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不能漂亮，我将使我聪明！
一个人要想真正的成长，
必须在洞悉自己并坦然接受的同时又有所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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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我们愿意承受打击时，
我们才能有希望成为自己的主人。
虚假的冷静植根于内心的愚钝，
绝不是值得羡慕的，
它只会使我们变得虚弱而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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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希望统治一切人，
另一方面又希望被一切人爱；
一方面顺从他人，
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他们身上；
一方面疏远他人，
另一方面又渴望得到他们的爱。
正是这种完全不能解决的冲突控制着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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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症病人毫不自知地处在一种既无力去爱，
又极其需要得到他人之爱的困境中。
卡伦·霍妮（Karen Danielsen Horney, 1885-1952），医学博士，德裔美国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说中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霍妮是社会心理学的最早的倡导者之一，她相信用社会心理学说明人格的发展比弗洛伊德性的概念更适当，是精神分析学说的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著有《精神分析新法》、《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自我分析》、《我们内心的冲突》和《神经症与人的成长》等。
通常人们估计不足的是冲突在神经症中所起的作用。不过要发现这些冲突并非易事，这一方面是由于它们主要处于无意识中，但更重要的是因为神经症患者往往矢口否认它们的存在。那么，使我们有理由怀疑存在冲突的迹象是什么呢？在前面一章里举出的例子中，冲突的存在是由两个都很明显的因素标志出来的。一个因素就是最后产生的症状，第一例里是倦怠，第二例里是偷窃。事实是，每一种神经症症状都表明有冲突存在。就是说，每一症状都是冲突的直接或间接的产物。我们将逐步看到，未被解决的冲突对人有什么影响，它是怎样产生焦虑、压抑、犹豫、迟钝、孤立等状态的。对成因的理解在这儿有助于我们将注意力从表现出的紊乱转向紊乱的根源，尽管不能揭示根源的确切本质。
另外一个冲突的标志是自相矛盾。在第一例里我们看到那个人确信事情办得不对，于他不公，但不表示出异议。在第二例里，一个极其珍视友谊的人结果偷朋友的钱。患者有时也能意识到自己的这种矛盾表现，但更经常的情况是他看不见这种自相矛盾，而一个毫无经验的观察者却会觉得那是显而易见的。
自相矛盾是冲突存在的确切标志，正如体温升高是机体有病的确切标志一样。暂举几个常见的自相矛盾的例子：一个姑娘很想结婚，却躲避向她求爱的男性；一位溺爱孩子的母亲却常常忘记他们的生日；一个对别人慷慨解囊的人对自己却连一分一厘也吝啬得很；一个人渴望孤独，但从不设法独处；一个人对别人容忍、原谅，对自己却苛刻、严厉。
与症状不同，自相矛盾常常有助于我们对冲突的性质做出试探性的分析。比如，深度的抑郁只暴露出一个事实：病人正陷于进退两难的困境。而假如一个看来溺爱孩子的母亲忘记了她孩子的生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她更关注的是当一个好母亲这一理想，而不是孩子本人。我们甚至可以承认这种可能性，即一方面是她当良母的理想，一方面还有无意识的虐待趋势——给孩子以失望、挫折，这二者正在相冲突。
有时候，冲突会出现在表面，就是说，被意识体验到。这似乎会同我前面的断言（神经症冲突是无意识的）相抵触。但实际上出现于表面的只是真实冲突的变形或扭曲。这样，一个人尽管施用有效的惯技——回避的策略——还是发现他非做出一个重大的选择不可，这时他就是处在这种有意识的冲突之中。他现在决定不下，该同这位女性结婚还是该同那位结婚，该选择这项工作还是选择那项工作，是维持与别人的伙伴关系还是解除与别人的这种关系。于是他经受着巨大的折磨，辗转于对立的两方之间，完全不能做出任何抉择。在苦恼中，他可能求教于精神心理医生，指望医生能澄清自己的问题。但他必然会失望，因为眼下的冲突不过是早就在内心里摩擦着的炸药的最终爆炸。不沿着漫长而曲折的道路追溯下去，认识深藏在内心的冲突，是不能解答眼下困扰他的问题的。
在其他例子中，内心的冲突可能外化而出现在病人有意识的思维里，体现为他自己与周围环境的矛盾。或者，当一个人发现那些似乎是毫无根据的恐惧和抑制妨碍着他的意愿时，他可能意识到内心的冲突有着更深的根源。
我们对一个人的认识越是充分，我们就越是能够识别出那些可以对症状、自相矛盾和表面冲突做出解释的矛盾因素来。但还得加上一句，这样的情况反而会变得更加令人困惑不解，因为矛盾的数量和种类众多而纷繁。所以，我们自然要问：在所有这些各不相同的冲突下面，是否还掩藏着一个基本的冲突，即一切冲突的根源？我们能否用看待一个矛盾重重的婚姻的方法来看待内心冲突的结构？在那样的婚姻中，充满无穷无尽表面看来相互无关的争吵与不和，涉及亲朋、孩子、经济、一日三餐、用人等等，而所有这些都直接发端于这种关系本身具有的基本矛盾。
从远古以来就有对人格的基本冲突的确信，而且这种信念在各种宗教和哲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光明与黑暗的力量，上帝与魔鬼的较量，善与恶的对峙，就是表现这种信念的某些形式。在现代哲学里，弗洛伊德不仅在别的许多论题上，还在这个论题上做了开拓性的理论研究。他首先断言，在基本冲突的双方中，一方是不顾一切追求满足的本能的内驱力，另一方面是险恶的环境——家庭和社会。险恶的外界环境在人的幼年便获得内化，而自那以后，便以可怕的超我出现。
在这里，以这个概念所必需的严肃性来对它进行探讨，却是不太恰当的。那样的话，我们必须把反对力比多理论的所有争论都详细地阐述一番。所以，我们倒不如设法去理解这个概念本身的意义，而将弗洛伊德的理论前提搁置一旁。这样，只剩下这样一个争论，即：原始的、利己的驱力与威严的良心之间的对立，正是我们千奇百怪的冲突的根源。正像下面将要阐述的那样，我并不否认这种对立（或在我看来大致相当于这种对立的东西）在神经症结构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对它的基本性质我却持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尽管这是一种主要冲突，却是继发性的，产生于神经症发展过程中的必然性。
我持这种异议的理由后面会变得明显，这里只说一点：我不相信欲望与恐惧之间的冲突能够解释神经症病人内心遭受分裂的程度，或能够解释足以毁掉一个人一生的那种结果。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精神状态必然暗示，神经症病人还保持了为某一目的而全心全意奋斗的能力，只是恐惧所引起的阻碍作用挫败了他的努力。而在我看来，冲突的根源在于神经症患者丧失了一心一意争取某物的能力，原因在于他的愿望本身就是四分五裂的，就是说，相互抵触的。这就构成了比弗氏想象得远为复杂的情况。
尽管我认为根本冲突比弗洛伊德所说的还更具有分裂性，但对最终解决矛盾的可能性，我的观点则比弗氏肯定得多。据弗氏的看法，基本矛盾是普遍的，在原则上是无法解决的。我们所能够做到的，只不过是达到一个更好的妥协，或更好地加以控制而已。据我看来，神经症的基本冲突不一定最先爆发，而如果它爆发出来也有可能得到解决。当然，条件是患者愿意付出巨大的努力，承受分析过程中出现的困难。我与弗氏之间的差别并不是乐观与悲观的差别，而是二者之间不同的出发点所必然得出的不同结果。弗洛伊德后来对基本冲突的解答具有强烈的哲理的吸引力。但是，撇开他思想中的各种暗示不谈，他关于“生”“死”本能的理论可归为人类的建设性和破坏性力量之间的冲突。
弗洛伊德并不想把这一概念与冲突联系起来，他倒是更想了解建设性与破坏性这两种力量是怎样混合在一起的。比如，他知道可以把虐待狂与受虐狂的内驱力解释为性本能与破坏本能的聚合。
把我的这一观念运用于对冲突的研究，必然要求将道德价值牵连进来。但弗氏认为道德观念只是科学领域内的非法入侵者。他依循自己的信念，尽力发展一种剥去了道德价值的心理学。我相信，正是这种“忠于科学”的努力（指自然科学）非常有力地解释了，为什么弗洛伊德的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治疗法会局限在一个极为狭小的范围内。不仅如此，他的这种“忠于科学”的态度，已促成了他的失败，使他不能认识神经症中冲突的作用，虽然他在这一领域内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荣格也非常强调人的相互冲突的趋势。的确，他深深有感于个体的诸种矛盾，所以他认为，任何一种因素的存在，都必然表明它的对立面也同时存在，这是一条普遍规律：外表的阴柔暗示着内心的阳刚；表面的外倾，掩藏着内倾；外表上偏重于思维、理性，内心则偏重于情感，等等。到此为止，似乎荣格把冲突看成神经症的一个主要特色；可是，他接着说，这些对立物并不相互冲突，而是相互补充——其目的是对两者都兼收并取，从而向作为理想的完美靠近。在荣格看来，神经症患者像是被搁浅在片面发展的沙滩上的船。这些观点他界定在自己称之为“补充法则”的条目下。我也承认对立的趋势包含互补的因素，在人格的整合中二者缺一不可。但我们的看法是，这些因素已经是神经症冲突的产物，患者对这些东西固守不放，因为它们是他试图解决冲突的努力。例如，一个人倾向于内省，与世无争，只关注自己的感情、思想或想象，而不关注别人。假如我们将他的这一趋势看作真正的倾向，即是由他的机体素质所决定并由个人经历所增强的倾向，那么，荣格的推理就是正确的。要取得有效的治疗效果，我们就向病人指出他的暗藏的“外倾”趋势，指出两个倾向的任一个都有片面的危险，鼓励他将两种倾向都兼收并取，指导自己的生活。然而，假如我们把这个病人的内倾表现（或者，我更愿意称之为神经症自我孤立）看作他回避冲突的手段，而那种冲突正是他与他人的接触导致的，那么，我们的任务就不是鼓励他外倾一些，而是分析这种内倾的外表所掩藏的冲突。只有在这些冲突解决之后，才能迈向目标——内心世界的完整。
我现在着手展开我的观点。我从神经症患者对他人的矛盾态度中看到了基本的冲突。在详细讨论之前，请回忆一下杰基尔医生和海德尔先生举的例子，里面正有着这一矛盾的生动表现。我们看到患者一方面文弱、敏感、富于同情、乐于助人，而另一方面又凶狠、粗鲁、自私。当然，我们并不暗示神经症分裂总是遵循这个例子所表现的方式，我仅意在指出，在患者与他人的态度上，往往生动地表现出根本的矛盾性质。
从遗传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过头去先讨论我称为“基本焦虑”的概念。我用这一术语来指患病儿童的这样一种感觉：孩子感到，在一个潜在的充满敌意的世界里，他是孤立无助的。外界环境的各种不利因素均可使小孩产生这种不安全感。这包括：直接或间接的严厉管束；冷漠、错误的培养方式；对孩子个人要求的不尊重；缺少指点；对孩子的轻蔑；过多的赞扬或毫无赞扬；缺少温情；父母之间的不和迫使孩子站在某一方反对另一方；给孩子委以过重的责任或任其无所事事；过度溺爱和保护；与别的孩子隔绝；对孩子不公正、歧视、言行不一；充满敌意的气氛，等等。
我这里要特别加以强调的唯一因素，是小孩感到周围潜伏着虚伪。他觉得父母的爱、他们的宗教慈善活动、诚实、慷慨等都可能是假装的。在孩子的所感中，有一部分的确是虚伪的，但其余的则可能是他在父母的行为中感到了矛盾而产生的反应。不过，通常是约束性因素结合在一起。它们或许显而易见，或许藏而不露，所以心理医生只能逐渐认识到对孩子成长发生作用的这些影响。
小孩被这些使他不安的状况困扰，自己摸索生活的道路，寻找应付这带有威慑性的世界的方法。尽管他势孤力弱，充满疑惧，他还是无意识地形成了自己的策略以对付环境中各种发挥作用的力量。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不仅发展了相应的策略，也发展了持久的性格倾向，这些倾向变成了他人格的一部分。我把这些倾向称为“神经症趋势”。
如果我们要想知道冲突是怎样发展的，我们便不能把注意力只局限在个体的趋势上，而是对小孩在这些状况下有可能和实际上发展的主要方向做统观全局的观察。虽然我们会暂时看不见细节，我们却能够更清楚地观察到患者为了应付外界环境而采用的主要步骤。起初呈现的情况可能是一片混乱，但到一定时候三个主要发展方向便逐渐变得清晰：小孩可能亲近人，或对抗人，或回避人。
小孩亲近人时，愿意正视自己的无助状态，虽然他也自我疏远，心有疑惧，但还是想争取他人的温情或依附他人。只有这样他才感到与他人在一起是安全的。如果他家里的人发生争执，他就站在最强有力的一边，通过与强的一方保持一致，获得一种归属感、支撑感，这就使他感到不再像过去那样软弱无力，那么孤立无助。
当他对抗人时，他正视的是周围的敌意，并认为这种敌意是理所当然的，于是便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决定反抗。他盲目地怀疑他人的感情和意图。他以自己所能想到的方式进行反抗。他要成为强者，击败别人，不但是为了自卫，也是为了报复。
当他回避人时，他既不想归属，也不想反抗，而是保持距离。他觉得他与别人的共同点太少，别人不理解他。他树起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以大自然、玩具、书和梦组成的世界。
在这三种心态的每一种中，基本焦虑所包含的诸因素中有一种是被过分夸大了。首先是无助状态，其次是敌对情绪，再次是孤立脱群。但事实上，这三种倾向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完全占据小孩的整个心灵，因为在这些心态得以发展的条件下，三种倾向都必定会出现。我们从统观中得到的，只是占优势的那种倾向。
情况就是如此，如果我们现在进而研究充分发展的神经症，这个事实还会变得更明显。我们都见过这样的成人，他们身上突出地表现了前面所述的三种态度中的一种。但我们同时也能看到，他的其他倾向并没有停止作用。在一个主要表现为依附和服从的类型里，我们可以观察到攻击倾向和某种超然独处的需要。一个主要表现为敌视他人的患者，也可以有服从的成分，有独处的需要。而一个不合群的人格也并非不怀有敌意或不渴求友爱。
然而，占主导地位的态度，正是主宰实际行为的那种。它代表特定的患者能得心应手用来对付他人的手段。因此，一个自我孤立的人肯定会采用无意识的策略使自己与他人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因为他一旦与他人共处便若有所失，茫然无措。同时，居主导地位的态度常常是（但不总是）为病人的意识最欣然接受的心态。
这并不是说，另外的一些不太显著的态度就是较弱的。比如，常常很难断定，在一个显得依附、服从的患者身上，支配他人的愿望是否弱于对温情的需要，他的攻击冲动只是表现得更间接罢了。被掩盖的次要倾向可能具有巨大的能量，这已经被许多事实证明。在不少例子中，占主导地位的态度与次要态度交换了位置。我们在儿童中能看到这种换位，而在成人中也不乏其例。英国作家毛姆的小说《月亮和六便士》中的人物斯特雷克兰德就是典型的例子，女性的病史也常显示出这种转变。一个姑娘本来像野小子，雄心勃勃，桀骜不驯，但在她坠入情网后，可能变成一个柔顺软弱的女性，不再好高骛远。或者，在遭逢重大变故或不幸之后，一个孤立脱群者会变成病态的依附他人者。
应补充一句，像这一类的变化，给了我们某些启示，以回答下述的经常性的问题：成人期的经验是不是无关宏旨？我们是否自孩童时代起就定了型，永不改变？从冲突的观点来看神经症的发展，有助于我们做出比通常人们所持有的看法更恰当的解答。比如，有如下可能性：如果儿童时代没有受严厉限制，而是任其自然发展，那么，后来的经历，尤其是青春期的体验，就能影响人格的成型。然而，假如儿童时代所受的影响很大，足以把孩子塑造成一个死板规矩的类型，后来的新的体验便不可能将他改变了。这一部分是因为他的僵硬死板不让他接受新的体验，比如他的自我孤立可能严重到不让任何人接近他，或者他的根深蒂固的依附性迫使他成为受人支配的从属的角色。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总是用旧眼光看新问题，比如，攻击型的人遇上了别人的友爱，则将这种友爱举动看成愚笨的表现，或看成想从他这里捞到好处，新得到的经验只会加强原来已形成的观念。当神经症患者改弦更张，表现出态度的变化时，似乎那是由于他进入了青春期或成人期后所获得的经验造成了人格的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其实不大。事实上，发生的事情是：内部的和外部的压力结合起来，迫使他放弃先前占主导地位的态度而走另一个极端——不过，要不是首先有冲突存在，这种改变是不会发生的。
从正常的观点看，三种态度不应该相互排斥。一个人应该是既能屈从于人，也能够气势凌人，还能够规避他人。三者可以相互补充，和谐统一。如果某一种倾向压倒其余，则只表明在一个方向上走过了头。
但是，在神经症中，有好几个理由说明何以这些态度不能协调。神经症患者不能灵活应对外界，他别无他法，只有要么屈从，要么对抗，要么逃避，而不管这一行为在具体的情况下是否适当。假如他以别的方式行动，反而会感到惊惶失措。这样，当三种态度都在他身上强烈表现出来时，他便陷入厉害的冲突里面。
还有一个因素严重地扩大了冲突的范围，这就是：上述各种态度并不一直局限在患者与他人的关系中，而是逐渐蔓延到整个人格，就像恶性肿瘤蔓延到整个机体组织。这些态度最终不仅完全支配着患者与他人的关系，也控制着他与他自己、与生活本身的关系。如果我们不充分认识到这种支配一切的特性，我们就容易把结果的冲突孤立地看成一对对矛盾，诸如爱与恨、屈从与反抗、驯服与支配等。然而这只会使人误入歧途，其谬误正如我们想要区分法西斯主义与民主制度时，就只抓住二者在一个问题上的相反特色，比如对宗教与权力的态度的不同，便以为万事大吉了。不同的态度诚然是区别，但只顾一点不问其余，那就混淆了这一事实：民主与法西斯是两种迥然不同的世界，代表两种完全互不相容的生活哲学。
冲突开始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而最终影响到我们整个的人格，这并非鲜见。人际关系有巨大的决定性，注定会规定我们的品质、为自己所设的目标以及我们崇高的价值。所有这一切又反过来作用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因而它们又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我的观点是，产生于相互矛盾的态度的冲突，构成了神经症的核心，因而应被称为基本的冲突。我再补充一句，我使用“核心”这一词，不仅是比喻它的重要，还强调它是一个能动中心，神经症从这个中心向四周发射出来。我这一观点正是有关神经症的新理论的内核，其蕴含将在下面得以披露。广泛地说，本理论可以看作对我们先前的观点的扩充，该观点是：神经症是人际关系紊乱的表现。
作者：卡伦-霍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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