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是我国古代史上几次盛世中的最后一段，和之前的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相比，康乾盛世最为突出的地方在于中国的人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尤其是康熙平定三藩以后，出台了一些列的人口迁移政策，鼓励广大的人民从人口密集的中原和江南一代迁徙到新疆、青海、甘肃、东北、云贵川等人烟稀少的当方，从明末清初引进的高产耐旱作物番薯、玉米、土豆等得以在全国推广，让中原可以实现粮食一年两产，解决了以前历朝历代中国人粮食不足的千古问题，让中国人口第一次突破1亿大关。
可以说之所以有康乾盛世，一方面是土豆玉米番薯的种植得到推广，加上清政府的赋税制度改革，取消了人头税，实行摊丁入亩，土地改革有按人头收税变成了按土地面积收税，使农民得到了空前的自由，对于人口的迁移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使广大的土地资源得到开发。
按照“以丁折口”的算法，分别将清初丁、口比例大致定为1∶4、1∶5、1∶6等，从而根据官方对“人丁”的统计数字1063万（顺治8年，公元1651年）分别推算出清初人口当为4000余万、5000 余万和6000余万。就算是往高了算，程贤敏先生根据康熙末年至雍正十二年间的人口年均增长率逆推出顺治八年的人口当为7000余万。而康乾盛世才过了不到20年，康熙20年代（1682 年左右）， 中国人口就已经约有7000—8000万，到1700年甚至增长到了大约有9000万至1 亿左右，康乾盛世之前中国人口满打满算不到八千万，康乾盛世后人口过四万万！人口增长了五倍多，
这证明了大清的康乾盛世前所未有繁荣富足，人人吃得饱饭，这是之前的几段盛世无法与之相比的，而此时的人口过四亿！领土接近1400万，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尽管不同学者的测算方法有所差异，但有两个共同点：一是都非常重视1741年的人口登记数据，二是学者们都是根据1734年以前统计的人丁数和1741年以后统计的人口数据来测算1740年以前的人口数据。不同的是有些学者采用的是“顺推法”，而有些学者采用的是“倒推法”。基于此，本文则采用“顺推”与“倒推”相结合的方法，首先根据1662—1734年平均每年增加的人丁数，[10]（P248-252）推算出1735—1741年的人口数据。然后将1741年推算出来的数据和实际数据进行折算，得到一个折算因子。最后按照这个折算因子估算出康熙、雍正两朝的人口数量。修正后的数据显示，康熙时期中国人口大约从1亿增加至3亿，与何炳棣、赵文林等学者的测算结果较为吻合，其中乾隆年间人口增长速度最快，年均增加280万左右（年均增长280万！年均增长280万！），是康熙、雍正时期的5倍左右。具体而言，1670年的人口接近1亿，为0.99亿；1700年人口达到1.04亿，1750年人口达到1.8亿，1790年突破3亿大关，为3.01亿。
清朝粮食产量：章有义（1991）测算的1812年耕地面积为10.5亿市亩，首先将康熙、雍正时期的耕地面积换算成市亩，对于稻谷、小麦等各种粮食作物占耕地面积的百分比和各种粮食作物亩产，从1665年的1163.7亿市斤增加至1795年的2576亿市斤，其中18世纪增速尤为明显，粮食总产量实现了翻番。
在番薯、玉米和土豆等旱地高产的作为还没传入之前，南方主要靠水稻，北方只要靠小麦，小麦和水稻比较依赖天时，风调雨顺的年成可以丰收，面对天灾比如洪涝、干旱、蝗灾等因素是无法掌控的，有了这些作物，在广大的山地丘陵地区都可以实现一年两产，比如中原地区收完小麦可以接着种玉米，收完土豆可以接着种番薯，即便春季干旱小麦无收，还可以指望秋天收玉米，这样就可以大大提升了粮食产量和土地的利用率，在传统的农耕年代有粮食就可以让人民富足，可以说康乾盛世的最大功劳，不只是康熙乾隆的政策好，还要归功于土豆玉米的引进和推广。（更多趣味历史，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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