主席的。
从前，在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下，国统区的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认为毛泽东是一个草莽英雄，对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有很多误解。然而，随着《沁园春·雪》的发表，人们体会到了诗中的伟大胸襟、气魄和文采，也看到了民族的希望和未来。
尽管在写诗词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但毛主席从未因此自视高人一等，他总是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
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出版发行了毛主席的25首旧体诗词。其中，山西大学历史系罗元贞教授在读《七律·长征》时，认为第三句“五岭逶迤腾细浪”中已经有了一个“浪”字，而在第五句“金沙浪拍悬崖暖”这句中又有“浪”字，显得重复，而悬崖的“悬”缺乏诗意。罗教授认为将第二个“浪”字改成“水”字，“悬”改为“云”更好。
1952年元旦，罗教授在给毛主席的贺年信中，附带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毛主席看完信后，当即采纳了他的意见，将诗词改了过来。随即，毛主席又专门给罗教授复信：
“元贞先生：1月1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此复。毛泽东。”
1957年，《诗刊》发表了毛主席《关于诗的一封信》，不久后，他收到了一位北京大学学生的来信，信中指出了他“遗误青年”的“遗”字应该改为“贻”。毛主席虚心接受意见，并特意交代《诗刊》编辑部予以修正。
除了虚心接受意见外，毛主席还会主动请教。毛主席的《诗词》出版前，先出了一个征求意见本。根据他的意见，召开了一个会议，许多中央负责的同志和文艺方面的领导人都出席了。毛主席为此专门写了一张条子：“请同志们一议。”
大家对毛主席的诗词进行认真讨论。最后，《毛主席诗词》出版后，其中有很多是根据会议上的一些意见作出的修改。
古代，诗词、文学是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进身仕途、寄托情怀的工具，与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联系十分紧密。
而对于中国社会各个层面都有全面了解的毛主席来说，他的诗词、文章总处于这些纷繁复杂的现实联系中。有时是歌颂胜利，有时是论述说理，有时又倾诉衷肠……对他来说，诗是一种武器，一种鼓励人们奋进的战斗武器。
毛主席最喜欢的一位诗人是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毛主席大赞陆游诗词中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他更是将陆游视为知己：“读放翁诗词，如遇知己。”
毛主席不仅熟悉陆游生平，还特别爱读他的诗文，并做过专门研究。
1957年的一天，专列上的服务员姚淑贤在闲聊中，跟毛主席推荐了表现陆游爱情悲剧的戏。毛主席十分感兴趣，他问道：“你说的戏叫什么名字？”
小姚顺口回答说：“《凤头钗》。”
“《凤头钗》？”毛主席疑惑地问道。
“是《凤头钗》还是《钗头凤》，我也记不清了。”小姚不好意思地说道。
“是《钗头凤》。”说着，毛主席便讲起了陆游和唐琬凄凉的爱情故事：“陆游是南宋一位了不起的诗人，年轻的时候便有'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伟大志向。他的表妹唐琬很有才华，又重感情。两人青梅竹马，感情甚笃。但遗憾的是，陆游的母亲跟唐琬不和，因此，婚后不久两人便离异了。离异后，两人再次在绍兴的沈园相遇，这里是他们情意缠绵之地，情人相见百感交集。这首《钗头凤·红酥手》便是陆游在这一背景下写下的。”
还有一次，毛主席在跟保健医生徐涛谈起《钗头凤》这首词时，他还向徐涛问道：“你知道唐琬回赠的那首词吗？”
徐涛回答道：“我没有读过。”
随后，毛主席便用带有浓厚湘味的声音背诵了起来。吟诵完毕后，毛主席伤感地说道：“这首词回赠后不久，唐琬便积愁而亡了。”
毛主席停了一下，抽了口烟，又对徐涛说道：“我看呐，你跟小吴（吴旭君）这个家庭很幸福。这世界上真正幸福的家庭能有多少呢。”
1961年10月，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的邵华，跟姐姐刘思齐一起去看望毛主席。邵华偶然发现毛主席床头放有一本《剑南诗稿》，她惊喜地问道：“毛伯伯，您也喜欢《剑南诗稿》吗？”
毛主席笑着点点头，说道：“看来，你也读过放翁的诗词呦。”
邵华高兴地说道：“我不仅读过，还特别喜欢。”
“噢，那你最喜欢陆游的哪几首诗词呢？”
邵华开始掰着手指，说道：“我喜欢《关山月》《诉衷情》《夜游宫》《示儿》等。”随即，邵华便开始背了起来。其间，只要她稍有停顿，仔细听着的毛主席便会给出提示。
当邵华背诵《夜游宫》里的一句“睡觉寒灯里”时，毛主席便纠正她说：“这里的'觉’不读jiào（音同叫），应该读jué（音同决）。”说完，他似乎在想什么，突然又对邵华说道：“你回学校以后记得去问问老师，这样念对不对。”
跟毛伯伯共同研读陆游的诗词，成为邵华一生中最难忘记的经历。最后，邵华还专门请毛伯伯将《夜游宫》写给她。毛主席听后欣然应允，当即泼墨挥笔，写下了《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邵华双手接过毛主席写的诗词，用嘴吹干墨迹，小心翼翼地收藏了起来。
毛主席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熟悉，已经达到了运用自如的境地。
一次，毛主席乘机下江南，飞机在飞抵镇江上空时，毛主席即兴写下了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京口北固亭就在镇江东北，京口曾经是三国时期吴国孙权建都的地方。从这件小事中，足以看出毛主席对国家历史、地理的熟悉程度。
还有一次，史学家周谷城受毛主席之邀来到中南海书房，两人谈古论今，一起游泳，好不快哉。兴之所至，周谷城吟诵起了李商隐的《马嵬》，背到最后两句时，他突然忘记了，话到嘴边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正当他深感尴尬之时，毛主席却十分自然地接过了他的话茬，继续背诵道：“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导致双方关系恶化的事件。对此，毛主席直接看透了赫鲁晓夫的病症：“'旧病复发’，又想控制中国了。”
此后，中苏两党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越来越大，赫鲁晓夫多次在公开场合影射攻击中共领导人。面对他的挑衅，毛主席指出：
“赫鲁晓夫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也不完全是修正主义者……从同赫鲁晓夫这么多次接触看，这个人不大懂马列主义，比较浮浅，不大懂阶级分析的方法……我们对待他，一方面不能不认真对待，但另一方面又不要太认真了。”
1961年10月，周恩来率领代表团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苏共二十二大，会上，中苏双方就评价斯大林、苏共二十大等问题发生了争论。23日，周总理以准备全国人大开会为由提前回国。
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先后提出了“三和两全”等的修正主义纲领的政治路线，并确定了要“在1980年前在苏联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口号和目标。”针对赫鲁晓夫这一时期的思想变化，毛主席曾说：
“总的估计，这两年我们的斗争没有能够完全拖住赫鲁晓夫，更谈不上改变他的基本立场……赫鲁晓夫的思想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实用主义的，或者说是主观唯心主义的。”
1962年1月30日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在谈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发展时，说道：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有比较完整的纲领、路线和理论体系，这就是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和赫鲁晓夫所做的报告，这就是他的顶峰，从此就走下坡路了。”
毛主席这次谈话结束后，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再也没有了逆转的可能。
1965年9月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上同时发表了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文中嘲笑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所坚持的“地球上任何星星之火都会引起世界核大战，会毁灭人类”的观点，同时，还指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总路线的实质，就是要受压迫人民和受压迫民族放下武器，要已经独立的国家放下武器，听任全副武装的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宰割……”
文章在发表前，经过了毛主席过目和同意。
就在这个月，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的邓颖超，先后两次向毛主席提出一个请求：“请毛主席给我写一两首诗词，以便'拜读和学习’。”
之后，毛主席利用晚上的时间，填写了一首长词，计划送给邓颖超：
念奴娇·鸟儿问答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写这首词时，恰逢中苏关系恶化之际。在这一背景下，毛主席用生动的比喻、对比，和通俗易懂的口语，对苏联修正主义集团进行了一番既生动幽默又尖锐泼辣的嘲讽和痛斥。
词写好后，毛主席前前后后修改了两次，又抄写了一首以前写的词，准备一并送给邓颖超。此外，毛主席还附上了一封信：
“自从你压迫我写诗以后，没有办法，只得从命，花了两夜未睡，写了两首词。改了几次，还未改好，现在送上请教。如有不妥，请予痛改为盼。”
邓颖超收到毛主席的信和词后，十分高兴，但同时，她又感觉压力巨大，想要发表，便去征询周总理的意见：“是否可以找报社发表毛主席的这首词？”
周总理仔细看了看词的内容，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他说道：“主席的这首词政治含义很深，是否可以公开发表，还得征求主席的意见。”
听到周总理的意见后，邓颖超便不再问了……
这一时期，中国的国际形势处于十分艰难和危险的时刻。可以说，新中国的东西南北都有战争风险。
美国除了继续遏制中国外，还在东南亚实行侵略战争的政策，在老挝、越南发动“特种战争”，在南面对中国的安全构成威胁。
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不仅在政治上对中国施压，更在中苏边境上寻衅滋事，在北面对中国的安全造成威胁。
西面，印度在美苏两国的支持和怂恿下，变本加厉蚕食中国领土，妄图通过武力改变边界现状。
东南方向上，台湾当局在对形势进行错误地估计后，开始加紧进行“反攻大陆”的宣传，并紧锣密鼓地进行战争准备。
1965年9月29日，时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的陈毅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围绕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当前国际局势发表了重要讲话。
在记者问答环节，有外国记者问陈毅：“'中国好战’和您本人是不是一些人所说的'好战分子’？”
陈毅伸手拍了拍麦克风，高声说道：
“老子就是好战，老子就是好战分子。我们中国人本来不想打仗，可有人要打，那就打好了。美帝国主义和世界上的一切反动派，总是想挑起战争。老子早就想打仗了，老子头发都白了。打就打，如果现在不打将来打，老子等不上，老子还有儿子，老子的儿子也要跟他们打。”
陈毅一番没有讲稿的讲话，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不怕敌人和战争威胁的民族志气，同时也鼓舞了人民解放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的决心和士气。
毛主席在听到陈毅答记者问的话后，高兴地大赞：“讲得好啊。陈老总这个外交部部长，是个真正的外交部部长。这下，外国人也晓得了，我们的这位外交部部长可不好惹哩。”
第二天，毛主席在接待外宾时，再次称赞陈毅：“我们有一位不大好惹的外交部部长哩，他可是我们军队中一位了不起的元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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