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代史家都非常推崇“秉笔直书”，而这个成语本身，也来源于一个著名的史官。
春秋时期，晋国国君晋灵公夷皋与执掌军政大权的赵盾之间有很深的矛盾。晋灵公聚敛民财，残害臣民，赵盾多次力谏，晋灵公觉得他碍手碍脚，便派人三番五次刺杀赵盾，虽然没有成功，但赵盾也被逼无奈，只好逃出晋国。赵氏家族在晋国政坛举足轻重，赵盾又是赵氏的魁首，他走了可怎么行呢？于是，赵盾的堂弟、正担任晋灵公侍卫头目的赵穿与晋灵公争论，要求他请回赵盾，晋灵公不答应，于是赵穿愤而弑杀了晋灵公。此时赵盾刚逃到晋国边境，听说灵公已被赵穿带兵杀死，于是返回晋都，继续执政。
当时董狐是晋国史官，在记录这次政变时，直书“赵盾弑其君”，并在朝堂上公开宣布，以示笔伐。赵盾回来后，得知此时，便质问董狐说：“国君明明是赵穿所杀，为什么把弑君的罪名安在我头上呢？”董狐答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意思是说，他做为执政大臣，在逃亡未过国境时，原有的君臣之义就没有断绝，回到朝中，就应当先讨伐叛臣，否则就是没有尽到职责。你赵盾手握重权，国君被杀，却不追究乱臣，弑君之罪不应当由你承担，还有谁堪当此罪呢？赵盾想想赵穿毕竟是为了自己而弑君的，况且又是自己的弟弟，实在不忍加罪，只能把这个罪名承担下来。
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权臣掌握国命，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秉笔直书”的记史原则，早已失去了它的威严，坚持这一原则，并非都能受到赞扬，而往往会招来杀身之祸。齐国太史就因写了权臣崔杼的“弑君”之罪，结果弟兄二人接连被杀。董狐之直笔，自然也是冒着风险的，因此，后人褒美他，正是表彰其坚持原则的刚直精神。这种精神已为后世正直史官坚持不懈地继承下来，成为我国史德传统中最为高尚的道德情操。
“秉笔直书”的本质就是要说真话，不能因为害怕招来杀身之祸就玷污操守，曲意逢迎权贵，使历史失去真实。我们都知道《史记》的作者太史公司马迁，是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史家，他也是一个敢说真话的人。汉武帝时期，出了个李陵事件，司马迁就是因为在这件事情中说真话，触怒了汉武帝，才遭受宫刑，这是说真话的代价，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司马迁也一直秉承着“不虚美、不隐恶”的原则，忠实记录各种人物的史实，所以太史公很了不起。
中国历史中传承下来的政治品格，不仅仅是在史学界影响深远，还延伸到社会道德领域，对民间伦理道德的塑造也有很大的作用。比如在《三国演义》里面，关羽在曹操答应了他三个条件的前提下，投降了曹操。曹操为了得到关羽，除了重金美女、高官厚禄拉拢以外，还想破坏关羽与刘备的关系。关羽在许昌时，曹操故意安排他与两个嫂嫂同住一室，关羽知道这是曹操的伎俩，干脆觉也不睡了，立在房门外，就着屋檐下的灯笼看圣贤之书，以勉励自己。他看的书，就是著名的史书——《春秋》，“关公勒马看《春秋》”的典故就是这么来的。孔子修订的《春秋》，正是一部以礼义为准绳褒贬各色人物的史书，《三国演义》以它作为关羽忠义的象征，可见中国史学对民间道德文化的积极影响。
在汉朝以前，史官还没有专业分工，凡是与历史记录有关的工作，主要都是史官负责。从汉代起，历史的地位更加凸显了，出现了不同分工的史官，左史专门记载国中大事，右史专门记载皇帝言行（叫“起居注”），以鉴察古今，明辨得失。在古代，既有史官“秉笔直书”的传统，又有专职记史的制度，那么是不是历朝历代的史书就都能够如实反映真实的历史进程了呢？也不尽然，有很多时候，正史史书还是被当权者动了手脚的。
要说当权者为了自己的名声篡改历史的行径，著名的明君——唐太宗李世民起了一个很坏的头。从汉代继承下来的史官记皇帝起居注的制度，是非常严格的，它按日记事，以日系月，以月系年，是以后编纂史书的基本素材。它的内容既不能外传，帝王也不能过问。这就能使想青史留名的帝王多少有些收敛。
而在唐代的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明杀兄害弟、逼父退位的事实，使他既担心社会舆论的指责，更怕史官秉笔直书，招致后世的非议。这块心病一直伴随着太宗，让他寝食难安。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他终于忍不住向宰相房玄龄提出要看起居注，房玄龄感到为难，幸好谏议大夫朱子奢进谏，认为太宗此举将开恶例，导致以后史官记事会隐恶扬善，难以取信后世。太宗只好作罢。
但过了七年，太宗又忍不住问谏议大夫褚遂良，假如自己有什么不善的举动他会不会记下来？褚遂良回答得很干脆：“臣职当载笔，君举必书。”意思是说我的职责就是记载皇帝的言行，您的一切言行自然会忠实记录。这时一旁的黄门侍郎刘洎也说：就算褚遂良不记，天下的人也会记住。
既然起居注无法看到，太宗就改变策略，对房玄龄说自己要看国史。房玄龄对太宗的目的自然心知肚明，但他又不敢违令，只好将起居注、国史删略成《高祖实录》二十卷进上。太宗看了之后大为满意，对删改的房玄龄等人大加赏赐。可见房玄龄在如何隐藏玄武门之变的事实上颇下了一番功夫。
就今天的研究来看，贞观君臣修改的并不止玄武门之变这一件事，对于唐朝开国时期的许多事情都进行了篡改。晋阳起兵反隋，唐高祖李渊毫无疑问起了主要作用，这从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里可以明显看出，但贞观君臣却将主要功劳都揽到了太宗头上。太子李建成才能虽不及太宗，但也绝非懦弱无能之辈，但在贞观君臣的改写中，建成完全变成了一个嫉贤妒能的小人形象。这种改写，将唐朝建立的主要功劳放到太宗头上，显然是表明太宗打下来的江山自然应该坐下去。唐太宗千古明君形象的确立，主要是由于其文治武功，但也与上述的历史改写有关。
记录皇帝言行的起居注皇帝不能浏览，这是有道理的，唐太宗要看起居注时，谏议大夫朱子奢的担忧也很有远见。果然，唐太宗开了以皇权干预记史的恶端以后，后来的皇帝们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到了宋朝，皇帝篡改历史的戏码再次上演，这次的主角还是太宗——宋太宗赵光义。宋太祖赵匡胤和唐太宗李世民一样，帝位得来的都不光彩，但宋太祖的龙椅毕竟是靠众人拥戴，兵不血刃地弄到手的，不像李世民那样杀兄逼父，所以倒没有动篡改历史的歪心思。
赵光义以兄终弟及的方式继承了帝位，本来也是名正言顺，交接顺利的，但赵光义希望自己的“领袖形象”更光辉一些，便改起了历史。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时，本来赵光义并不在场，但他修改史官记录，把自己也加入到拥戴赵匡胤的队伍之中，从而让自己也有了一份“拥戴之功”。到了他儿子宋真宗时，更是变本加厉，真宗觉得老爹这样还是不够分量，又给赵光义“加戏”，不仅让他在场，还堂而皇之地变成了拥戴赵匡胤的主角。
好在历代都是后朝史官修前朝史，尽管皇帝们出于种种目的篡改了历史，但后代史官通过收集民间资料以及其他文献佐证，还是能大致还原真实的历史，这也是我们今天仍能了解到皇帝们恶劣的一面的原因。所以我们现在也有人说法，历史的真相总是要这个时代过了至少一百年以后，你真正了解，这也是历史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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