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之制，盛于唐而狃于宋，至明始坏。而论及明代的科举，八股文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所谓的“八股”，是对于科举考试中特定文体的一种称呼。这种文体有着严格的规范，士子们必须按照官方规定的模式进行写作。
在名家所著的各类中国文学史中，很少有提及“八股文”的著作。想来也是，不仅是后世的研究者们对八股文嗤之以鼻，就连明代的士子们对八股文也抱有厌恶之意，只不过八股文为他们的进身之本，才勉强习之罢了。
清朝方苞编撰的八股文选本：《钦定四书文》
八股文的考试是贯穿明清两代的。话虽如此，我们亦可以将明朝单独拿出来研究八股。在笔者看来，八股文代表着两层含义。其一是文体上的限制，此即所谓的八股体制；其二是经义上的限制，这一点便关乎思想了。这两种含义并不是同一时间形成的，它们各有其发展的规律。我们今天就来谈谈明代的八股文。
唐诗宋词元曲，这是我们众所周知的文学成就。可当历史发展到明朝，似乎就断了代。其实，明朝也有其文学上的产物，那就是八股文。八股文虽有一个“文”字，但其却不像普通文章那样的松散，八股文自有一套严谨的格律、对仗。
从文章段落来讲，八股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组成。然“八股”之名并非因其有八个板块。“截本题为两截，每截作四股”，八股文的题目出自四书五经中的短句，比如一题是“百姓足，孰与不足”，让你以圣人的口气来写一篇八股。那么你前四股就要写“百姓足”，后四股则写“孰与不足”。股是相对的意思，所以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共有八段，这便是八股文名称的来源。
除了文体上的限制外，八股文对文章的思想亦有严格的限制。《明史·选举志》谓八股文“代古人语气为之”，即写作八股文的士子们必须以圣人之语气阐述圣人之思想，不能掺杂个人思想于其中，这亦是八股文饱受诟病的原因之一。
要研究八股文，首先我们要知道它为何成为当时的主流。明朝将科举发展到了极致，明初选官，有科举晋升、有荐举出身、有学校晋升。其后，科举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自英宗以后，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明代宰辅，出自翰林院的占十分之九。
荐则先进士，劾则先举监。同一官也，不敢接席而坐，比肩而立。
——丘橓
科举即为进入宦途之主流，那科举考试自然被天下士子所重视。明代科举共考三场，第一场考四书义、五经义，此场便是八股文；而二三场考的是策、判、论等等。据顾炎武所言，明初三场之制，虽有先后，而无重轻。到后来“主司阅卷，复护初场所中之卷，而不深求其二三场”。在此等形势之下，士人们便开始专攻经义而不论其他。如此，八股文便成了明代社会的主流文学。
八股文并非明朝一建立就确定下来的制度，据当今学者考究，明朝第一次科举考试，即洪武四年二月的会试题目是“四书疑”，而非“四书义”。（洪武三年八月各地乡试，次年二月在京师会试）所谓四书疑就是列举四书中的一段，然后提出一个问题让考生阐述；而四书义则只是让考生解释四书的意思罢了。这种题目在后世的八股取士中是不可能出现的，此亦可以证明明初并无禁锢思想一说。
从洪武三年开始，明朝设立科举。因当时人才稀少，所以科举连续举行三年，其后朝廷又废科举不用，以荐举、学校选官。洪武十五年，朝廷再次设立科举，随之而来的却是思想禁锢的开端。
《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
——明史·选举志二
科举再次设立时，四书五经的主流注释被官方确立。其后，到永乐十二年，国家颁布了官方编著的注释：“命湖广金幼孜、杨荣等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当官方注释的地位被确立，这就意味着今后读书人只能被动的汲取统治者所希望灌输的思想，而不能独立的开创与思考。所以顾炎武悲愤的说：“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
思想禁锢被确立下来，文体制度便呼之欲出了。目前主流的说法是，八股文的写作格式是在明宪宗成化年间确立起来的。成化以后，才有了八股之名。嘉靖年间的首辅徐阶曾说：“在宣德以前，场屋之文虽间失之朴略，而信守经传......至成化、弘治间，则既彬彬盛矣”，场屋之文，即是科举考试中的文章，徐阶所言的“失之朴略”，说的就是此时的文章并没有太多的限制，较为松散；而到成化以后，“彬彬盛矣”便说明此时文章已经有了确定的格式，八股文体被正式的确立下来。
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十六》
徐阶所言有一空白期，在宣德至成化之间，还有英宗、代宗二帝，这个时期大概就是八股文体制形成的过渡期。在成化以前的史料记载中，有很多强调科举文章格式的诏令，例如考生不准再在文章中写题目凑字数，考官取文务敦实典雅、不许浮华等。这些都在促使八股文格式的诞生。
除了官方的努力，当时的大学者们亦想开辟出务实、淳朴的文风。丘濬是明初的著名学者，景泰五年进士及第。《明史》在其列传中写道：“时经生文尚险怪，浚（濬）主南畿乡试，分考会试皆痛抑之。及是，课国学生尤谆切告诫，返文体于正。”丘濬的思想或可以代表当时文坛的一股风气，那就是所谓的“返文体于正”。何谓正？古语云大道至简，简即朴实。学者们希望将当时文风从险怪纠正至朴实，而八股文体不就正是他们想要的吗？
明朝中后期，随着心学的兴起与讲学的盛行，官方颁布的正统思想受到了动摇，程朱理学也不再处于垄断地位。此时的明朝文坛，颇有一股“文艺复兴”的风气。首先是徐阶、李春芳二人极力的推崇王阳明之心学，《日知录·卷十八》引艾南英曰：“嘉靖中，姚、江之书虽盛行于世，而士子举业尚谨守程、朱，无敢以禅窜圣者。自兴化、华亭两执政尊王氏学......科试文字大半剽窃王氏门人之言，阴诋程、朱。”此记载可以说明明朝中后期王学开始逐渐蚕食程朱理学在科举中的地位。
隆庆二年会试，为主考者厌《五经》而喜老庄，黜旧闻而崇新学。
——《日知录》
明中后期的思想，除了心学兴起外，还有老庄、禅道等等随之而来。徐阶《世经堂集》谓：“正德以降，奇博日益，而遂以入于杨、墨、老、庄者，盖时有之。”当时亦有臣子上疏说：“背弃孔子，非毁程朱，惟南华西竺之语......”总而言之，明朝后期开始，官方确立的思想已经渐渐受到挑战，士子们开始趋向于更加令他们感兴趣的学问。
徐阶影视形象
随着明朝科举制度发展到后期与民间学问的兴起，八股文正受到日益严重的挑战。明末思想家王夫之言：“此正束缚天下文人学者一微纆而已......三百余年，如出一口，能不令后人笑一代无有眼人乎？”确实，当八股文发展到后期，各式各样的弊病开始显露出来。文人们不满朝廷对思想的禁锢，士子们利用八股文的漏洞滥竽充数。因为八股文的题目只从四书五经中抽取，而当时朝廷又剔除了很多四书五经中不用读的章节，所以当时朝廷出题的范围很小，于是在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中，兴起了一股“押题”的风气，时人谓之“拟题”。
本经之中，场屋（科场）可出之题不过数十。富家巨族延请名士馆于家族，将此数十题各撰一篇......入场命题，十符八九。
——《日知录·卷十六》
朝廷发现了这股风气，便想尽办法制止。官方的制止方法是，从四书五经中随便抽出两句名言，然后拼凑作为题目，这种做法自然是适得其反的。文坛的风气或因此而更加低贱。
八股文体制的确立，从思想上来说可谓是时代的退步。正如钱穆先生所言，学校（国子监）能培育优秀的人才，而科举却只能从已有的人才中挑选出朝廷希望的人才。有人说，八股取士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科举的公平性，并非百害而无一利。我们不否认这种说法，确实，八股文中不乏优秀的文章，八股取士也的确能令一部分士子精通经史子集，从而为朝廷效力。但事物皆有两面性，毋庸置疑的是，八股文体制的弊端远大于其所带来的利益。当思想被禁锢，文体被禁锢，无论文学还是时务，人们都很难再开创出崭新的时代。正如上文所引王夫之所言，三百余年，如出一口，能不令后人笑一代无有眼人乎？而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后世之人可以极其贬低八股，但我们亦要借鉴八股，以避免旧路。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阿房宫赋
参考文献：
【1】《明史》张廷玉等；
【2】《大明会典》万历本；
【3】《日知录》顾炎武；
【4】《国史大纲》钱穆；
【5】《八股四题》吴承学、李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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