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相信很多人不会陌生，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官员选拔机制，从科举制度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一直吸引着人们的关注。它不仅是封建王朝时期皇帝统治天下的基础，更是底层民众向上流动最重要的途径，对于古代中国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但鲜为人知的是，科举制度的影响，早已突破了国界的限制，对远在大洋彼岸的西方，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西方留在我们脑海之中的印象，好像就是古老的城邦制，是中世纪的教会，是发达的商业活动，甚至是大航海时代的殖民侵略。 可这些都是西方文化的外象，作为世界文化的另一个中心，欧洲古代官员选拔，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又与科举制有怎么样的渊源呢？
这就首先要从西方最早的文官制度开始说起。
首先要说的一点是，之所以强调是文官制度，实际上强调的是国家的统治能力。马克思在其著作《政治学》中曾说：
“古代国家职能主要是政治统治职能，任何私人事务都带有政治色彩，何况官僚制度。”
因此文官制度，其实代表的是国家的政治统治能力。那么古代西方的文官制度又是什么样呢？
十八世纪以前，欧洲最常见的文官制度是“恩赐制”和“世袭制”，世袭制不用多说，所谓的恩赐制，即君王或者掌握权力的教会，城主等将权利和官职“恩赐”给贵族，然后贵族回报以对君主的忠诚。
在这种制度之下，君王的意志就成了选拔官员的决定因素，因此难免出现任人唯亲的现象，带来政府机构低效，结构性腐败的后果，与同时期中国的科举制度相比，显然是有所不足的。
当然这也跟西方古代的政治环境有关，不同于中国古代曾多次出现长期的大一统王朝统治，欧洲历史上，分裂的时间要远远大于统一的时间，国家各自为政，小到甚至一座城就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在这种清醒之下，也不需要繁复的文官制度来管理管家。
但是到了中世纪末期，随着工业革命个文艺复兴的出现，中古时代的城邦制逐渐退出舞台，整个欧洲被整合为几个大国，人口和土地的增加都急需着一种新的，能够取代古旧的世袭制和恩赐制的文官制度出现，这个时候，来自中国的科举制度，给西方文官制度指明了方向。
中世纪末期，意大利探险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将当时中国的科举制度记录在自己的著作《马可·波罗游记》之中，带回欧洲。
其后传教士利玛窦等人也详细的考察了当时中国的科举制度，并将之介绍给西方世界。
十八世纪以后，西方思想启蒙开启，科举制度所体现出的“机会均等”的原则，正符合了当时“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比之贵族世袭制，恩赐制之类的西方文官制度，先进了不知多少倍。
在此基础之上，西方国家在19世纪初，纷纷建立的以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为蓝图的文官制度，并一直沿用至今。
从这个角度上讲，现代意义上的西方文官制度，是在古代中国科举制度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保留了科举制度的很多特点，最典型的就是以考试来决定官员的认知资格，这相较于西方古代的世袭制和恩赐制，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由此可知，西方在中古以前，其实是没有成体系的文官制度的，全靠着封建贵族世袭和君主的“恩赐”才任命官员，到了中世纪末期，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端和文艺复兴的兴起，欧洲大陆上分裂的状态逐渐被整合，不论从思想上，还是客观治理上，原来的制度都不能满足生产关系的转变，这时，马可·波罗等人从中国带回的中国科举制度，就成为近代西方文官制度的蓝本。
科举制度毕竟是中国封建时期的选官制度，尽管其方式上几乎领先了西方几乎一个时代，但毕竟与当时西方的社会状况不能无缝对接，在此基础上，西方各国都根据自己的需要，对科举制度作了一定的改善和创新，最终形成与古代科举制度同源但更进一步的现代文官制度。
首先，科举制度有个显著的特点是，不论做什么官，考试的内容都是一样的，都是四书五经。
《明史‧选举志》记载：
“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
这在古代的中国，因为整个社会都是以农业为主，治理百姓并不需要懂太多技术型的问题，所以并没有什么不合适。但是到了近现代的西方，随着科技革命带来的公重的多样化，很多管理专业领域的官员，如果没有相应的知识，就很难开展工作。
因此，西方现代文官制度，相对于科举制度最大的革新就是细化了考试内容，不再按照统一的标准来选拔官员，而是根据现实情况，选拔那些对本领域知识有相应了解的官员来实行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外行”管“内行”的问题。
另一方面，因为近现代政党制度和职业政客的出现，西方的文官选拔制度还出现一个科举制度没有的优点，就是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分开。
实际上“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区别，在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下，就已经产生了。所谓政务官，就类似于古代科举治下的“清流”，这些人只参与国家大政的讨论，不参与地方具体事务的管理。而“事务官”类似于古代的“浊流”，通过科举制度后被派遣到地方，负责地方政务的具体施行。
但与中国古代不同的是，西方现代的文官制度下，政务官和事务官一般是不能兼容的，但中国古代不同，所谓“猛将必起于行伍，宰相必发于州郡。”科举制度下的政务官和事务官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但这种转变有利有弊，从下到上的转变，自然有利于国家统治，但是从下到上的转换，却不一定能收到好的效果。
因此，现代西方的文官制度在吸收科举制度的基础之上，做出了新的改变，彻底将事务官和政务官区分开来，避免了出现纰漏的可能。同时两套体系的相对独立，也保证了即使在政务官出现缺位的时候，国家也能够正常运转。
由此可以看出，西方现代文官制度，在科举制度的基础之上，做出了一些顺应时代的创新和改变，这种改变满足了生产力发展的去求，促进了西方世界的发展。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大航海时代的开辟，闭关锁国的中国开始逐渐落后于世界，并最终导致了近代末年那场民族的灾难。
为了能够重新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曾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学习模仿西方的一切，包括政治制度，科学技术等等，以至于到现在还有人认为西方的月亮更圆一些。
实际上，中华文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其政治制度，文化水平，都是领先于时代，比如从隋唐时就开始在中国建立的科举制度，就是西方近现代文官制度的蓝本。
这足以我们的传统文化本身并不是一无是处，但这并不是说不需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制度。任何先进的文化，想要保证一直先进下去，就需要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中有营养的部分，才能永葆青春活力。
同时，这种吸收绝不是粗矿的生搬硬套，而是基于自己的文化基础，社会需求之上，批判性的吸收和借鉴，然后最终达成满足当下社会需求的目的。
被称为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清末学者魏源，曾在自己的著作《海国图志序》之中记载：
“是书何以作？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现代的中国不用再“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文化本身的特性，要求它必须得不断革新才能进步，这种革新从何而来，就是要通过不断的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点，是吸收，也是融合。而在融合的过程之中，又必须保证自己的独立性，才能不被融合，被吸收。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对西方现代文官制度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反过来，西方现代文官制度建立的过程中，对于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吸收和接纳方式，也对我们今天的中国，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综上，我们可以得知，西方现代的文官制度，实际上是借鉴我们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结合自身发展需要而发展而来的一种文官制度。
这种制度在借鉴科举制度公平选拔的基础之上，更融入了新时代条件下，对于官员素质本身的要求，细化了官员选拔考试的内容，使得负责方针大政的“政务官”与负责具体实行的“事务官”区分，既有效的推动了人才的上下流动，也保证了现代国家的平稳有序运行。
现在是历史的延续，今天是过去的重演。通过解读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和西方文官制度的渊源，能让我们意识到自身传统文化的先进之处，也学习到西方对于外来优秀文化制度的态度，只有同时满足了这两个条件，中华民族才能一直站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前沿。
参考文献：
《马可·波罗行纪》
《海国图志》
《明史·科举志》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