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通天下
所谓票号，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金融机构，主要从事金银的汇兑业务。而其中，尤以清朝末年的“山西票号”名气最大，不仅覆盖面积广泛，而且业务种类齐全，已经初步具有了近代银行的许多职能。
但是，票号既不是发端于山西，更不是出现于清朝，早在唐朝时就有了票号业的雏形，称作“飞钱”。而到了宋朝时，更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过，真正作为一种主要的专营汇兑的完备信用机构，的确是形成于清朝中后期，形成于山西。
雷履泰
山西的票号业，主要以“祁太平”三县为核心，分别是祁县、太谷和平遥。通常认为，平遥商人雷履泰在道光三年时设立“日升昌票号”，标志着票号业的正式形成。
不过，直到祁县商人乔致庸时，他通过设立大德通票号，才初步实现了“汇通天下”的伟业，将票号业务推向了高潮。关于这点，电视剧《乔家大院》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演绎。
文史不假作为山西祁县人，老家距离乔家大院的所在地乔家堡村，也就不足五公里。今天，抱着比往昔文章更多的感情，浅谈票号业务在中国的兴起和衰亡。
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对于货币金融萌生了新的要求，尤其是从明中期以后，在国外白银大幅度流入的刺激下，商品货币经济有了较为显著的发展。而且，这种发展的势头，并没有因为明朝的灭亡而迟滞。
清朝建立后，特别是到了康熙、雍正和乾隆时期，也就是“康雍乾盛世”时，国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相对安定，商品货币经济自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据刘献廷编撰的《广阳杂记》记载:
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惟汉口耳。
可见，商品货币经济在当时不仅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且，区域间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也表现得愈发明显。
为了加速商品的流通速度和流通范围，自然要求货币的周转更为快捷和便利，逐渐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种背景下，开始促使封建金融机构突破以往的业务范围，尝试向信贷领域逐步过渡和拓展，逐步形成了一种专营钱钞货币汇兑业务的机构，称为“票号”或“票庄”。
清道光初年，山西商人雷履泰敏锐地察觉到汇兑业务的广阔发展前景，将普通的颜料庄“西裕成”改组成为专营汇兑的票号，起名“日升昌”。由此开始，山西乃至全中国的第一家票号正式出现。
雷履泰在创立“日升昌”之初，主要以经营汇兑业务为主。不过，受阻于地域的限制，票号业在初期发展后，很快就遇到了瓶颈。
由于山西商人货通天下，商品涉及茶叶、药材、绸缎、瓷器等各类，之前一直沿用托镖起运金银的方式，已经显现出诸多的不便。而票号业在初形成时，覆盖范围十分有限，这就是它发展中遇到的第一个瓶颈。
日升昌票号
“日升昌”票号为了打破这种行业局限，先后在北京、天津、汉口、济南、成都、西安、开封、重庆、南昌、长沙、厦门、广州、苏州、扬州、南京、上海、镇江、奉天等地，纷纷设立了自己的分号。
之后，票号不仅业务量越来越大，而且业务种类也越来越多，从以往单一的汇兑业务，逐步扩展到存、放、汇、贷和中间结算等多种业务。一句话，票号业在形成后，逐步发展和完善，最终开始全面兴起。
要提票号业的发展，必然不能绕过一个人，他就是电视剧《乔家大院》的主人公乔致庸。正是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票号业才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初步实现了“汇通天下”的夙愿。
乔致庸（1818年——1907年），字仲登，号晓池，山西省祁县乔家堡村人。他是清朝末年时最著名的一位晋商，被人尊称为“亮财主”。
乔致庸虽出身于乔家这样的商贾世家，但自幼便父母双亡，由兄长乔致广抚育成人。他从小读书习文，意欲走上一条仕途之路。可惜，在仅仅考取秀才后，兄长便因病故去。
为了撑起家业，乔致庸只得弃文从商，改变了自己的初衷。关于这段历史，《乔家大院》演绎得基本属实，没有太过修改。
在乔致庸执掌祖业后，他本着“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的原则，一步步将乔家的生意做大做强，成为了山西当地最著名的商户。
乔家壮大后，为了进一步顺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乔致庸将大德兴改名为大德通，将原先主营的茶叶、药材和皮货等业务，转向了票号业。从此，乔家票号逐步扩散到了全国各地的主要商埠和码头，成为全中国最大票号。
乔家大院剧照
在电视剧《乔家大院》中，乔致庸经商选择尽量避免和官府打交道。可真实历史却并非如此，乔家的崛起和清廷大有关联。
1875年，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负责平定新疆，但清廷的国库中却拨不出银两充作军饷。除了向国外借款外，左宗棠还要求民间积极募捐战款。对此，许多的富户都消极应对，惟有乔家在大局面前慷慨相助。
在西北的战事平定以后，左宗棠奉旨回京，途径山西时专程拜访了乔致庸，并且为乔家题写对联一副：
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
1900年，伴随着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慈禧太后仓皇逃往陕西西安避祸，途径山西祁县时已经是狼狈不堪。伴驾西逃的内阁学士桂春，屈尊向山西商人写信:
銮舆定于初八日启程，路至祁县，特此奉闻，拟到时趋叩不尽。
乔家立即将大德通票号隆重装典，作为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临时行宫。为了解除慈禧銮驾的窘境，还主动提供了十万两白银做路费以示孝敬。慈禧太后大为感动，为乔家亲题四个字：
福种琅环。
乔家大院正门
今天，这四个字就悬挂于乔家大院的正门。
慈禧在庚子国难后返回京师，清政府立即将各省的公款汇兑业务，下放交与晋商票号办理。由此，山西票号赢得了丰厚的利润和回报，据《山西票号史》记载:
大德通票号在光绪十年时，每股分红是八百五十两；光绪十四年时，每股分红增长到三千两；而到了光绪三十四年时，每股分红增长到一万七千两。
就山西票号这种增长的势头和规模，是其他任何的行业都难以企及的。
在票号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仅乔氏一家的票号，一年的流动资金就达到了白银八百万两到一千万两之多。那么，在如此巨大的流动资金背后，究竟包含了多少利润。
票号行业的利润，大致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这是票号的最初主营业务和利润来源，也很容易理解，就是通过每一笔的汇款来收取相应的汇费。
在初期的汇兑业务扩展延伸后，票号开始经营存、放款的业务，赚取其中利息的差额，称为利息收入。
由于中国疆域广阔，各地流通的白银，其成色和品质并不统一，而且差别甚大。为了建立统一的标准，通常以总号的存银为衡量依据，会以成色和比重不足为由，收取少量的损耗费用。
面对不断的内忧外患，清廷早已财政枯竭。于是，一系列的苛捐杂税便接踵而至，比如海防捐、车马捐、煤炭捐、河捐、路捐等等。通常，清廷多会委托票号代捐，而每一笔的代捐，都有相应的手续费。
清后期时，政府大量向国外银行进行各种借款，而通常情况下，国外银行不会运来沉甸甸的真金白银，只能通过票号作为双方的中间人。类似于这种服务所得，就是其他收入来源。
对于一向谨慎保守的山西商人，经营票号的本金，通常都是祖上几代贩卖茶叶、布匹、药材等生意的积累所得，很少有负债经营的。而且，在具体的经营中，山西票号采取掌柜负责制，类似于今天的职业经理人制，其管理也比较科学和严谨。因此，票号业的利润是非常可观的。
粗略统计，乔致庸除了拥有“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乔家大院以外，还在全国各地拥有票号、店铺等不下200多处，总资产绝对在几千万两白银以上。
山西票号的发展高峰期，得益于与清政府的大量资金往来，从巨额的国库公款中获取了丰厚的利润。据《山西票号史料》记载:
辛亥革命前，山西票号年平均汇兑公款四百五十五万两白银。1906年的汇兑公款数，竟然达到了两千两百多万两。
而且，与普通客户5‰——10‰的汇兑费用相比，政府承汇的汇费相当高，竟然达到了2%——5%。诚然，这其中与各级官员需要支付数额不等的行贿费用，但算下来的净收入，依然要明显强于普通的汇兑收入。
不过，山西票号与清廷之间太过于密切的资金往来和过度的长期依赖，成为其日后衰亡的最大隐患。
1905年，清政府设立自己的户部银行，仿效西方国家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同时规定，各地应上缴户部的所有款项，一律交户部银行兑缴京师，不再通过民间票号。
1908年，清政府设立了官办的交通银行，逐步抢占了原属票号的其他业务。这样，票号的业务范围被日益挤压。
1910年，英国人麦边的诈骗行为，引发了“橡胶股票风潮”，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下，中国的各类票号和钱庄均损失惨重，彻底转变为衰落期。
如果说，山西的票号业在面临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革时，尚能苦苦支撑的话。那么，辛亥革命就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清王朝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而长期依附于清政府的票号行业，自然遭到了灭顶之灾。据吴钩所著的《山西票号的信用》记载:
辛亥革命前夕，全国尚有二十六家票号存世，之后逐年递减。到1934年时，只剩下三家山西票号“大德通”、“大德恒”和“三晋源”还在垂死挣扎。
中原大战后，冯玉祥溃败逃亡，其军需粮草皆由乔家在包头的商号垫支。保守估计，乔家因此而损失的粮食在五百万石以上， 大洋在一百五十万块以上。
侵华战争期间，日军攻入包头后强占了乔家所有的店铺。再经历了之后的解放战争，乔家的生意已经是奄奄一息，再无回天之力。这种结局，恰恰是晋商票号官商一体的必然。
从票号业的兴起和消亡历程不难看出，尽管它存在过相当的时代进步性，但却并未真正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尤其是，新式银行出现后，票号业对这一新兴事物太过排斥，仍然坚持自己长期一贯的内部管理体制和模式。
随着清政府设立了自己的官办银行，大幅度侵蚀了原来票号的业务。山西票号业中，曾出现过联合改组设立新式大银行的呼声，但很快遭到了票号中保守和顽固派的坚决阻挠。最终，票号业丧失了这一次最后自救的机会。
辛亥革命形势图
辛亥革命爆发后，给本就举步维艰的票号行业以致命打击。由于票号的主要财源和重心皆在南方，而辛亥革命又率先爆发于南方，而且，随着战争的不断深入，工商业和手工业都相继破产和倒闭。加之，百姓对于战乱的恐慌，在全国范围内都出现了挤兑风潮。
那时，倘若山西票号在北方的大本营能有充足的白银储备，尚有可能应付挤兑。但事实却是，许多票号缺乏储备，因无力应兑而被迫倒闭，即便有幸存下来的，也都声誉严重受损。
总得来说，辛亥革命还只是票号业衰亡的直接导火索，并不是根本原因。
文史不假个人认为，票号业灭亡的根本原因，还在于自身的固步自封，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缺乏准确的判断，对于新式的银行太过于仇视，缺乏一种与时俱进的态度。
票号业虽然已经消亡了将近七八十年，俨然就成为了历史的过往。但是，票号业对中国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的发展和影响却是功不可没的，为近代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独特的推动作用。
基本上，票号所创立的一系列业务、制度、手段甚至某些管理理念，依然存在于今天的现代金融业中。
例如，票号在“密押”方面详尽严密和完善，甚至在某种程度讲要强过今天的银行存款单或汇款单，几乎没有史料记载过，票号业中有因为票据作假而被诈骗的事例。所以，有人说票号是中国银行业的鼻祖，笔者对此深表认同。
在大力提倡诚信经商的今天，山西票号的诚信精神更需要被大力弘扬。票号内部坚持认为:
与人相对而争利，天下之至难也。
山西票号摒弃了“商人只逐利”的片面思想，旗帜鲜明的树立了义利思想，认为义字当先才是商人应具备的诚信本质。
还是以最具代表性的晋商乔家为例，在乔致庸过世后，乔家的票号已经处于日薄西山的境地。但是，乔致庸的后人依然延续着乔家祖训，坚持义在利前的思想。
中原大战结束，阎、桂、冯被蒋军击败，山西境内出现了经济衰退。阎锡山之前发行的晋钞大幅度贬值，只得通过发行新币来缓解经济压力，同时变相转嫁责任给普通百姓。
当时，已经深处困境的乔家票号，完全可以遵照政府的要求，废除旧币，收兑都用新币。甚至，还可以借此机会伺机实现翻身。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和百姓的利益，大德通票号坚持继续收旧币，虽然造成了票号的巨亏，但却维护了诚信经商的招牌。
乔家大院在中堂
“义在利前”的商业理念，是由山西票号所极力推崇并维护的准则。这个准则，同样适用于今天的金融业和其他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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