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孔夫子》(1940)修复版宣传海报
费穆，字敬庐，号辑止，1906年生于上海。1932年任联华影业公司导演，同年执导了《城市之夜》。之后，他又陆续导演了《人生》、《香雪海》、《天伦》。1936年他执导完成的影片《狼山喋血记》，被认为是国防电影的代表作。
把孔子这样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永恒的圣者形象搬上银幕，面临巨大的挑战。“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个文化明灯在导演费穆等人的努力之下，被成功地搬上银幕。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拍摄孔子的传记片。
1938年，费穆和民华电影公司老板金信民以及演员张翼，因为战事被困香港。其间，他们产生了拍摄《孔夫子》的想法。影片1940年在上海完成，并于圣诞节前在上海公映，一周内天天票房爆满，在当时引起人们对孔子的广泛关注。
上世纪40年代战后时期，该片曾被输出国外，1948年6月6日“教师节”还被特别拿出来重映，此后下落不明。在大半个世纪之后，有匿名人士将该影片的硝酸底片捐给香港电影资料馆，随后资料馆将底片送往意大利做精心修复，终于在2009年4月第33届香港国际电影节期间，修复版影片得以重现。
费穆创作的这部《孔夫子》，情节系据《论语》而来，以孔子生平的主要事迹为表现对象。创作者阅世既深，又具真实的文化体味，故有其自得之解。正如费穆所说：“你不能期待现代的中国青年再用老学究的看法去看孔子。至少，我自己不是学究，因此根本不会用学究头脑去制造一个‘智识的神秘偶像’！”“我得坦白地承认，我拍《孔夫子》多少是用着‘升华’方法。” 这部人物传记片，表现孔子从青年到老年的一生，融合了丰富的现实的感喟与文化的理解。
影片拍摄当年，不少电影公司为迎合观众竞相拍摄所谓民间故事影片，《孔夫子》则完全不同。当时阿英（魏如晦）在评论这部影片时称赞道：“费穆先生独能不为重重恶劣的环境所左右，艰辛刻苦，丝毫不苟，以年余的时光（约当50部快速度民间故事拍摄的时间），来摄制这电影商认为没有‘生意眼’、事实上却具有极伟大教育意义的影片，这样的精神，也真是孔子教育精神的实践。” 该片由唐槐秋演孔子，张翼饰子路，裴冲饰子贡，钱毅饰子思，葛鑫饰少正卯，慕容婉儿饰南子。影片人物造型非常讲究，专门请来了化装及美术专家陈绍周担任，主要为唐槐秋饰演的孔子造型。
在费穆电影《孔夫子》一片中饰演重要人物少正卯的葛鑫，后来也曾回忆起有关费穆电影创作的情况：“拍片时没有剧本，（费穆）事先跟演员分析人物，不是讲戏，而是让你掌握人物基调，分析人物的位置，而不是情节。……没有分镜头剧本，台词、结构我们都不知道。到拍摄现场把词抄给你，让演员念熟了再对，他提要求很讲究方式，平易近人，不主张多排戏，很能发挥演员的作用，工作严谨、细致。他自己做的准备工作很多。”
为了强化影片的主题，费穆以较大的段落表现了孔子在陈蔡边境绝粮七日而弦歌不缀、抚琴而不为饥饿所困的场景，从而突显了作为历史上永恒圣者的情操。费穆曾自言：“孔子只有道，没有术……自己是一个大教育家，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却做了一个时代的政治的牺牲。”
影片一开始，在齐伐鲁的动荡世事背景之下，“杏坛讲学”的孔子对他的门生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看，生灵涂炭，拯救天下之重任，全在尔等每个人身上！” 孔子的施政理想与带领众弟子周游列国的颠沛流离的苦行僧生活与时代精神层面联系了起来。影片结尾，年逾70的孔子又在杏坛为子思讲学，子贡一行赶来。临终前，孔子对他们说：“这混乱的天下，全仗你们来收拾了。”当孔子讲到“只要正气长存，这天下……”之后，接着是季氏邸中“八佾舞于庭”的画面。八八六十四人，正在排着“天下太平”四个字。但排了三个字之后，那个“平”字却无论如何排不出来。
1940年12月19日晚上9时15分，摄制了一年的《孔夫子》终于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上映了。当天的《申报》，民华公司为首映做了四分之一版面的广告。广告词写道：“孔夫子。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与其他影片豆腐块一般的广告相比，气魄不可谓不大。
上映第二天，民华公司与《申报》联合举办了观影征文活动。活动缘起中这样写道：“民华钜片《孔夫子》是一部意义深长，具有伟大教育价值的作品，兹已公映，爰特举行征文，除备有奖学金外，并将欢迎热心赞助各界人士，附赠奖品，襄兹盛举，俾于此乱世时艰的时代，得以大圣大贤的伟绩，振人心而立末俗，是所厚幸！”
这当然是一种宣传手段，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主创人员绝不希望观众把《孔夫子》仅仅当作一部影片来看。
在《孔夫子影片说明书》中，费穆写道：“本片所有的叙述，不过是历史剧式的叙述。请观众不要当正史看——因为离开正确的史实还远——但也不能完全当作一出戏看。”
这段话，乍一看有点前后矛盾，不知费穆到底希不希望观众把它看作一出历史剧。孔子的生平事迹仅见于《论语》、《左传》和《史记·孔子世家》等几部典籍。著名的桥段不外乎夹谷之会、子见南子、厄于陈蔡等。在分镜头剧本中，费穆小心地注明各场的出处，不像是在写剧本，倒像是在做一篇论文。
电影《孔夫子》(1940)报纸版广告
影片是从齐师伐鲁，孔子出仕，辅佐鲁公开场。夹谷之会上孔子不但收复了失地，还还击了齐君的不敬。孔子官至鲁相，但施仁政、兴礼乐的理想，却不为鲁公所采纳。无奈的孔子率弟子踏上周游列国之路，希望能找到明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彼时，道德沦丧、礼崩乐坏，孔子渐渐感到自己的无力。他回到鲁国，闭门著写《春秋》。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钟爱的弟子颜回、子路死了，他的儿子死了，身边只有孙子子思，一生追求的大道似乎越来越远。
“生于忧患，长于忧患，一生凄凄惶惶，而忧患无已。孔子常自认为是一个失败者，但从不肯放弃他的工作。他是入世的，绝不像当时一般所谓‘避世’的贤者，只是独善其身。”这就是费穆心中真实的孔夫子。
正是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感动了费穆和金信民，也感动了所有国难当头中的炎黄儿女们。
影片中阳货被拘时问：“阳货何罪？”一个画外音严厉地斥责道：“卖国之罪！”秦鹏章曾担心地问费穆，汪伪当局会剪掉这段对白吗？费穆说：“知己知彼，他们不敢剪！”因为一剪，就等于承认了他们的卖国本质。果然，影片公映时这两句台词并没有被剪掉。更令人兴奋的是，每场放到此处，观众必定大声鼓掌、叫好。
虽然没有大牌明星，也没有离奇的剧情，但《孔夫子》还是得到了观众的认可。观众们写来的征文和观后感也很快见诸报端。一个小朋友用稚嫩的笔触写道：“我要学子路。”
1940年12月30日，就在影片广获好评时，《申报》却登出一则广告：“片约关系，忍痛告别。最后上演两场两时、五时半。”
影片放得好好的，为什么突然下片？金信民后来回忆，影片被拿掉并不是他们曾经担心的政治原因，而是出于商业利益。几十年后，金信民说起此事时，仍忿忿不平。“圣诞节前上片子，元旦就撤下来，说起来我现在还有点气柳中亮、柳中浩兄弟。他们是金城的老板，《孔夫子》的生意这么好，他们却要把片子抽下来，上映周剑云的《红粉金戈》。因为那剧是金星公司出品，他们是股东，当然偏帮自己的片子。”
柳中浩劝金信民不要着急，他们的金都戏院很快就要开张了，开幕第一部电影就放《孔夫子》。金信民事后回忆说，当年自己年轻不懂生意，费穆又是个老实人，不知道一部电影要一鼓作气才会卖座，同意了柳中浩的建议。
1941年1月11日《孔夫子》移师金都影院重映。《申报》的广告上写着：“来函如雪，要求重映，全市轰动，热情可感。”可是，经过半个月的冷却，《孔夫子》的热乎劲已过，只上映了短短7天就无奈下线了。
“孤岛”时期，除了这部故事片《孔夫子》外，费穆还拍摄了影片《世界儿女》和戏曲集锦片《古中国之歌》。同时他还以华年影片公司的名义导演了由阿英编剧的影片《洪宣娇》。日军进占“孤岛”后，费穆拒不和日本人合作，退出电影界，先是加入天风剧团，继之又组织了“上海艺术剧社”，开始话剧生涯。等到战后，费穆重返影坛，为观众奉献出了一部永恒的《小城之春》，在电影史上更具重要的人文意义和艺术价值。
电影《孔夫子》(1940)特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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