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家蒲松龄有一篇流传千古的短篇小说，叫《促织》，讲的是宣德(朱瞻基的年号)年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在这篇小说里，蒲松龄以跌宕起伏的笔法描写了一波三折的人物命运，批判了在皇权制度下，功名利禄对人的异化。同时，也显示了朱瞻基爱促织、爱玩的一面。
历史上朱瞻基确实贪玩、爱玩，但这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好皇帝。他是明朝的第五个皇帝，在位期间完成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仁宣之治”，他在一批老臣的支持和帮助下，完善并确立了内阁制度和巡抚制度，改善并加强了明代的监察和司法制度，同时大力发展了明代的宫廷文化，全面恢复了明代的社会经济，使明朝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他是一位又能玩又能干的皇帝，在历史上所有的皇帝之中，可算作是“文艺青年”。在艺术方面，朱瞻基擅长丹青，他的绘画被后人称为“随意所至，尤极精妙'。
朱瞻基喜欢绘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明朝皇帝从开国之初就十分重视艺术。明代初年，承宋制，复设画院，但是规模上已经不能和宋代相比了，朱元璋甚至还杀过不少艺术家。一直到朱瞻基时期，画院才开始兴盛。宣宗、宪宗、孝宗都善画，可与宋之微宗、高宗相媲美，一时名家，都被招进皇宫。
朱瞻基的艺术才能和他从小接受的教育有关。朱瞻基出生后，明成祖觉得这个孙子长得非常像自己，一脸英气，于是对他百般疼爱，不仅指派著名文臣姚广孝担任他的老师，还亲自教导他，带他外出打猎、视察军事，甚至远征漠北，以此来锻炼他的勇气，培养他的尚武精神。因为明成祖的精心培养，朱贍基确实有文治武功，艺术才华更是显露无遗。姚广孝一介文人，自然对文人笔墨之事精通之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朱瞻基奠定了良好的艺术趣味。
他登上皇位后，自号长春真人，执政年间大力推动了宫廷画院的发展，书法能于圆熟之外，以遒劲出之。《无声诗史》称：
宣宗尤精于绘事，凡山水、人物、花竹、翎毛、无不臻妙。尝作图书赠重臣，上书年月及受赐者姓名。
朱瞻基传世作品有一部分流入海外，如《一笑图》《双犬图》《武侯高卧图卷》《万年松图卷》《莲蒲松荫图卷》还有《鼠石图》，书迹有《行书新春诗》《楷书雪意歌》等。
“自然”是宣宗皇帝的写意花鸟画中所表现出来的一大特色，在《图绘宝鉴》卷六中云：“仰惟宣朝临御，当重熙累洽，四海无虞，万几之暇，留神词翰，于图画之作，随意所至，尤极精妙。盖圣能天纵，一出自然，若化工之于万物，因物赋形，不待娇柔，而各逐生成也。”就是说，在他看来，绘画最重要的是“随意、自然而不娇柔”。
朱瞻基这种清新自然、真切生动的风格同样表现在他的绘画之中，他的花鸟画，往往意由笔出，少了宫廷绘画中的雍容华贵，多了一份生活中的朴实亲切，画面生动活泼、清新自然而朴实，注重“思想”的传达，具有“写意”花鸟画的特色。所以才能有“天纵异能，随意所至，皆非人力能及。”的说法。
据说，朱瞻基还是第一位“画鼠能手”。在前代，老鼠的形象往往被人们看作是难登大雅之堂，而从未出现在绘画作品中。朱瞻基时，这个“不讨人喜欢”的形象，却在他的画中变得活泼可爱起来。
在他的《苦瓜鼠图卷》中，描绘出一只小鼠蹲于石上，苦瓜藤条沿大石旁的竹枝攀绕而上，随意散落，枝叶丰茂，苦瓜成熟肥厚，悬挂于藤条上。小鼠回头注视着苦瓜，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在他的笔下，小老鼠的乖巧可爱被表现的淋漓尽致。整幅作品布局紧凑，虚实结合，生动自然。用水墨粗笔点染瓜叶，淡墨虚笔写出藤条，小鼠的背部用干笔皴擦而成，身下的杂草用浓墨扫出，是一幅典型的写意小品，代表了宣宗朱瞻基写意花鸟画的特色。
宣宗朱瞻基的写意花鸟画多取材于生活，把朴素的题材，经过自身的情感加工，最后呈现在画面中，追求笔墨的表现力，他的写意花鸟画总给人以清新、自然的感觉。影响了明初院体写意花鸟的发展，也促进了明代写意绘画思潮的初现。
前面我们分析过，朱瞻基从很小就受到很好的文化艺术熏陶，喜欢书画也是理所应当的。但是有明一代，皇帝有嗜好的不少，但是像他这样既能玩转艺术，同时又可以治理好国政的实在是少数，而这正是朱瞻基的奥妙所在。要想探究他对书画艺术喜爱的深层次原因，我们要从明代初期政局形势讲起。
朱瞻基是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仁宗朱高炽之后承接皇位的。当时明朝虽经朱元璋、朱棣几位君主的开创经营，但他继位时面临的局面仍然是十分严峻的。
政治上，在靖难之役中，随朱棣征战南北、屡立战功的汉王朱高煦，久有觊觎皇权之志。时刻想步其父朱棣以叔篡侄的旧例，积极筹备，准备公开发动政变，瞻基的地位和朱明政权的稳定随时受到严重威胁，争夺皇权的斗争，也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另一方面，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也很尖锐，永乐年间的浩繁开支，加重了对农民的賦役剥削，农民平时不得温饱，再加上各种水早灾害，许多人生活无着，被迫铤而走险。永乐十八年，山东地区爆发了唐赛儿起义，说明永乐末年的社会矛盾已趋激化。
经济上，洪武时期，社会经济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永乐一朝，由于朱棣好大喜功，封赏“靖难”功臣，分封诸藩。无限度的支出，很快使国库空虚，民不堪命，国家财政困难重重，严重威胁了统治秩序的稳定。
人才上，朱元璋建国后，统治地位刚刚稳固，便开始大肆杀戮文武功臣。洪武末年已将功臣宿将诛锄略尽。朱棣登位后，继承了其父“以猛治国'的方针。他对效忠建文诸臣的屠杀残害，在这样刚愎自用、残忍好杀的两位君主面前，诸臣人人自危，动辄得咎，为保全自己，持禄固宠，只能阿谀奉迎，委曲求全。这样国家丧失了大量有用的刚正之士，导致了官僚从政水平的下降，出现了缺乏良吏、政体紊乱的局面。
朱高炽继位后，对永乐朝遗留下来的问题做了一些善后工作，但他在位仅半年多就急病而死。因此，缓和社会矛盾，维持政权稳定，选拔贤良官吏，发展祖宗成业等一系列问题，便摆在了朱瞻基这个匆忙即位，年仅27岁的新皇帝面前。
面对这些棘手的问题，朱瞻基首先平定其叔父朱高煦的叛乱，成功削藩，强化皇权，扶持保护农业，整顿吏治，对政府的三个主要领域(都察院，地方行政和军事)进行了重要改革，和平外交，稳定社会，完善并确立了内阁——司礼监结构的政治体制。
而之所以朱瞻基可以顺利实行这些政策，离不开文官集团对他的支持和帮助。在经历了朱元璋和朱棣的残暴政治后，文官集团为何信赖朱瞻基呢？
因为他和文人足够像，这标志之一就是对艺术的推崇。
朱瞻基像他的父亲朱高炽恭谨仁厚，实行文官政治。这比起明初朱元璋朱棣的君主专政来，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相对宽松的政治局面，他鼓励朝臣畅所欲言。
他曾经画过一幅名叫《武侯高卧图卷》的画，上面绘有诸葛亮隐居竹林，悠然高卧草堂的情景。人物线条圆劲流畅，人物生态刻画入神。墨竹用笔潇酒，得元人意韵，继宋人画风。朱瞻基不是心血来潮随意作画的，他把此画赐给老臣陈暄，反映了明代前期，皇室对贤才的渴求心情与重视程度。
因此，在朱瞻基那里，艺术成为拉近他和文人举例之间的重要举措，凭借自己“文艺皇帝”形象，文人们对皇帝的抵触和惧怕情绪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自然更利于朱瞻基统治。朱瞻基统治时期，宫廷绘画大兴，宫廷画家画了不少宫廷画，比如《行乐图》。在这幅画中，除明宣宗以外的人员可分为两组：一组为画面上方紧随皇帝身后的三人，另一组则是画面下方二十二名骑马人员，他们身后各跟随一个小童。
这幅《明宣宗行乐图》将宣宗一行人安排在松怕怀抱、溪水潺潺、桃杏盛开的宫苑美景之中，他们此时的轻松状态也展露无遗。皇帝身边的近侍微笑对视，丝毫没有拘谨之态；乐人和小童也在亲切交谈，或附身仔细倾听，或热情摊手比画。各人物之间关系和谐，气氛融洽，在这番其乐融融的景象中，明宣宗率近侍和内廷乐人在西苑骑行游览，并即将进行一系列具有娱乐性质的习射和乐事戏文活动。展现了在朱瞻基对文官集团“怀柔”的政策下，皇帝和大臣之间和谐融洽的关系。
总之，明代皇帝朱瞻基走了一条迥异于前代皇帝的统治道路，面对明代初年留下的危乱局面，他采取怀柔和静养休息的政策，用艺术拉近自己和大臣的距离感，主动缓和前朝皇帝和大臣之间紧张地关系，取得了突出的成效。同时他的艺术实践，也为当时艺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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