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之变发生。这场战役之中，几十万大军覆灭；四朝老臣张辅、驸马井源、兵部尚书邝野、户部尚书王佐等66位大臣殉国。时任大臣李贤对这样一场大变评价道:"自古胡人得中国之利未有盛于此举者，胡人亦自谓出于望外，况乘舆为其所获，其偶然哉?"
这场大变中，明英宗朱祁镇毫无疑问是罪魁祸首。面对群臣的竭力反对，志大才疏的他却在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振的怂恿之下，意欲效法太宗朱棣五伐蒙古之举，宣宗帝大破兀良哈故事，为大明开疆拓土，稳固北境。
我们之所以说他志大才疏，并不是仅限于结果而言，更是就其出征之中的举措而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作为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后勤补给竟然在其出征之后出现了补给不足的问题；更兼之在出征途中，明英宗本人并不熟谙行军之道，虽然军中有张辅等将领，但他却将指挥之权皆委于王振。而平素便颐指气使的王振，更是有着苛待朱勇等大将之实，如此在足够愚蠢之下，最终也便有了自己被俘，王振死于乱军之中，险酿亡国之举的一场大败。
虽然最后在瓦剌一年多之后，朱祁镇被放归；在被朱祁钰幽禁7年后，他又通过夺门之变实现了再次登基，诛杀了于谦等人，还为王振在智华寺树碑立传。似乎此举能够稍遮其丑，实则是更让人们见识了这位帝王的无情、忘恩负义、寡廉鲜耻。
至于他那位念念不忘的先生王振，自然也与他一般逃不掉历史的鞭笞。而我们翻阅史书，甚至于观瞻最近的热播剧《大明风华》，不难发现在王振的崛起过程之中，作为后宫之主的张太皇太后（明仁宗妻子）、以及孙太后（朱瞻基之妻）其实对于王振的品行、小人误国之性是有着先见之明的。张太皇太后也都多次痛斥（《大明风华》中讹为孙太后，史实为张太皇太后），但却都未选择将王振杀掉，这又是为什么呢？
此处或许会有很多人站出来，朱祁镇不同意。事实上，作为有着宣宗遗诏“凡事白于太后然后行”支持的太后，无论是张太皇太后，还是孙太后对于诛杀宦官王振这样的举动都是轻而易举的。
那么原因是不愿诛杀了？答案是肯定的。
历史上的王振并非与《大明风华》中刻画的那般与朱祁镇同龄人，二人之间的关系更并非剧中所刻意营造的如魏王、龙阳君那般为龙阳之好、断袖之癖。
王振的入宫，可以说要得益于明宣宗朱瞻基以及他个人的追求。明宣宗朝时，对于太祖皇帝朱元璋立下的“内臣不得干政”的祖训，便已经如同朱棣朝时被打破。明宣宗为了制衡内阁，开始教授太监识字，招收识字太监，授予他们司礼监之职务，涉足政治。
此时落地秀才王振，找到了比之考取功名，更近的晋身之道——于是他自阉入宫。本就通晓经书，又为人狡黠（不狡黠，也不会对自己够狠）、善于揣摩圣意，因此他也很快便成为了东宫据郎。东宫，自然也就是大明未来的皇帝，现任太子朱祁镇的居所。
朝夕相伴，自然也深得这个孩子的信任。宣德十年，朱瞻基崩逝。此时的朱祁镇不过9岁，因此在弥留之际，朱瞻基留下遗诏“家国重务必须上禀皇太后、皇后，然后行。”
虽然张太后历经朱棣朝、朱高炽朝、朱瞻基朝，更是对于丈夫朱高炽储位危机、儿子朱瞻基承位等政务颇为谙熟，但在朱元璋的《皇明祖训》中为了防止女主擅权，明确规定了:后妃不许群臣谒见。
如此一来，张太后要实现处理政事便自然而然的需要一个传声筒。此时原为东宫司郎，又依靠英宗喜爱，成为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王振也便成为了最好的选择。
在朱祁镇尚未亲政时，奏疏先由张太后批注，然后由王振代表她前往内阁商议，最后形成统一的结果，然后拟旨施行。这也等同于王振成为了张太后执政之手。此举的结果，作用十分明显。在正统朝前期，也正是在张太后与内阁三杨的署理之下，大明王朝延续了仁宣之治的上升势头。
但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张氏薨逝；朝堂之上，三杨杨荣、杨士奇、杨溥也或者病故、或者致仕；同年，钱氏被立为皇后，朱祁镇开始亲政，朱祁镇对于王振尊敬有加，甚至以先生相称。这诸班的巧合之下，大明王朝也终于在昏君、宦官之下迎来了这场转折之战——土木堡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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