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考古人员开始抢救性发掘我国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好、功能布局最清晰、结构最完整、拥有最完备祭司体系的西汉列侯墓园――刘贺墓园。随着对这座墓园的全面发掘以及越来越多精美文物的出土，刘贺—这个只坐了27天皇位的西汉皇帝，从默默无闻陡然成了海内外史学界关注的焦点。我们从史书上可以知道他这一生经历了从王到帝，从帝到庶人，再从庶人到侯，可谓是跌宕起伏。那么，最初仅为昌邑王的他何以从诸位皇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成功嗣位？又为何在嗣位仅27天后便被废黜？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汉武帝共有六子，分别为卫太子刘据、昭帝刘弗陵、齐怀王闳、燕刺王旦、广陵厉王胥、昌邑哀王刘髆。巫蛊之祸中卫太子被迫自杀，武帝驾崩后年仅八岁的刘弗陵继位，是为昭帝。元平元年，刘弗陵因病驾崩，年仅二十一岁，无子。面对这种情况，作为武帝的托孤大臣，霍光在众多皇位候选人中选择了刘贺。
刘髆之子刘贺，虽然他以诸侯之子继承帝位略有名不正言不顺之嫌。但其实这在汉朝是有相关制度为依据的，这就是宗藩入继。宗藩在西汉时期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享有诸多的政治和经济特权。特别是在皇帝缺少子嗣的情况下，为了延续刘氏皇朝的皇权统治，维护政治局面的稳定，诸侯王或王子侯可被选立为新皇帝。这种现象就称之为宗藩入继。虽然《汉纪》说他“在国素狂纵，动作无节”且喜好游猎、赏赐无度，对霍光等人而言并不是理想的皇位继承人，但在这样“后继无人”的情况下，刘贺似乎也成了唯一的选择。
至于刘贺被废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刘贺继位后多用昌邑故人，触碰了霍光等原权臣的利益。这一点我们从《汉纪》诸位臣子对刘贺的谏言中也可以看出，如王吉“昌邑官属皆征至长安，往往超擢拜官”，张敞“国辅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辈先迁，此过之大者也”等等。霍光作为当时的大司马大将军历经两朝的老臣，名分上不会允许区区侯国属官代替自己成为皇帝最信任的臣子；利益上更不可能任由这些昌邑属官“超擢拜官”，威胁自己朝中重臣的地位。
其次，刘贺继位以来行为荒唐，不尊礼制。《汉书》中记载了刘贺诸多荒淫无道之事，如“过弘农，使大奴善以衣车载女子”、“驾法驾，皮轩鸾旗，驱驰北宫、桂宫，弄彘斗虎”、在昭帝丧期“常私买鸡豚以食”等等。西汉时的礼乐制度虽然已不像周代森严，但像国君丧葬这样的重要事件还是要严格循礼的。可《汉纪》中有这么一段：“遂曰‘礼，奔丧望见国都哭。此长安东郭门也。’贺曰‘我嗌痛，不能哭。’至城门，遂复言，贺曰‘城门与郭门等耳’。”刘贺这些行为无疑一次又一次地让臣子们不满。
最后，“恭行节俭，慈仁爱人”的刘病已为霍光等人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作为史皇孙的刘病已虽然受“巫蛊之祸”的牵连自小就流落民间、远离政治中心，但也正因为他有这样的成长经历才更了解民生疾苦，更清楚国家需要什么样的政策。史书载他“师受《诗》、《论语》、《孝经》，恭行节俭，慈仁爱人”，在民间也广受称赞。可见刘病已不仅饱读诗书而且德行颇佳。另外，对于霍光等权臣来说一个常年流落在外的皇嗣也不具太大的威胁。综合这种种因素，以刘病已代替刘贺显然更为合理。
关于刘贺之立，虽然我们可以罗列出种种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对于霍光而言始终是个无奈的选择。政治博弈，向来是权势与利益关系占主导地位，只知“弄彘斗虎”的刘贺显然没有铭记这点，这也注定了他的帝王生涯只能无奈的结束。
参考文献：《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卷六八《霍光金曰磾传》
《资治通鉴·汉纪》汉纪十六
《秦汉史》吕思勉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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