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爆发了传染病，古代人是如何应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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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强大的传染性以及极高的致死率。它与人类的发展可以说如跗骨之蛆一般如影随形。而古人对于传染病的应对方式也是五花八门。

根据《中国救荒史》的不完全统计：从周朝开始直至满清，几千年间发生了多达235次疫情，历朝历代都概莫能外，赫然在列，甚至还呈现了一种越来越高的趋势，单就清朝而言便有多达74次疫情。

既然有着如此之高的发生率，这自然也会让人们对它十分注重。那么古人又有那些应对方式呢？

第一：求神、驱邪破邪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由于受“天命论”的影响，人们一般认为瘟疫、疫灾乃是上天的惩戒。因此，出自敬天畏神的认知，人们在疫灾发生时，会求神怜悯，辅以驱邪破邪之术，以期心诚而应天。

第二：隔离

在秦朝时，秦律之中直接规定了麻风病等传染病人，需要在“疠迁所”之中进行隔离，从而切断传染病的传播途径，达到控制进而消灭疫灾的目的。这一行之有效的方法，在后世之中也被继承，并在对疫灾的认知加深基础上，更加严格。

第三：接种疫苗与防治之术的发展

随着人们对传染病的认知加深以及前朝的积累，在东晋时医学家葛洪对于人们闻之色变的天花，便提出了治疗之法。

“取好蜜通身上摩，亦可以蜜煎升麻，并数数食；又方，以水浓煮升麻，棉沾洗之，若酒渍弥好，但痛难忍”。当然这种方法是否行之有效，我们并未可知，但这也是古代医者、古人在面对疫灾时的有效尝试。而在唐朝时，医学家孙思邈便已经在前人的基础上记载了针对天花的有效方法——接种人痘。

“治小儿疣目方：以针及小刀子决目四面，令似血出，取患疮人疮中汁黄脓傅之。”在两宋时，人们对疫病的发端更是有了清醒的认知。在知悉“煎水”导致疾病之后，在个人卫生、城市卫生上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变，个人如厕要“下必浣水”；城市也有了收粪人员，统一收处。

与此同时，一大批的医疗机构如“养济院”等建立，医学、治理疫灾的专门人员、配置也相对进行了大规模成体系的建立、完善。

及至明朝， 明太祖朱元璋在设立惠民司，提供医疗的基础上，更是对医学典籍的整饬上，大开方便之门，也正是如此之下此时一大批关于瘟疫、鼠疫、麻风病等传染病的医学著作出现。

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提及的就是吴有性（字又可）。在面对崇祯末年，肆虐南北的大瘟疫之时，当传统的仲景之伤害学说无能为力之时，他推究病原，创“戾气”说，认为传染病可以通过空气传播，著述《温疫论》，并创达原饮一方以治疗温疫。这一学说，早于西方200多年。

当时代来到清朝，在满清人入关伊始便碰见了天花。顺治帝的死因，便直指天花；而康熙帝更是因天花而被册立。这也让康熙帝成立了“查痘章京”，还大力推广种痘之法。不过当一个王朝开始闭关锁国之时，表现在科技上、医学上也是不一而同的，那就是止步不前。关于治理传染病，在1911年，那场东北的大鼠疫之中，更淋漓尽致的体现了大清的危局以及个体的努力。面对日、俄的窥伺觊觎，华侨伍连德临危受命，排除外界压力，终于历时数月攻克肺鼠疫之灾。

而对于古人对待传染病的方式而言，以上我们所列的这种种举措又并不是割裂的，而是多管齐下，隔离、防疫并举的。这也体现了人，作为社会进步的动力，在面对传染病时的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