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涟，是晚明时期东林党的一个代表型人物，也是当时著名的谏臣。后人对杨涟的认识，主要是在朱常洛（明光宗）和朱由校（明熹宗）二帝登基时，杨涟做出的巨大努力，还有其因为死谏魏忠贤，最后被折磨而死的悲壮结局。
诚然，在'红丸案“和”移宫案“中，杨涟频繁出现的身影和在诏狱留下的绝命遗书，获得了儒家普世性的尊重和认可，却很少人从当时皇权真空的视角，去解读权力过渡时，言官，士大夫，外戚，宦官等各种势力的盘根错节和恩怨纠缠。
故宫
这是一场没有裁判的角逐，任何一方势力都可以用尽其能，不守规矩；这也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失败的一方必定面临最后的清算和惩治；这更是一场没有悬念的对决，因为大明200多年体制的发展，已经注定其中一方是最后的赢家。朝史暮想和大家翻开晚明历史，走进杨涟身处的那个时代，再次窥探那人心惶惶的政局乱象。
杨涟，字文孺，号大洪，湖广应山人氏。出生时，母亲奶水不足，友人便欲打几条鱼给其母补补身子。据说友人一网下去，打上九条九斤的鲢鱼，遂认为与鲢鱼有缘，取鲢谐音“涟”字。
考虑到杨涟及兄长能够顺利完成学业且入仕，杨涟的家境应该算是中等人家，但绝不富贵。万历十五年的时候，16岁的杨涟考中了秀才。
少年得志的杨涟，意在入仕，并期望能够有一番作为。当时，顾宪成创办了东林书院，教学授课的同时，经常清议时局，讽对弊政。随着大批在朝在野的士子加入，东林书院的影响力开始显著提升，渐渐地出现了所谓的“东林党人”。
东林书院 牌坊
青年时期杨涟十分钦佩东林党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和不畏权势的慷慨气节，故而每每东林书院有大的讲会，
必至无锡与顾宪成，高攀龙诸君子探性理之要，询治道之原，政暇即与邑之士子相勉励，讲道论德无虚日。——《东林列传·杨涟传》
意思是杨涟从不缺席东林书院大的讲会，并且和顾宪成等人经常探讨交流各种问题。所以，后来杨涟能够成为东林党人的代表人物，与其青年时期的这段经历不无关系。
万历三十五年，杨涟考中进士，做了江苏常州知县。就任期间，杨涟惩治贪官污吏，扶持官办学堂，甚至不惜变卖自己家产帮助修建河塘石堤。
因为政绩斐然兼之品性廉洁，万历四十二年，杨涟被调入京城，任户科给事中。万历四十六年，转调兵科给事中。官秩虽然只有七品，但却有很大的权力。
明代的科部给事中，与御史相同，为言官的一种，拥有监察之职，可以直接对六部甚至皇帝的言行及政务进行监督反驳。
那么当时朝局是如何的呢？
明神宗朱翊钧 像
因为国本之争，连年的用兵（万历三大征），宗室的过度厚赏，矿监税使在各地的横征暴敛，持续不断的各种自然灾害，再加上万历几十年的怠政，整个国家几乎陷入了瘫痪，小规模民变频发，朝廷又缺钱又缺人。
朝史暮想觉得，以杨涟的性格，给万历上疏劝谏是必须的，但是得不到万历的批复也是肯定的。对于时局的走向，作为言官的杨涟是有心无力的，他能做的，就只有把一腔热情，投入到对内阁辅臣监督中去。
万历四十八年，万历病重，朝臣不知详情。杨涟就责问时任内阁首辅大臣方从哲：
从哲曰：帝讳疾。即问左右，不敢传。涟曰：“昔文潞公问宋仁宗疾，内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曹不令宰相知，将毋有他志，速下中书行法。公诚日三问，不必见，亦不必上知，第令宫中知廷臣在，事自济。公更当宿阁中。——《明史·杨涟传》
杨涟说，你做内阁首辅的不问问皇帝的病情？方从哲说，问过了，没人告诉我。杨涟又说，以前宋代大臣打听皇帝情况，都是名正言顺地问，为什么你这么畏畏缩缩。你要是真的能够一天问三次，总是能有效果的。现在朝中事情多，你作为内阁首辅没事不要随意走动，留在内阁值班。
明代官员
听听，杨涟作为七品的给事中，教训起当朝内阁首辅来，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啊。但也正直因为杨涟这股耿直，才能在之后“红丸案“，”移宫案“和弹劾魏忠贤等事件上，表现出莫大的勇气和担当。
我们稍稍把话题拉到言官上来。如果朋友们关注晚明朝局，所谓的党争，很多层面的较量其实都是在舆论上。东林党之所以能够这么快地发展，起势，很大的原因就是得到了足够的舆论支持。在士大夫讲究气节的明代，口水是真的可以杀人的。
所以诸如御史，六科给事中等言官，凭借个人的言辞，其实是可以对舆论进行导向的。而杨涟，正好非常善于此道。从他怼方从哲这件事情上来看，杨涟不仅真心担忧国事，并且不畏权势，坚守自己的责任和原则。
晚明三大案中的两个，”红丸案“和”移宫案“，我们都能看到杨涟的身影。但在这之前，在明光宗朱常洛登基前，杨涟和朱常洛还有一次交集。
万历四十八年，万历在寝宫病危。一般来说，这个时候做老子的都会叫儿子进去，嘱托下后事。可万历偏偏没有通知朱常洛，只有郑贵妃陪在万历身边。这种权力交替的时刻，稍微出一点差池就可能影响整个朝局的走向，更不用说郑贵妃一心想让自己的儿子朱常洵当太子，曾经几次迫害过朱常洛。
明光宗朱常洛 像
朱常洛着急啊，在万历的寝宫门前团团转，但就是不敢进去。这个时候杨涟出现了。杨涟马上让太子近侍王安带话：
帝疾甚，不召太子，非帝意。当力请入侍，尝药视膳，薄暮始还。太子深纳之。——《明史·杨涟传》
意思是皇帝病得这么重了，没有召见太子肯定不是皇帝的本意。太子你尽管进去，就说自己关心父皇身体，看看父皇的情况，天黑前出来就可以了。太子总算找到了理由，就大胆进去了。
这是杨涟以言官的身份，在万历病危无法颁布任何行政命令时，拥护太子朱常洛，为其谋划方略的第一次出场。
所谓“红丸案”，其实就是明光宗朱常洛纵欲，吃了春药。一下子吃猛了，也用力过度，病倒了。然后一个叫崔文升的内医给他开了泻药。按照中医的理论依据，阳火过旺，需要泄掉。可架不住朱常洛身子虚啊，泻药劲也大，一来一去搞得奄奄一息。最后病急乱投医，也可能是死马当活马医了，又吃了鸿胪寺李可灼进献的丹药，然后回光返照了半天，就彻底挂了。
为什么这个案子闹得这么大呢？第一，死的是皇帝；第二，皇帝吃了崔文升的药和李可灼的药，具体死因不明。
郑贵妃 剧照
崔文升是重点怀疑对象，因为崔文升和郑贵妃有关联。郑贵妃是万历的宠妃，之前国本之争，郑贵妃和其儿子朱常洵，就是朱常洛的主要竞争对手。而朱常洛登基后，纵欲过度的一大原因，就是郑贵妃送了四个美女给朱常洛。所以，这件事情怎么看着都有股阴谋的味道。
而在明光宗朱常洛病危的时候，曾经几次召见过大臣，而杨涟都是在召见名单内。这其实是很匪夷所思的，尽管杨涟有“拥立之功”，但是论品级，仍旧是一个不入流的京官。而皇帝在临终前召见的大臣，往往都有托孤之意。很显然，杨涟是被光宗看成是顾命大臣的。
接下来的事情，朝史暮想究简要地说明下。
光宗病危的时候，郑贵妃和光宗宠信的李选侍都陪在左右，直接住在乾清宫里。郑贵妃想当皇太后，李选侍想做皇后，并且李选侍貌似有挟持年幼的朱由校（明熹宗），垂帘听政的企图。
光宗驾崩后，围绕着让郑贵妃，李选侍离开乾清宫，“救出”朱由校让其顺利登基，保证皇权不受后宫的干扰，朝臣，太监，外戚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即所谓的“移宫案”。
最先出手的是两个外戚。
而是时，贵妃据乾清宫，与帝所宠李选侍相结，贵妃为选侍请皇后封，选侍亦请封贵妃为皇太后。帝外家王、郭二戚畹，遍谒朝士，泣朔宫禁危状，谓：帝疾必不起，文升药故也，非误也。郑、李交甚固，包藏祸心。——《明史·杨涟传》
王家，郭家世光宗另外两个女人的娘家。他们非常清楚，一旦郑贵妃做了皇太后，李选侍做了皇后，王，郭两家绝对没有好果子吃。于是这两家人先跳了出来，赶紧把事情捅到朝臣那，点出可能面临的巨大政治危机。
明朝剧照
然后杨涟等人开始出手了。先是找了郑贵妃的娘家人，先是忽悠，忽悠完恐吓，成功逼得郑贵妃退出角逐，搬离乾清宫。之后杨涟马上上疏，弹劾崔文升，除了骂崔文升乱给皇帝用药，顺便在法理上对郑贵妃想做皇太后的企图一顿反驳，直接把郑贵妃淘汰出局，巩固了之前的胜利果实。
之后是棘手的李选侍。李选侍首先把朱由校藏了起来。杨涟等人就直接冲进乾清宫找人。太监王安（光宗原先近侍）坚定地站在朝臣这边，两次连哄带骗，从李选侍手里拐出了朱由校，交给朝臣。
杨涟等人，马上带着朱由校离开乾清宫，并顺利完成登基大典。期间，李选侍派出自己的心腹太监李进忠阻拦，被杨涟义正言辞地挡了回去。李进忠说，朱由校还小，你们这样会吓坏他的。杨涟呵斥道：
殿下群臣之主，四海九州莫非臣子，复畏何人！——《明史·杨涟传》
朱由检是天下臣民的主人，会怕谁？！李进忠一听，便不敢再阻扰。笑话，李进忠你一个太监和言官比嘴皮子，找的还是杨涟这种软硬不吃的主，这不是找虐吗？而这个叫李进忠的人，就是后来的魏忠贤。
明熹宗朱由校 像
”红丸案“，这事情已经讲不清了，因为围绕着光宗的死因，天启，崇祯两朝都把这件事情作为政治斗争手段，反反复复地炒，用来打击政敌；而”移宫案“，无疑是以东林党人为首的朝臣获得了最终的胜利。朱由校顺利登基，即后来的明熹宗，李选侍黯然离场。而东林党人也开始真正得到了重用。
在这几件事情里，其实不难发现，都是在皇权出现真空，各派势力围绕着之后的话语权，发生了激烈的争夺。
万历病重，郑贵妃陪在身边，光宗朱常洛不敢进万历寝宫；光宗病危，郑贵妃，李选侍也守着光宗，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光宗逝世，明熹宗朱由校年幼，李选侍同样要扣住朱由校，希望攫取更多的政治权力。
郑贵妃，李选侍，王家，郭家都是外戚；王安，李进忠都是宦官；方从哲是浙党，杨涟，左光斗等人是东林党，他们是朝臣。我们把所有人的身份属性一一列举出来，整件事情就会变得非常清晰。
都是外戚，郑贵妃，李选侍同王家，郭家势不两立；都是宦官，王安和李进忠的政治立场就截然相反；但党争激烈的朝臣，在面对皇权出现危局时，便可以放下一切隔阂，共同进退。
明代官员
第一，外戚和宦官势力的悲哀，在于其所有的权力都只能依附在皇权之上。
第二，皇权和文官集团的斗争是永恒的主题，但是两者是互相依存的，缺一不可。
第三，当皇权强势，文官集团就会集火皇帝；而当皇权出于隐性状态，文官集团就会内部分裂。
所以，这一次次的争斗，最后永远只有一个赢家，那就是皇权，这是其他三方自身的政治属性所决定的，也是大明体制200多年发展的结果。
杨涟作为言官，作为东林党人，作为文官集团的一员，其所有的举动都是符合其自身政治属性需求的。而杨涟的果敢，过人的魄力，还有那股晚明少有的忠烈热血，使其在这种种政治斗争中，始终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在朝史暮想的眼里，东林党人是一群非常纯粹的人。这种纯粹，体现在他们以”天下为己任“，亦由此而延伸出对各种他们眼中”异类“的排斥乃至肃清。
过往矫正这个词非常适合东林党人。忽视群体的多样性，价值观的多样性，一味地追求所谓的“众正盈朝”的局面，则必然会被那个时代所抛弃。
魏忠贤的出现，是东林党人对朝局妄想获得完全支配的必然结果。因为这种无限制的党争，大批为东林党所不容的朝臣受到政治打压。不论是浙党，楚党，宣党，在与东林党对抗失败后，被重新清洗，融合，最后汇流在一起，成为了一股的新的势力——阉党。从这个角度来说，阉党最后的独大专权，东林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魏忠贤 剧照
作为东林党成员的杨涟，同样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人。看到内阁首辅方从哲不作为，杨涟便教训他；万历病危，太子不敢探视，杨涟便教导他；光宗纵情声色，不知节制，杨涟便劝谏他；李选侍，李进忠欲挟持天子，捞取政治资本，杨涟便对抗他。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杨涟的纯粹。因为纯粹，他便不知恐惧；因为纯粹，他便无往不前；因为纯粹，他心中已无他物。
对于这份纯粹，在晚明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到底是积极还是偏激，朝史暮想在这不作评论，但这份纯粹，却给我们后世展现了晚明士大夫的风骨气节，也造就了杨涟最后的陨落和辉煌。
自以为操控着足够舆论优势的东林党人，理所当然地向魏忠贤发起了总攻。
天启四年，杨涟呈上弹劾魏忠贤的奏疏，列举其二十四条罪状，一时朝野哗然。但是结果呢？魏忠贤经过了一开始短暂的恐慌，之后开始利用整个阉党的所有资源，营造出种种形势，顺利地拿下了东林党的一众骨干。
杨涟入狱后，受尽折磨，饱受摧残。但杨涟依旧坚守着自己的这份纯粹，不屈不挠。在被虐杀前，留下了一封血书。
......惟我身副宪臣，曾受顾命。孔子云：“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持此一念，终可以见先帝于在天，对二祖十宗与皇天后土、天下万世矣。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杨涟血书》
每每读到这里，总是感叹一个人精神力量的强大，感叹杨涟慷慨悲歌的气节，亦再次感叹中华文字的伟大。
明史
朝史暮想认为，杨涟及其东林党人的败亡，反而可能是他们最好的归宿。历史上“忠臣”二字的书写，几乎都是用鲜血来完成的；而纯粹如杨涟般的东林党人，在错综复杂的晚明政局中，无法容忍任何政治“异类”的存在，败亡也是迟早的事情。而假设东林党获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份纯粹，可能会给国家带来更加可怕的后果。
对于杨涟来说，忠臣是其一生的标签，如果加上纯粹二字，带着这个标签走完一次悲壮的人生历程，也许是其最好的归宿。
我们读杨涟，从其身上读出了晚明士大夫的担当，读出了忠君报国的热血，也读出了东林党人纯粹和执拗。在国家危难，朝局走向不明时，杨涟毅然挺身而出，与外戚斗，与宦官斗，与一切在东林党人眼中的”异类“斗争，力图恢复一个清平之世，把国家朝局重新拉回正轨。
同时，我们从杨涟的视角，看到了明代皇权的至高无上，即使在新老政权交替的真空期，所有的利益集团依然只能作为皇权的依附而展开斗争，并且始终难以撼动皇权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杨涟剧照
而杨涟最后悲壮的结局，亦成就了杨涟最后在史书中的地位，其精神亦得到了后世普遍性地的认同与尊重。杨涟作为东林党人的典型代表之一，我们也看到了他们的气节胆魄，也同样朦胧地意识到他们最后落败的必然。
朝史暮想，总有些干货可以在历史中挖掘。
参考资料：《东林列传·杨涟传》，《明史·杨涟传》，《明光宗实录》等。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