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建设服务型政府须处理好三个关系
摘编：建设现代服务型政府，首要任务就是简政放权，包括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向基层放权，等等。减少政府权力及其带来的寻租空间，激发市场和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释放制度红利和改革红利，真正成为一个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
党的十八大报告在谈到行政体制改革时提出，要按照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目标，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历史巨变中，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公共权力领域从职能范围到职能方式最终还有制度形式的相应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明确政府职能的边界，坚定不移地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通过简政放权、放松管制来向市场和社会让渡空间，形成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公权与私权之间边界清晰合理、分工合作有度的社会关系新格局，构建政府与社会、市场的新型关系。进一步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瘦身，使政府职能转变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干预。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实现“有限政府、强市场”的“小政府”模式。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首先，必须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尽可能发挥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管住管好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实现“有限政府、强市场”的“小政府”模式，尽量较少或取缔对市场经济活动不必要的政策干预和行政管制，强化并规范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市场运行规则的仲裁者、经济运行过程的调节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者的角色，扮演好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参与者的角色。事实上，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从早期的自由放任的市场体制向全面干预的政府（国家）体制再向适度干预的市场与政府体制两相结合的转变过程中，其政府的角色和功能也相应地经历了从“守夜政府”的消极被动行政到“全能政府”的传统统治行政再到“有限政府”的现代新公共管理、服务行政的历史变迁及其发展趋势。其次，对于必不可少的政策干预和行政管制，要透明化或市场化。目前，我们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其中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清理、取消大量的不必要的行政审批事项。二是对于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实行较为严格的过程管理和责任追究制。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主要的取向是最大限度地缩减掌握在政府手中、容易导致腐败的行政审批权。进一步取消、调整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凡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应退出；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事项，都不设前置审批；新设审批项目必须于法有据并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审查论证；探索建立审批项目动态清理工作机制。对于从政府剥离出来的部分职能，应当通过委托、招标、合同外包等方式交给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主体来承担。加快培育相关行业组织，推动行业组织规范、公开、廉洁办事，在强化这些组织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等自律行为的同时，加强对这些组织的监管，防止在这些领域产生新的腐败问题。
处理好政府与社会关系：做到政府“掌舵”、社会“划桨”。在中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发展起来的高度统合的关系模式，“政府为社会、社会国家化”是这种模式的典型特征，政府充当“全能政府”的角色。这种政府全面干预社会生活的结果，不仅导致了政府规模庞大但行政效率较为低下，给国家财政带来了沉重负担，而且由于政府对市场的越位与错位，政府“不该管的事管了，该管的事没管好”，直接造成了公民社会不发达，社会自治能力较差，整个社会公共责任机制薄弱。建设服务型政府、建立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机制，关键是要发挥非政府组织（NGO）的作用，形成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非政府组织可以在教育、扶贫、妇女儿童保护、环保、公共服务提供以及人口控制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的进一步成熟，社会的自主管理能力将不断扩大，而国家和政府的管理职能将逐步缩小，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将进一步调整，其历史趋势将是“小政府、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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