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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下宋朝“医学”蓬勃发展的始末

序言:

英国著名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博士”曾在他的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考任何一具体的科技史料史,往往会发现它的主要焦点就在宋朝”。而“医学”作为科学的一种,在宋朝同样是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取得了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那么问题来了,宋朝“医学”蓬勃发展的背后,都经历了什么?

“巫医”老照片

在宋朝之前,“医学”的社会地位如何?

早在宋朝之前,中国“传统医学”的地位并不像我们如今“现代医学”这般“高大上”,就连治病救人的“医生”都有着“白衣天使”的“美誉”。毕竟每个人都是要生病的,想要健康的生活下去,那就必不可免的需要去医院进行治疗。

但这一切的基础,都是依赖于现在高度发达的“医学技术”和完善的“医疗体系”才完成的,而宋朝之前的“医学”,由于科技水平的限制,以及当时对“人体结构”的不了解,让当时的人对于人体所出现的一系列病症都感到十分的恐慌、害怕,认为这肯定是沾染到了什么“邪祟”所致。

所以,当时的人一旦生病,更多的则是倾向于去寻找“巫医”来治病,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封建迷信”之中的“跳大神”,通过“祭祀、焚香、祈祷、驱邪”等一系列莫名其妙的手段来驱赶“邪祟”,从而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其治疗效果可想而知,真不是一般的差。

宫廷御医漫画作品

至于影视作品以及动漫作品中的“御医”、“太医”什么的,那都是宫廷里面的皇室专属,民间真正的“医生”其实少之又少,“医术”也是良莠不齐,更别提十里八村的都不一定能有一个,如果遇到个什么“急症”更是来不及,故而,在宋朝之前,“医学”的社会地位属实是高不到哪里去。

就好比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在他的《备急千金要方序》中曾提到过这样一句话:“朝野士庶咸耻医术之名,多教子弟诵短文,构小策,以求出身之道,医治之术,阙而弗论”。

意思就是唐朝的“士大夫”群体看不起“医学”,只愿意教授弟子一些可以让他们出人头地的东西,甚至就连世人不愿意学习医术,对“医学”置之不理,致使唐朝“医学”发展陷入了停滞不前的尴尬局面。

直到到了宋朝,这一局面才发生了改观,当朝统治者开始注重“医学”,大力普及“医学知识”,提高“医生”的社会地位,使“医学”在宋朝取得了较为全面的发展,迎来了一个“欣欣向荣”的蓬勃发展期。

身穿盔甲的“宋太祖赵匡胤”剧照

宋朝“医学”蓬勃发展的起源

至于宋朝为何会如此推崇医学,这就要从宋朝的开创者“宋太祖赵匡胤”以及他的弟弟“宋太宗赵光义”开始说起了。

众所周知,宋太祖赵匡胤原是“武将出身”,此前曾任后周“殿前都点检”,掌管殿前禁军,而他的弟弟张光义同样是武将,一路跟随赵匡胤的脚步,在北宋建立后被封为“晋王”。

既然是武将,那么不论是在出征还是在训练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跌打扭伤,所以势必就对“医学”方面有着简单的认识,历史上也曾流传着“宋太祖用‘艾草’为弟弟治病”的典故。

巧的是,宋太祖的弟弟宋太宗张光义同样对“医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他登基之前,就曾在自己的封地内到处搜集“医术方药”,并加以实践。

据宋朝官修方书《太平圣惠方》中的“御制太平圣惠方序”记载:“朕昔自潜邸,求集名方,异术玄针,皆得其要,兼收得妙方千余首,无非亲验,并有准绳。贵在救民,去除疾苦。”

说的就是宋太宗四处收集“医术良方”的典故,同时也指出了他这么做就是为了能够拯救百姓,消除疾病所带来的痛苦。

宋太祖赵光义画像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这本《太平圣惠方》的编纂,宋太宗赵光义指派尚药奉御“王怀隐”与副使“王佑”、“陈昭遇”、“郑奇”等官员,历尽千辛万苦,从收集到检验,再到分门别类撰写成书,总共100卷,分1670门,载方16834首,直到公元1046年,前后历经14年才最终完成。

也正是因为“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义”对“医学”的浓厚兴趣,给宋朝“医学”的蓬勃发展种下了一颗“种子”,只需要稍加“浇水”和“施肥”,便可以破土而出,茁壮成长。

但此时所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无论是宋太祖还是对“医学”兴趣浓厚的宋太宗,都只能算是一种“个人行为”,如果他们的后代对“医学”不感兴趣,而是如同宋朝以前的朝代统治者那样,除了想要获得一个“大一统”的政权之外啥也不想,那宋朝“医学”想要获得一个蓬勃发展的机会,估计也只会是一个“空谈”了。

因为还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就是在“医学知识”方面的普及。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缺乏“医学知识”的“推广”和“营销”。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文献记载

宋朝“医学”蓬勃发展的过程

幸运的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这句出自《孟子》的经典名句,在信奉儒家学说,坚持“文以靖国”的宋朝历代统治者身上,可谓是发挥的淋漓尽致。

好比如宋朝的第四位皇帝“宋仁宗赵祯”,他就完美的继承了他爷爷赵光义的爱好,对于“医学”同样有着很深的研究,并且还指派“王惟一”编写了《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对于后世针灸知识的普及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另外,据《宋史》列传第三宗室一中的记载:“德文虽老,嗜学不倦。晚被足疾,不能朝。初得疾,仁宗临视,亲调药饮之。”

说的就是宋氏宗亲之一的“德文”,一生好学,孜孜不倦,但因为年纪大的缘故,导致腿脚得了病,不能上朝。而且,在他刚刚患病的时候,宋仁宗亲自去探望不说,还亲自给他“调药”并让他服下,希望他能尽快好起来,足以见得宋仁宗在“医学”方面的造诣。

然而,只是这些简单的推广的话还不够,只能说是宋太宗的后代给前人所埋下的“医学种子”浇了一点水,有了破土而出的先决条件,但宋仁宗的做法顶多也只能算得上是在宫廷内部有了推广,对此时的民间百姓而言。

医学?这是个什么东西呀,能吃吗?

毕竟,在封建时期,各个阶层之间的等级观念是十分的浓厚的,平民与官吏之间的差距,隔得远远不是一道“鸿沟”那般简单,想让官吏主动的去向百姓讲解“医学”,这不是强人所难吗,难道我当官的不要面子的吗?

就好比一盘味道很好的“菜肴”,在刚做出来的时候,只有厨师才知道它是美味的,之后又做给了客户品尝,客户也觉得好吃,但是其它没吃过的人由于不知道什么味道,自然也就不会认为这个菜好吃。

怎么办呢?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菜单”做出来,把做法推广出去,让更多的人自己去按照这个方法去做,然后再拿给更多的人去品尝,等所有的人都品尝过了之后,自然就都知道好吃了。

所以,为了改变这种“封闭的”状态,把“医学”推广到民间的各个角落,就必不可免的需要统治阶层去制定政策,然后督促百官去实施。

故而,公元1044年,宋仁宗在“太常寺”设立“太医局”,开始选拔“医官”传授医学知识,首次把“医学”纳入了“官办教育”的体系之中,标志着宋代官办医学教育的正式开始。

宋朝儒医欧阳修所著的《灼艾帖》局部

之后到了“宋徽宗赵佶”执政时期,又在中央太医局之外,在“国子监”另外增设了一个“医学”机构,

意思就是把“儒生”的科举考试跟“太医局医官”的考核放在了一起,让“儒生”也可以参与到“医学”的发展和推广进程上。

正应了“医圣张仲景”所说的那句话:“进则救世,退则救民;不能为良相,亦当为良医。”

意思就是心怀抱负的考生科考失利以后,虽然不能实现辅佐君主治理国家,造福百姓的夙愿,但也可以选择退一步,当一名济世救民的良医,换一种方式来报效家国。

宋朝著名思想家、文学家“范仲淹”,亦是这一理论的推崇者之一。

同时,宋徽宗对宋朝民间各个地方上的“医学”教育推广也丝毫不松懈。

  • 一方面继续在地方设立“医学”,并加派“医官”驻扎,提升地方“儒生”和百姓对“医学”的认知,瓦解“巫医”在百姓心中的地位,改善“医学”在百姓心中的不良形象。
  • 另一方面又在地方设立“医药和剂局”和“医药惠民局”,制药救人两手抓,让百姓的疾病都能得到医治,以推广“医学”作为统治者“仁政爱民”的体现。

宋徽宗的这种做法,也直接导致宋朝出现了一个特立独行的医生群体“儒医”,他们既懂天文地理、四书五经,也通养生治病、精研医学”。

也就是清代徐松在其《宋会要辑稿》中所言的:'政和七年……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使习儒术者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与疾病,谓之儒医。”

就像苏轼、沈括、陆游、朱熹、欧阳修、王安石、范仲淹、以及辛弃疾等宋代著名儒学文人,他们在通晓儒学的同时,也兼修“医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好比欧阳修所著的《灼艾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只不过是由于他们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太过于耀眼,这才让他们的另外一层“医生”的身份一直都籍籍无名,被放在了角落里蒙尘。

宋朝的“医学”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真正的迎来了一个“全民化”的普及,让更多的民众也参与到了“医学”的发展历程当中,共同为宋朝“医学”的蓬勃发展添砖加瓦,松土施肥。

同样的,宋朝“医生”的社会地位,也“随着”民众对“医学”的了解而有了显著的提高,不再是宋朝之前的那副被世人所不齿的尴尬局面。

活字印刷术

与此同时,得益于宋朝发明家“毕昇”所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其灵活多变的汉字排列,让书籍的刊印变得更为方便快捷,不再像以往那种“雕版印刷术”一样耗时耗力。

一时间,各式各样的医学著作也在宋朝“文以靖国”的理念中被刊印出来,好比前文提到过的由“王惟一”所著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宋朝官修方书《太平圣惠方》,以及北宋末年编印的《政和经史证类本草》等等。

此外还有法医学著作《洗冤集录》、《欧西范五脏图》、《存真图》等,都对后世“医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其中的《洗冤集录》最为出名,更是流传至朝鲜、越南、日本等国家,并作为这些国家法医“尸检”时的对照依据,一直被应用到了十九世纪末期。

中医药

宋朝“医学”蓬勃发展的结果

正是在宋朝这种把“医学”正规化、多元化、合理化,甚至是当做“政策制度”实施的等等推广方式的综合作用下,再加上“活字印刷术”的推波助澜,促使宋朝在医学方面取得了全面而又蓬勃的发展。

另外,各类官方编纂收录的药方著作,以及“医学”教育体系的日益完善,更是让民间涌现出了不少民间名医,继而又编写出了更多的“医学著作”,这些著作又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医学”,就这样慢慢的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体系。

之后又在经年累月的研究突破之下,“中医科目”的细分自然而然的就从唐代《唐六典》所记载的:“一曰体疗,二曰疮肿,三曰少小,四曰耳目口齿,五曰角法”等“五科”进化到了宋朝时期的“大方脉(内科)、风科、小方脉(小儿科)、疮肿兼折疡、眼科、产科、口齿兼咽喉科、针灸科、金镞兼书禁科”等九科。

而且,这些“医学”著作在影响着当代的“医疗环境”的同时,其中所具有的理、法、方、药等完整的医药体系,也对后世在临床、病理、药物药性方面的研究,以及医学教育体系等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若我们此时再把宋朝之前“不受重视”的医学与宋朝时期的“医学成就”结合起来来看的话,相信大家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宋朝在“医学”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属实称得上是“华夏文明医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

并且,宋朝为如今的我们所遗留下来的这些丰富又宝贵的“医药文化财产”,对如今的我们而言,同样有其宝贵的借鉴意义。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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