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邢占双
小时候，每年进到腊月里，母亲都要选择一天时间，对屋里的卫生进行全面清扫，扫墙，扫净墙上的灰尘，然后再糊墙，母亲说这叫辞旧迎新，一年到头了，要让屋里亮堂亮堂。
糊墙那天，一家人早早吃完早饭，如果早饭吃得晚些，一天的活就要贪黑。屋里的地火炉子烧着木头疙瘩，这样的柴硬实，不用人总往里填。屋里暖洋洋的，打好一大盆白面浆糊，糊墙的材料是厚厚的几卷报纸，集上买来的，还有几张漂亮的年画。
母亲抹浆糊，指挥父亲和我怎么糊，哪张画贴在哪儿，我负责传递，父亲站在木凳上往墙上和棚上粘报纸，木柜上的收音机滋滋拉拉地响着，播放着评书连播或者是广播剧，什么岳飞传了，什么杨家将了，夜幕下的哈尔滨了。
糊墙的人干活一定要心细，报纸要粘得平整，要压好边，对得整齐，用笤帚将纸面抹平。糊一天墙，两手抹糊的全是浆糊。糊棚顶的时候最累人，踩着板凳，累得腰酸脖子痛。
经过一整天的忙活，终于糊完了土墙。一进屋就感觉亮堂多了，也暖和多了，加了一层报纸，也取到了保暖的效果。谁家要是刚糊完墙，一进屋里，感觉真可谓蓬荜生辉，焕然一新，和平时的黯然失色是截然不同，大大增添了节日的喜庆气氛。
墙上的一张张报纸仿佛一本本展开的书。有事没事我常常盯着那些豆腐块看，有的豆腐块得趴在炕上看，有的得登着凳子看，棚上的得仰脸朝天看，累得脖子生疼，有时会出现一篇小文章被另一张报纸压住了一角的情况，便偷偷地扣开来看，还有的文章结尾在另一个版面，怎么找也找不到，便会感觉很遗憾。
至今记得，我家炕头右上角的位置，有一篇文章是写新年放炮仗的事，那种感觉真是美美的。我想我童年的课外阅读是从读墙上的报纸开始的，到别人家去串门，我也常常盯着墙上的报纸看个没完没了，直到伙伴们喊我出去玩儿，我才磨磨蹭蹭地离开。
回想起来，家乡那一家家土墙上的报纸，是开在贫寒岁月里的一朵花，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热爱文字、喜欢文学的种子。
糊墙的时候，还要在墙上贴上年画。贴年画是小时候过年必不可少的仪式。相传中国的年画，始于唐代，沿至宋代才普遍流行，但仍以张贴门神为多，故年画可以包括门神在内。
每逢过农历新年时，家家户户买两张年画贴在大门上，由大门到屋里，都贴满了各种各样色彩鲜艳的年画，这些画象征吉祥富贵，如意美好。
过年之所以充满欢乐热闹的气氛，和年画也有一定的关系。那些日子过得比较富裕的人家，在厅房总喜欢悬挂老寿星、紫微星、福、禄、寿等。至与梅兰竹菊等花鸟图，自然亦在欢迎之列。
我家贴过的年画有《穆桂英挂帅》、《梁山泊与祝英台》等，可能是姥家姓穆的缘故，也可能是小时候听杨家将听的，对穆桂英感觉特别亲切，是我心目中膜拜的英雄。
我上别人家串门，第一眼也常往人家墙上的画上看，记得老毕家贴的是《岳母刺字》《三英战吕布》等历史人物年画，他家人都喜欢看书，读小说，对历史人物感兴趣。
记得大娘家墙上贴的是《花开富贵》、《连年有余》，一个胖胖的带红肚兜的小子骑在大鱼上，大娘家三个闺女，她就喜欢小子。
东院老孙家墙上贴的是《十大元帅》《平安富贵》，孙爷爷是这个村里德高望重的老寿星，知识渊博，孙叔长年开车，希望出门平安。
老鲁家一大帮闺女，他家墙上贴的大多是美女年画，什么貂婵、西施了。一个个穿着水袖长袍，梳着如云发髻，带着玉佩玉环，真是漂亮极了。
想起母亲讲述的故事，一个穷书生，独身一人，出去放牛，离老远就看见自家烟囱冒烟，可是进屋里看却没人，掀开锅一看，热气腾腾的饭菜热在锅里呢。这个书生就纳闷了，是谁这么好心啊。后来，他再出去放牛的时候，就半路回来，躲在一边偷看。原来是墙上年画中的美女走下来了，给他做好饭，收拾好屋子。做完饭又回到墙上去了。后来有一天，书生趁那个美女从墙上走下的时候，撕了那张画，那美女就回不去了，成为书生的妻子。
回想起来，这是母亲对我最早的文学启蒙。
回想那贴在墙上的五彩缤纷的年画，在烟火岁月里，不正是展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殷殷期待吗？
如今，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从泥土房到砖瓦房，到如今涌进县城，住上了楼房，墙壁都是大白墙，或者贴壁纸，厨房贴瓷砖，屋里整治又舒适，过年时擦擦瓷砖，就算打扫卫生了。
曾经那些糊墙贴年画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成为尘封的往事，回味那些久远的岁月，虽然贫寒艰苦，却感觉年味儿十足，糊出的墙充满欢乐，一切都化作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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